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北人降清较早，朝中要职多为其所占据，基于此状况，部分南人便通过攻击北人，以此提升自身地位，为南人谋利。顺治二年的“冯铨”弹劾案便是南北士大夫矛盾的首次爆发，是清初汉官内部争夺政治权力的产物。

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江南人，与龚鼎孳有紧密的交情，且同样对阉党十分不满。顺治二年七月，面对北人占居要职的情况，吴达认为其中一些官员应将其罢黜，他上疏言：“今日用人皆取材于明季，抗直忤时，山林放弃，此明季所黜而今日当用者也。

逆党权翼，贪墨败类，此明季所黜而今日不可不黜者也。……江南既定，人材毕集，若复泾渭不分，则君子气沮，宵小竞进。

即如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辈，联袂而至，岂可概加录用乎？”吴达直言阮大铖、袁宏勋、徐复阳此等阉党旧人，乃“逆党权翼，贪墨败类”之辈，在明末已遭罢黜，新朝不应再次任用。

同时表示江南已定，且广有人才，并强调不应委任宵小之徒，以免损害君子志气，有抑北扬南之意，吴达针对冯铨、李若琳、孙之獬这类前明阉党成员的用意十分明显。

果然，一个月后，吴达再次上疏，此疏直指冯铨等北党成员，疏中列举冯铨向姜瓖索贿、纵容儿子冯源淮擅入内院张宴欢饮、票拟自专等罪，掀起一波弹劾北党的风潮。

紧接着御史、给事中纷纷上疏参劾冯铨，同时指责李若琳、孙之獬党附冯铨，大有明末党争再现之势。弹劾冯铨的核心在于冯铨以权谋私，是阉党旧人，有结党之患，因而请求将其“立彰大法，戮之于市”。廷讯时，双方互不退让，冯铨仰仗多尔衮恩宠，逐条反驳。

给事中龚鼎孳称冯铨是阉党旧人，依附魏忠贤作恶，冯铨则讥讽龚鼎孳曾降李自成。经查核，弹劾冯铨诸事“俱无实绩”，冯铨任事如故。

李森先、吴达等科道官则被多尔衮戒谕“此番姑从宽免”，如“不加改悔，定不尔贷”。表面上看，弹劾冯铨案与明末党争无异，是明末党争流弊的接续，实质上亦是南北双方对选官用人倾向不同所激起的区域对抗，此差异在陈名夏和冯铨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植党首在使自身党派之人占据要职，因而在选官用人的选择上，南北双方有各自的地域倾向，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陈名夏任吏部尚书时，在铨选官员时多偏向南籍汉官，且恃才傲物，爱争强好胜，与北籍汉官多有不合。陈名夏对北人十分轻蔑，极不欣赏他们的文采，从他的言谈便可得知：“北方之习，喜于抄旧，喜于好用不可读之句与字。”

讽刺北人短于创作，不通文理。不仅限于文采的歧视，陈氏对北籍官员，也是为之不屑，甚至否定北人为官对朝政的贡献，说他们“入署官人毫无补益，强言谈文，益足非笑”。

不仅如此，他还时常表现出其独有的南人优越感，即使如植树栽花时也用“向南者终佳”这样的双关语来表达他对南方的偏爱。

因此在选用官吏上，陈名夏总是偏向于南人，尤其偏爱江南人士，“所推毂南人甚重，取忌于北”。对于北人所推荐的人才，多不认可，有时甚至是忽略。

如在担任吏部尚书时，陈名夏曾主持一次铨选词臣的集议，当时“冯铨荐梁清远，范文程荐黄志遴，宁完我荐法若真”，结果陈名夏不将法若真上报，其余人则放在次选行列，十分轻视北方人才。

正是这种选人任官上的偏好，使得他常招致北人的不满和攻击。如顺治八年闰二月，陈名夏、洪承畴等人奉命甄别御史，张煊等十一名御史被调外转。张煊愤愤不平，便参劾陈名夏“结党行私，铨选不公”，矛盾跃然于朝堂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