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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付三妮给孙子烤衣服不小心把家点着了,不幸被烧成了重伤。医院全力抢救,最后下了通知:最多撑一天。 可是,付三妮却奇迹般地忍着全身剧痛撑了7天,这时候,家人都知道她这是在等丈夫啊! 为了让付三妮安心离开,崔家人伪造了一个骨灰盒,他们告诉她,丈夫崔志尧早就死了。 付三妮哭着抱着骨灰盒喃喃道:“终于回来了。”
弥留之际叮嘱子女:“你们一定要给我穿上红嫁衣!只有这样才能认得我。”
老人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
1914年的行唐县庄头村的老崔家迎来了一件喜事,他家的媳妇又给家里添了一个大胖小子。因为崔家已经有了大儿子崔喜尧,所以崔家户主就给这个老幺取名叫崔志尧,希望他长大后可以有出息,有志气。尽管崔家不过是小县城里的小门户,但是从崔家老先生那辈起就已经进入私塾受教育。多年以来崔家虽没出过状元及第之类的人物,但是崔志尧的爷爷和父亲对于家中子弟的教育十分关注,也非常严格。
崔志尧逐渐地成长起来,成绩在校内也是一直遥遥领先。充满正义感的他,对社会的黑暗非常不满。当他看到军阀和奸商之间互相勾结,坑害小民百姓之时,崔志尧随即组织校内进步学生,一起上街游行,并鼓动周围的群众们,敢于和奸商作斗争。随后激昂的百姓们,当街砸了奸商的商铺。为此,崔志尧被官府以煽动群众闹事罪名抓捕,并扣押了起来。得到消息的崔家上下,顿时慌作一团,众人四下找人托关系,找门路搭救崔志尧。最后还是爷爷借了100块大洋的高利贷,才将他救出,但崔志尧这一闹,也引起了官府注意,盐价随之下降,百姓受益,只是100块钱的高利贷,对他的家庭造成极大困扰。
崔志尧也意识到了这种做法,根本无法瓦解这些军阀的实力,他需要更加强大的能量。
1927年,这个普通的农户家庭发生了一件大事,家中的两个儿子皆考入了师范大学。
消息一经传出,家里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爷爷带着两个孙子去了祖宗坟前,许下了光宗耀祖的美好愿望,然而这时候的爷爷没有意识到,未来所发生的事与他的期望相差甚远。
1930年“反帝大同盟”在保定二师成立,崔志尧积极参与其中,并成为骨干成员。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镇压这些爱国学生,出动军警包围学校,以“学生闹暴动”为由,不仅将这些学生开除学籍还发出通缉命令。
崔志尧生死未卜,这个消息传到家里后,母亲和爷爷大病一场,相继离世。他大哥崔喜尧在爷爷的嘱咐下挑起了整个家的重担。
崔志喜是读书人,一心学业,两耳不闻窗外事儿,更没有经历过什么风浪,在母亲、爷爷离世后,照顾一大家子,本就让他压力巨大,更不巧的是,当家没多久,家里的骡子竟然在水井里淹死了。
在当时的农家,骡子是家中绝对的壮劳力,失去骡子的崔志喜一时想不开,竟然上吊自杀了。
崔志喜的老婆丢下尚在襁褓的女儿改嫁他乡,紧接着,奶奶也病倒,得了偏瘫,好好的一个家,就这样支离破碎……
当时,国民党已经撤销了对他的通缉,因此他回到了家乡,承担起了家里的重任,还在庄头村学校应聘当了一名教师,为青年、农民宣扬革命思想。
奶奶考虑到崔志尧性格不安分,况且年纪也不小了,就托媒人给他物色了一个媳妇。奶奶知道他眼光高,普通的女孩他瞧不上,于是千叮咛万嘱咐媒人在说亲时,一定要找漂亮贤惠的。媒人按照她的要求,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行唐县贾素村的,名叫付三妮。
但家中的环境却和媒人说的大相径庭,哪有宽敞的院子,分明是两间破旧不堪的屋子,里面也没有像样的家具。
家里的情况更差,崔母早年生病去世了,家里的长辈只有“药罐子”的爸爸和瘫痪的奶奶,大哥留下了3个孩子,剩下的5个是弟弟妹妹。家里的田地被卖掉了大半,这个大院子是唯一值钱的家当了。
这要是其他人,看到这情况,估计扭头就回娘家了,但是付三妮见到崔志尧后动摇了。
崔志尧揭开盖头,看到美丽的付三妮,脸瞬间就红了,低着头结结巴巴地说了两句话。
一句是:“你穿这身嫁衣真好看。”
还有一句是:“对不起,让你受苦了。”
两句话,让付三妮觉得这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并且很有同理心的男人,既然已经嫁进来了只能随遇而安。
她想着:即便家庭条件现在不好,两个人也可以一起去扛下来,努力创造更好的生活。
都说长嫂如母,以后家里都要靠三妮照顾了。
婚后的日子,正如付三妮想象的一样,做饭洗衣,照顾一家老小。
虽说日子过得清贫,付三妮也从来没有叫苦叫累,两个人的感情也日益升温,丈夫对她体贴入微。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崔志尧看尽了社会的黑暗,立志为中国的劳苦大众再造山河。他早在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行唐县第一任团委书记。成婚后的崔志尧一边在村里教学,一边组建“读书会”宣传革命思想。
婚后,崔志尧也会给付三妮讲自己真实身份和正在极力去做的事情。
付三妮得知丈夫的真实身份后,被他的革命精神打动,十分支持他的工作。三妮虽然不知道“革命”是个什么东西,但她觉得,丈夫和他的同伴要做的一定是一件惊天动地、撼山震岳的大事。
当丈夫和同志们在家中秘密开会时,付三妮会站在外面为他们站岗放哨。慢慢地,行唐县的革命队伍逐渐壮大,崔志尧也成为当地的县委书记。
1932年6月,以博古为首的党中央要求北方各地发动暴动,建立红色政权。中共直中特委决定在正定、新乐、行唐、藁城、灵寿五县发动暴动,可惜因为叛徒出卖,暴动以夭折告终。
没过多久,行唐县又搞了一次“水泉暴动”,结果没过五天就被反动派镇压了。
连续两次暴动让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恼怒,在行唐县大肆抓捕共产党员,当地的形势也越来越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决定安排转移。
据行唐县党史资料显示,1933年,由直中特委组织的五县农民联合暴动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军队到处抓人。当时,有人通知崔志尧撤离。
在走之前,他不顾生命危险回到家,嘱咐付三妮:“如果三天后我还没回来,就烧掉家里的书和资料,不要让这些东西连累你。”
临走时,崔志尧哽咽地对身怀有孕的付三妮说:“这个家,就交给你了!”
望着丈夫远去的背影,付三妮再也抑制不住激动的泪水,跑到门前喊道:
“不管你走多远多久,我都等你回家。”
夫妻俩谁也没想到,至此一别,竟是永生。
三天后,崔志尧没回来,付三妮烧掉了他嘱托的东西。付三妮独自一个人照顾着一家老小,她一直坚信崔志尧会回来的。
等待的时光总是漫长的,在付三妮生完女儿“忙儿妮”后,崔志尧没回来。
那段日子苦得不行,她每天都到地窨子里织布,补贴家用,女儿一天天长大,变得越来越懂事,可丈夫依然杳无音信。每次想起丈夫,付三妮就打开自己的蓝包袱,拿出那件嫁衣端详半天。
忙儿妮4岁时,常常问付三妮:爸爸去哪儿了,她只好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维护孩子幼小的内心。
忙儿妮从小活泼可爱,给一家人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忙儿妮患上了荨麻疹,随之而来的就是疟疾。
这种病当然不会致命,可付三妮连几块钱的医药费都出不起,这导致忙儿妮的病情一度恶化,就连医生也束手无策了,最终夭折了。
忙妮的死让三妮悲痛欲绝,看到三妮那么伤心,娘家人过来想要把她接回去。
他们都劝着三妮:“志尧那么多年都没消息了,你现在还年轻,找个人嫁了吧。”
那一年,三妮只有23岁,正值青春年华。
她想着既然女儿都没有了,也许这个家与她再无牵扯了。于是,她带着沮丧的心情收拾好包裹想回娘家去散散心。
当她准备踏出门口时,小侄女突然哭了起来:“二婶,你不要走,我不要让你走。”
她已经照顾丈夫的弟弟妹妹5年多的时间了,虽然这些小孩一直称呼她为嫂子,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是母子(母女)。如果让付三妮抛弃这些孩子,她真的于心不忍。
于是付三妮擦掉了脸上的泪水,转身回屋把蓝包袱扔到一边,捋了捋额前的秀发,便一头钻进了厨房。
之后,在娘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后,她义无反顾地回到了崔家。只要活一天,她就等一天。
1938年,这年总算是有了崔志尧的一些音讯,崔志尧给家里寄了一封信,信中没有说明自己在哪,只是写到如果三妮想改嫁,让家人都不要怪罪她。
三妮哭着看完了这封信,她明白,丈夫的处境一定很危险,已经离家这么多年,还在记挂着自己的生活,可见,丈夫对自己的情谊是多么深厚。
如此一来,付三妮便更不会离开崔家了,她决心把自己一定要在这里等着自己的丈夫崔志尧回来!
而这一等,64年的光阴转瞬即逝,她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没能等回自己的良人。
在付三妮的操持下,几个小叔子、小姑子和小侄女都相继成家,奶奶和公爹也在她的照顾下安享晚年。
大家的生活都有了着落,随着年纪渐长也有了自己的儿女和孙辈。但和这些热闹一比,孤孤单单的付三妮就显得更加寂寥。
1968年,已经54岁的付三妮接收了崔家老五的孩子崔大平作为儿子,后来崔大平结婚生下了孙子崔建强。崔建强从出生开始,就一直跟在奶奶付三妮的身边,付三妮把自己对孩子缺失的爱都给了崔建强,对这个崔家男孩倾注了自己所有的关心。崔建强也从父亲那得知,奶奶苦了一辈子,是崔家的顶梁柱。
在与祖母的相处过程中,崔建强也逐渐知道了更多的有关于爷爷的事情,他很同情奶奶,他与奶奶一样期盼着爷爷能回来。
但与奶奶不同,崔建强心里明白,几十年过去了,爷爷除了来一封信之外,再没有其他的消息了,很可能是凶多吉少,或许已经不在人世了。
看着奶奶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待,崔建强始终没有说出心里的猜测。
1996年冬天,一场意外的火灾让付三妮生命垂危,尽管医生认为她只能再坚持一两天,但是付三妮心中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未能放下,硬撑了七八天。
为了让老人走得安详一些,崔建强和家人们特意为爷爷崔志尧做了一个牌位,还找来一个骨灰盒。
他们告诉付三妮,爷爷已经找到了,但是早已离开人世。
处于弥留之际的付三妮,看了一眼牌位,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处理后事的时候,家人没有给付香玉换上寻常的寿衣,而是换上了她当年的红色嫁衣。
因为付香玉说过:“志尧夸我怕穿嫁衣好看,他记得我们成亲时的样子,到了地下我们才能相见。”
而自从付三妮去世之后,慢慢成年的崔建强也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寻找爷爷崔志尧。但一个人杳无音讯几十年,想要找到,那无异于大海捞针。但是崔建强没有放弃,到处走访,把兴唐县附近的烈士纪念馆找了个遍,却没有任何线索。
寻找的范围逐渐扩大,崔建强的身体也不太扛得住了,经常生病,然而他就是没放弃,当被人问他为什么不放弃时,他就说自己的奶奶太苦了,等了爷爷几十年,他一定要完成奶奶的心愿。
2010年春节,崔建强在行唐县的资料室档案馆寻找关于爷爷的蛛丝马迹,但是这些档案中只记录了崔志尧在1933年之前的消息。
对此,崔建强并没有灰心,他仔仔细细将所有与爷爷有关的档案都翻了一遍。
终于让他发现一条线索,崔志尧在秘密转移后被组织派往江西以教师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还发现了崔志尧写过的一封信,地址是江西高安108信箱。
通过这条线索,崔建强与江西党史办取得联系并说明来意。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经过15年的努力,崔建强终于知道了爷爷的下落。
1939年,江西高安发生了“团山寺大惨案”。在学校教书的崔先生赤手空拳与之拼杀,掩护数百群众从浓烟中逃离。
鬼子的刺刀扎进了崔先生的胸膛,鲜血迸溅到脸上,滚烫又悲凉。牺牲的崔先生被鬼子推进烈火,烧得尸骨焦黑。
崔建强在江西高安找到当年团山寺惨案的幸存者,93岁的邓芒英和83岁的闵翠娥。
从两位老人口中得知,崔先生曾经在附近一所学校教书,可在一场战斗中为了救百姓壮烈牺牲。
这个崔先生就是崔志尧。
群众们为了感谢地下党的帮助,便在团山寺安葬了崔志尧等人。
崔建强听到这里时,早已泪流满面,两位老夫人也一直说着感谢的话。
2011年6月,崔建强在与当地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后,将爷爷的尸骨挖出来放到奶奶的蓝包袱里,带回了家,与奶奶合葬在了一起。
至此,分开整整78年的付三妮老奶奶总算是等到了她的丈夫崔志尧,夫妻两终于能长长久久地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