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说“有情怀写文章，已是很难得”。
现在无论是坐地铁还是火车飞机，看到最多的就是在刷着一个个不同的视频或打着游戏的人们。深处营销行业，每天都有各种调研报告都宣告着越来越多的人沉迷于视频类的流媒体，而渐渐远离文字性的阅读。
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坚持阅读的人，是难能可贵的。而坚持为这些还在坚持阅读的人写字的人，更是可敬的。毕竟他们是在共同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脆弱的习惯，一种让人觉得有必要保持但需要克服极大的娱乐天性和环境干扰的习惯。
所以，写字和阅读，作为最基本的人类技能，都已经变成一种“情怀”，一种略带理想主义、怀旧色彩的情怀。但在这个春天，这种“情怀”却释放了巨大的力量，让我们意识到，原来那些被我们认为即将被飞速发展的社会抛弃的习惯，原来是这么顽固的盘踞在身边，而且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发挥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正是写字和阅读，让我们见识了诗与反诗的斗争，从“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两个男人的隔空对战：六神磊磊说《假如你家漏水淹了楼下的地板》和胡锡进批评六神磊磊和他的“江湖”；两个女人的不同视角：作家方方的关切而又冷静的“武汉日记”和胡舒立客观而又克制的调查报道。
姑且不分优劣，不论对错，正是这些不同的声音形成的文字，才能在这个社会激起一个个涟漪，才能带动着身处各地、不同背景的人们加入讨论、进行反思，而后构筑起一个属于我们大家的共同记忆。
这并不是文字的“复兴”，因为它从来也没有离我们远去。
曾经，文字是一种何其珍贵的符号，被刻在古埃及祭祀背后的墙壁上，刻在古巴比伦的国王立法的石板上，古中国占卜的龟甲上。在文字被发明出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识字都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只有那些社会顶层的人才能拥有这种神奇的符号，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识字也变成改变个人命运，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随着全人类大步跨进现代化，识字阅读已经从当年近乎巫术的行为变成了一个现代人的基本技能。也正是这种普及，加速了思想的流动，刺激了人的创造力，让工业革命之后百年的社会文明发展程度超越了人类此前几千年的积累。
也正是在文字普及所带来的发展中，似乎也孕育了文字最大的对手和可能埋葬它的敌人——技术所带来的越来越易得的图像和视频。可以想象如果能够听到荷马现场的演绎，谁会愿意去翻看《伊利亚特》呢？
被图像和视频挤压下的文字，似乎要靠着一些它所独具的特性才能在这个时代残喘生存。“匿名性”，就是文字保有其生命力的一个保障。不同于视频、图像的抛头露面、音频的声纹可辨，文字可以让写作者安心的隐藏在其后，不用担心被读者发现，而读者也可以安心的阅读文字，暂时搁置对作者的想象。
而今，这种“匿名性”逐渐有了被滥用的倾向，就像我们不知道鲁迅究竟说没说过这样那样的话一样，“匿名”的文字也有了“盗名”的功能。各种流言蜚语，包裹着亦真亦假的文字，环绕在每一个读者的周围。这个现象加剧了人们阅读的代价，不仅要去理解内容，更要去在另一个维度区辨真假，从而增加了人们对于文字的不信任度和抛弃阅读的可能性。
另外这种“匿名性”虽然在某一个角度说是对作者和读者的保护，但同时也会变成传播者和接受者互相伤害的武器。就如现在逐渐肆虐的网络暴力，“键盘侠”匿名在文字的背后，以道德、伦理、民族等各种名义口诛笔伐，也平添人们对文字的厌恶之情。
但仅仅因为文字不如图像易得，和文字匿名性带来的负面效果就远离他的话，人类可能逐渐走回那个黑暗的世界里。
因为文字是激发人类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最佳工具。
普鲁斯特在他的《追忆似水年华中》，有一段惊艳了整个人类历史的描绘，由一口蛋糕引发出几十页的意识流奔涌：起先我已掰了一块“小玛德莱娜”放进茶水准备泡软后食用。带著点心渣的那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实了我……
文字与图像最大的不同是，图像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确定性，而文字则把万千种可能推到读者的面前。比如图像中只有一种美，她可以是奥黛丽赫本的优雅，也可以是费雯丽的风情万种，但只能在其中确定一个，观看者只能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在这一刻看到的究竟是哪个。
而文字中的美，仅仅在短短的词句中，就可以衍生出难以穷举的人生经验。“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日，飘飘兮如流风之回雪”，抑或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里描绘的不仅仅是洛神或者甄姬，抑或是貂蝉、王昭君、西施杨玉环。文字假借这些文化中共同的符号，在每个读者的脑海中，激发起了对美的无穷想象。
图像和视频，是一种不需要观看者思考的直给，而文字则是一把开启想象力的钥匙。图像中的一个春天，可能是柳丝长、桃花艳，但文字中的春天，只需这两个字，便可以打开每个人心中对春天的回忆。
一万个人心中，有一万个哈姆雷特。文字诉说的，不仅仅是作者的情感和经验，更是激发着读者的一种共同经历。在视频中，人沉浸进去，到了视频所构建的另一个世界中，而在文字中，人同样沉浸，却通过作者的文字，又走回到自己心里。
所以，创造着能够激发人们回归内心的文字的作者，和努力的通过文字探索世界和自我的人，都是可敬的。
然而除了以文字作为媒介所表现出来的人生的积极性之外，还有一个更可敬的地方，就是在于文字同时是一种记录的方式，是人们“见证”历史的工具，更是见证历史中悲痛与教训并尽量确保其不再发生的一种，也可能是唯一手段。
被誉为“人类的信使”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犹太作家维塞尔曾这样说：歌德说，人在悲痛的时候会沉默，这时候，上帝便把歌唱悲伤的力量给了人，从此人再也不可能选择不歌唱……我为什么写作呢？为的是受害者不被遗忘，为的是帮助死者战胜死亡。
而卡夫卡也讲过一个故事《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耗子民族在很久以前一直有唱歌的传统，而后来变为不懂音乐的群体。故事的叙述者说“我们这一代整个都不喜欢音乐。宁静平和算是我们最喜欢的音乐，我们生活得很艰难，即使我们有朝一日摆脱了日常生活的一切忧愁，我们也不可能达到如同音乐所能达到的境地，因为它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遥远了。”
但这个耗子民族里，有一个例外，就是女歌手约瑟芬，她认为歌唱是最崇高神圣的事业，毕生追求歌唱的完美。当她的同类被实际生活压得不堪重负时，她便献上独特的歌声。但耗子民族对女歌手的歌声并不感兴趣，这让女歌手越来越孤独，没有人懂得她的音乐，她的歌唱更是昭示着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悲惨的一个命运。最后，在“吹出一声口哨”后便拥有沉默了。故事的叙述者这样评述“由于我们不撰写历史，她很快就会像她的所有兄弟一样，在更高的解脱中被忘却。”
这段文字，有着双重的讽刺。在故事中，一个热衷歌唱生命的女歌手在“一声吹哨”之后选择了沉默，最终在一个没有书写历史习惯的耗子民族中被遗忘。而在故事外，叙述者或者作者卡夫卡本身，也在经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作为人类社会中那些为孤独歌唱，为苦难吹哨的人，也终究摆脱不了可能在沉默中解脱甚至被忘却的命运。
柏拉图曾经有过一个洞穴比喻。在黑暗的洞穴中，人们被缚而强行观看墙壁上真实世界的投影。终于有人挣脱了绳索，看到了真实世界。在柏拉图的叙述里，他们没有丢下黑暗中的同伴，而是执意要回到洞穴中，告诉那些还在洞穴里舒服过日子的人们，外面才有一个光亮的世界，哪怕冒着被生活在洞穴里的人孤立、无视甚至是迫害的风险。
巴塔耶在《文学与恶》中写道：人不同于兽，在于他们遵守禁忌。但禁忌是模糊的，他们遵守禁忌也需要违抗。违抗并不是由于他们愚昧无知，而是需要他们的坚定和勇气……文学的优先行动是一种挑衅。真正的文学是富于反抗精神的。真正的作家敢于违抗当时社会的基本法规。文学就是要怀疑规律和谨言慎行的原则。
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强调“见证”不仅仅是亲身经历灾难或见识、了解灾难，更重要的是用文字或行动来讲述灾难，并把灾难保存在公共记忆中。在人类共同面对的灾难面前，遗忘是不道德的，是对人类整体的不负责。只有记录下来，并通过记录的内容进行反思，才能避免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所以，如今写字的人，正是在记录这个世界这一刻变化的人，他们的文字，记录了人们在当下变化中经验的特点和情感反应，也帮助一代人保存了他们共同享有的一些经历，不论是幸福还是痛苦。但也许这种记录，在灾难面前，会显得更有人道价值。
这也并不仅仅是写字的人的责任，只有还存在读者，写字才会真正的实现它最终的目的。作者和读者，在见证历史这件事情上是“共谋”，只有他们共同的存在，才有可能在飞速发展的时代车轮中，发现那些被碾过的“微尘”。
在加缪的《鼠疫》中，里厄医生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坚持记录下自己关于鼠疫之恶的想法，因为他知道这份真实的记录有一天会成为“证词”，使人们至少回忆起有人曾经是非正义和暴力的牺牲品，也是为了告诉人们记忆者在灾难中学到了什么。
当鼠疫消退后，医生并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兴高采烈，“他明白这篇纪实写的不可能是决定性的胜利。它只不过是一篇证词，叙述当时人们曾不得不做了什么。而且在今后，当恐怖之神带着它的无情的屠刀再次出现之时，那些既当不了圣人、又不甘心慑服于灾难的淫威，把个人的痛苦置之度外、一心只想当医生的人，又一定会做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