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成都府知府吴元载:施政严苛,遭人报复,被朝廷贬职

文石斋主聊文化 2024-06-13 08:05:52

远观近鉴宋朝人•85•吴元载:施政严苛,遭人报复,被朝廷贬职

宋朝文官服饰

吴元载(948-1000),字咸熙,吴廷祚次子。《宋史·吴廷祚传》后有附传。1928年,《吴元载墓志铭》在洛阳出土,所记元载事迹对《宋史》有所补足。

《铭》记,宋朝建立的第一年即宋太祖建隆初年(960),吴廷祚任国家最高军政机构“枢密院”长官“枢密使”,成为国家最高执政大臣,13岁的元载因父亲的“恩荫”,被授予从九品下的“将仕郎”官职,实任掌管引纳臣民朝见太子、殿廷通奏等事的“右春坊太子通事舍人”,不到一年,即赐予他五品以上官员才可以穿的红色官服、佩戴的“银鱼袋”。

三年,吴廷祚出任秦州(治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知州,为照顾父亲,元载请求陪父亲赴任,获任秦州州衙亲兵首领“衙内都指挥使”。

乾德二年(964),吴廷祚转任永兴军(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节度使,元载随之改任永兴军衙内都指挥使。

开宝四年(971),吴廷祚去世,临终前上表朝廷,请求授予元载“东头供奉官”官职,朝廷批准。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元载升官职为“閤门祇候”,不到一年,借用“西上閤门使”官职,任祝贺元旦的“正旦国信使”,出使辽国。

五年,元载离京,出任管理扬(治今江苏扬州)、楚(治今江苏淮安)等八州、四军治安的“都巡检使”。

九年,升官职为“西上閤门副使”,不到一年,实任陕府(治今陕西延安)知府。

雍熙三年(986),改任秦州知州兼“管界沿边都巡检使”。

端拱元年(988),升官职为“西上閤门使”、“检校司空”。

淳化二年(991),升官职为“使持节、富州(治今广西昭平)诸军事、富州刺史”。当年转任成都府(治今四川成都)知府兼“管内桥道事”。

成都府地广事多,公文满箱,元载亲自一一阅读,从晨至暮,全无倦色,并周全处理,对错明白,一时监狱一空,居民安堵,但等到离任,叛乱猖狂,聚众繁多,图谋割据,杀气横塞山间,遗骸布满沟壑,元载却保全骨肉,安然得归。

然而,谁料有人毁谤元载贪污,怀疑其行囊有赃物,虽然自蜀抵京,盘缠很少,元载也知道自己被人告发,却因得了风湿病,脚膝酸痛,且朝廷不许寻医诊治,命令急速返京,无暇辩白,最终被治了罪。

五年,朝廷将元载贬为从八品的郢州(治今湖北武昌)团练副使。元载自叹时命,终无怨言。

至道二年(996),朝廷下令免去任命中“降职”的说法,改任为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单城镇)团练副使。

三年,元载升官职为“左卫将军”,退休。

宋太宗赵光义

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一月初三,元载在东京“景宁坊”私宅去世,享年五十三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归葬西京洛阳县平乐乡张阳村之吴廷祚墓地。

《铭》为私书,对元载多赞誉之辞,对其为何离任成都、遭人“毁谤”等都语焉不详。《宋史》附传则没有隐晦,对其性格、功过有“直书”之意。

附传记,元载任职秦州时,秦州长道县(治今甘肃西和县长道镇)有一个叫李益的“酒务官”,即管理全县酿酒、卖酒事务的官员,欺官害民,被秦州主管刑狱事务的“推官”冯伉告发。

宋太宗下诏捉拿李益,李益逃跑后被抓获、斩首,家财被抄没,李益的儿子李仕衡时任主管光禄寺衙内事务的“光禄寺丞”,亦被朝廷下诏开除公职,终身不予录用。

淳化二年,元载出任成都知府,元载上任后,发现当地风俗奢侈,居民喜欢游荡,有了钱全花在喝酒吃肉、招歌女唱歌跳舞上,家无积蓄,当即下令禁止,对官员百姓的细小罪过亦不宽容,引起人们很多的抱怨责备。

当年,成都府辖内发生以任诱为首的民变,乱军攻打昌州(今重庆荣昌)、合州(今重庆合川),次年,荣州(今四川荣县)、戎州(今四川宜宾)、资州(今四川资中)、富顺相继爆发乱事。

四年,著名的王小波、李顺起义在永康军青城县(治今四川都江堰市南)爆发。

元载不能捕灭义军,宋太宗下诏命元载回朝,元载刚离开,成都即失守。

而当元载取道陕西回京经过华州(治今陕西渭南市华州区),当初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的李仕衡却已在此担任了有很大权力的“通判”,李仕衡对元载当初“因事杀其父”一直怀恨在心,等到元载经过华州,立即派人检查元载的行装,对元载的行李物品征收“关市之税”,即把元载的随行物品当做了贸易货物。

元载拒绝,李仕衡当即上奏宋太宗,揭发元载私运商货,偷逃税款,且不接受查处。元载因此被降职为郢州团练副使。

如前所述,《墓志铭》作为“私文”,对元载多有虚誉,《宋史》则没有一字对他的评价。

观鉴《宋史》附传和《墓志铭》所记元载行迹,我觉得元载还是有一定能力,否则,也不会在13岁出任太子府职务不足一年就得到提拔奖赏,更不会在31岁时作为国家的使者出使辽国;但元载的性格、施政风格或许严苛,所以虽然在秦州斩杀李益是奉皇帝的诏命,李益之子李仕衡却对他本人一直怀恨,在成都则不宽容官民“细罪”,引发怨恨,甚至对辖地的民变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更因不得人心,难以“捕灭”义军,不得不在国家急于用人之际,狼狈离开职任。

当官的人,做人做事、一言一行,都不仅关乎自己一身的毁誉荣辱,往大里说,更关乎国家兴衰、百姓福祸,确实不能不严谨慎重啊!

宋代成都“十二月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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