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怀宁独秀山
刘文典（1889年——1958年），原名文聪，字叔雅，笔名刘天民，祖籍安徽怀宁，出生于安徽合肥。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安徽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后在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任教，终生从事古籍校勘及古代文学特别是庄子研究和教学，是一位长期被忽略的国学大师。 他曾经师承于刘师培、章太炎，结交于胡适、陈寅恪，瞧不起闻一多、沈从文，追随过孙中山，营救过陈独秀，驱赶过章士钊，痛斥过蒋介石。刘文典极具传统士大夫的傲骨，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总是一副"狂生"的模样。作为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刘文典内心追逐的永远是独立与尊严。
刘文典像
一、学贯中西，追求民主
刘文典幼年被送进教会学校读书。1906年入安徽公学，师从陈独秀、刘师培。早在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芜湖创办了富有最早革命思想的《安徽俗话报》，对当时安徽的青年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安徽青年们展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但随之被当地封建势力所镇压，他们无奈纷纷转向办教育以启民智。安徽公学便是在此时、此背景下成立了。刘文典聪明好学，积极上进，为陈独秀、刘师培等教师所赏识。当时在安徽公学任教的陈独秀不但是国文老师，还是地下反清组织岳王会的发起者之一。岳王会是比中国同盟会更早创立的民主革命组织。陈独秀一边教学，一边物色思想进步、综合素质优异的青年，以备培养革命人才，发动武装起义，推翻大清王朝。1907年，刘文典在安徽公学期间，加入了岳王会。
陈独秀像
1907年7月，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官府监视甚严，革命党人难以容身，陈独秀东渡日本，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学习，后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受陈独秀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和熏陶，1909年，刘文典赴日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学《说文》。在旅居日本期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参与编辑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宣传爱国思想和反清纲领。辛亥革命爆发后，刘文典满怀豪情，于1912年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办《民立报》，任编辑兼翻译，以刘天明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宣传民主的文章。在1912年底中华民国的首次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的初选和复选中获得了巨大的胜利，宋教仁将代表国民党组阁。
上海外滩旧影
1913年3月20日夜晚，在国会开会前夕，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由上海启程去北京，于上海火车站被袁世凯派人刺杀身亡。同行的刘文典也手臂中弹，但所幸未有大碍。4月，袁世凯又非法签订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消灭南方革命力量。孙中山看清袁世凯的反动面目，从日本回国，发动了二次革命。陈独秀追随柏文蔚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在芜湖被捕。刘文典得悉恩师陈独秀被扣在芜湖的大牢里，当即就给在南京的原皖军总司令柏文蔚去电求救，在柏文蔚的干预下，陈独秀获释。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再度赴日，参加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秘书，负责起草孙中山的英文电报，积极从事反袁活动。
宋教仁像
袁世凯去世后，军阀混战，辛亥革命成果被葬送。1916年，时年27岁的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后，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1917年，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搬到北京北池子胡同。在陈独秀的介绍下，刘文典到北京大学任教，研究诸子著作，并担任《新青年》杂志英文编辑，介绍叔本华等哲学著作，译有《进化与人生》《进化论讲话》《生命之不可思议》等，从此开始远离政治，立志学术研究的生涯。而此时的陈独秀引领的新文化运动却走向了激烈的政治运动，与选择回归国学研究的刘文典在不同的路上越走越远了。1923年，刘文典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受到学术界极大重视。之后，刘文典又从事《庄子》《说苑》等书的校勘，写了《三余札记》。这段时间是刘文典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时期。
北京大学
１９２４年１１月，女师大三位学生假期因交通受阻未能及时返校，被校长杨荫榆勒令退学。女师大学生自治会要求杨收回成命，遭到拒绝。此后矛盾越闹越大。１９２５年８月６日，由于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的一纸报告，段祺瑞执政府决定停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激起了北京各大高校的愤怒与声援，“驱章运动”声势日渐高涨。８月１８日，北大宣布不承认章士钊为教育总长，拒绝收受章士钊签署之教育部文件。刘文典、鲁迅、周作人等四十一位北大教师发出了《反对教育总长章士钊之宣言》。章士钊气得火冒三丈，当即使出“狠招”，停发各种教育经费。面对章士钊的刁难，北大不为所动。１１月２８日，北京爆发了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对段祺瑞执政府的国民运动。１２月３１日，段祺瑞下令对国务院进行改组，决定免去章士钊的教育总长职务。
章士钊像
二、怒怼老蒋，恃才自傲
1927年夏，应安徽省政府之邀，刘文典从北京返回老家安徽，参与安徽大学建校的筹备事宜。次年4月，安徽大学在当时的安徽省城安庆成立。刘文典担任法学院院长兼预科主任，行校长之职。1928年11月23日晚，安徽大学与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学的学生发生了冲突。这天晚上，女中举办校庆晚会，安徽大学学生前去观看，因多数学生无请柬，又不甘被拒于门外，便硬挤入了会场，女中方面遂关电闸，结束晚会。这引起安徽大学学生的不满，开始砸门毁窗，且打伤女中师生。后警察赶到，平息了事端。经几天协商，刘文典代表安徽大学表示，愿意道歉和赔偿损失，但不同意开除肇事学生，遂引发女中学生到安徽省政府请愿，恰巧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到安庆视察。
安徽大学旧址
蒋介石亲自召见了刘文典和女中校长协商解决此事。蒋介石提出开除安徽大学为首的几名肇事学生，引起刘文典的不满。刘文典说"大学不是衙门"，不能简单处理。蒋说:"教不严，师之惰，学生夜毁女校，破坏北伐秩序，是你这学阀横行，不对你撤职查办，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答道:"提起总理，我和他在东京闹革命时，根本不晓得你的名字。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细事，不要小题大作。如果我是学阀，你一定是新军阀"！蒋介石大怒，声称要"枪毙"刘文典。刘文典把脚往地下一顿说:"你就不敢!你凭什么枪毙我?"蒋介石无奈，指示将刘文典拘禁在省政府的"后乐轩",交由刘文典的合肥老乡、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委员张亚威办理。后来经过安徽老乡胡适等人作保，刘文典被关了几天后才释放。
蒋介石像
1929年,刘文典任清华大学国文系教授、主任，同时在北大兼课。他喜穿长袍马褂，衣有油渍，头发凌乱，学问专长是治 《庄子》，似乎给人一个守旧文人的印象。每次上《庄子》课时，他开头第一句总会自负地说：“《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言下之意，他若不懂，别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者的得失，他口出狂言：“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吴宓对刘文典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诗作请他润饰，还喜欢听他的课。刘文典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之处时，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吴宓)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站起来，恭恭敬敬地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两位名教授一问一答之状，惹得全场暗笑不已。
吴宓像
刘文典一意钻研古典文学，很瞧不起搞新文学创作的人。1933年5月，《激流三部曲》的《家》于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有人问他可知道名噪一时的巴金，他喃喃自语:"我没听说过他"。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越处则慷慨悲歌。有一次，刘文典讲元好问、吴梅村诗，讲完称:"这两位诗人(元遗山、吴梅村)的诗，尤其是吴梅村诗，老实说，比我高不了几分"。又有一次，在课堂上，学生问刘文典怎样才能把文章写好，他说只要注意"观世音菩萨"就行了。众学生不解。他加以解释说:"'观'是要多多观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会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讲音韵;'菩萨'是要有救苦救难的菩萨心肠"。其实这种"观世音菩萨"理论对现在我们的写作也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巴金像
四、任职西大，秉性难移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文典没有来得及与清华、北大等校师生一起撤离南下，滞留北平。期间，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请他出来教学并在日伪政府做官，他都断然拒绝，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1938年刘文典先生逃离北平，辗转南下，历经磨难后到达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39年，刘文典完成了《庄子补正》《说苑斛补》等书的校勘编撰。《庄子补正》共十卷，全书共收列庄子内、外，杂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庄子音义，校以历代之庄子重要版本，并广泛征引著名学者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将其补正之文分繁于各篇相关内容之下。
西南联大
著名学者陈寅恪为《庄子补正》作序:"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供治庄子者必读而已哉”。在任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时，刘文典不把朱自清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里。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但他并不是信口开河，一概狂傲。刘文典对学问如渊似海、精通十四种语言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陈寅恪像
当他获悉西南联大要提升沈从文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要是教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乱跑避难，刘文典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寅恪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寅恪寓所，一同搀扶陈寅恪往城外躲避。同学要搀扶刘文典，他大声叫嚷:"保存国粹要紧!保存国粹要紧!"让学生搀扶陈寅恪先走。而沈从文碰巧与刘文典擦肩而过。他面露不悦之色，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沈从文像
随着战时形势的发展，昆明的生活渐渐艰苦起来。而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物价像断了线的风筝更是扶摇直上，使战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们，越来越难以承受。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掌握着对华制空权，昆明上空警报不断，隔不了几天就有一次狂轰滥炸。刘文典在城内的住宅，也被炸弹摧毁，不得已，他和许多人一样搬到乡间居住。于是每次上课都要进城，有钱人可以乘马车，刘文典没钱，只能徒步跋涉数里路。过去一直养尊处优的刘文典，对于战争形势渐渐有些悲观，因为看不到抗战何时才能到头，心情不免逐渐消极。于是教书之余，常以读古诗消磨时光，后来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还赞美"云土"为鸦片中上品。又因他喜云南火腿，故有"二云居士"、"二云先生"的称号。正是这一嗜好，最终断送了刘文典在清华的前途。
昆明翠湖
四、倚老卖老，黯然解聘
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云集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大批知名学者。回忆与纪念西南联大的文章几乎没有提到同样是大师级的学术大家刘文典。难道他被人们淡忘了么？显然不是。追溯其因，则与他被清华解聘一事直接相关。1942年春，普洱大盐商张希孟，专程派人来昆明，欲请学者为其母撰写墓志铭。普洱素有"瘴乡"之号，世人多有畏惧，不肯前往。张希孟派人找到刘文典，请其前去考察，并请他作一游记，说明所谓瘴气并不是水土空气中有什么毒质，只是虐蚊为祟罢了。现代医学完全可以预防，如此"瘴乡"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学者商人才能敢来，地方财源亦可得到开发。这番话打动了刘文典，何况来人允诺提供巨额酬金，另外还付以足量鸦片，可保其数年生活无忧。
云南普洱——茶马古城
1943年4月1日，刘文典踏上了普洱之路。刘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联大同仁的鄙弃。西南联大中文系由北大、清华两校教师组成(南开没有中文系)，教授仅有七人，其中陈寅恪先生远在香港，一时无法回校。刘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等五个人。这些教授不仅要为中文系开课，还承担着全校各系一年级的通课。显然，刘文典不在就更使讲课人力捉襟见肘了。西南联大是抗战开始后临时组建的，由于人们对抗战胜利始终 坚信不疑，所以三所虽然合并了，各自却仍保留着各自的体系，以便胜利后复校。这种特殊体系在教师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别给自己的教师发出聘书。换句话说，即每位教师都有两个聘书，一是联大聘书，一是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中某一校的聘书。如果三校中没有学校给其聘书，则联大也不给其发聘书。
闻一多像
刘文典是清华聘请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华同仁，特别是清华中文系主任闻一多的不满。他特意找了冯友兰，提出首先对刘文典停薪，然后考虑解聘。冯友兰是联大文学院长，亦是清华文学院长。冯友兰看到闻一多态度很是坚定，便接受了这种处理意见。倚老卖老的刘文典擅离岗位，多少还是有点内怯，于是给联大中文系主任罗常培(罗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时兼联大中文系主任)写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过，必然赶回授课，且有下学年愿多教两小时，以为报塞"的意思。令刘文典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清华果然停止续聘他了。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笔向清华校长、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写了长信，诉说事情经过。
梅贻琦像
刘文典不知道，梅贻琦尽管性情平和，但对他的普洱这行也很有看法。梅贻琦接到刘文典的信后，没有及时作答。没有及时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拟了一份复信，交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誊清。这封信是11日以梅贻琦名义寄出的，信文如下:叔雅先生大鉴:日前罗莘田先生转来尊函敬悉，关于下年聘约一节，盖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驾亦已于春间离校，致上学期联大课业不无困难，且闻磨黑往来亦殊匪易，故为调整下年计划，以便系中处理计，尊处暂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鉴原，专函布达，藉颂。 就这样，刘文典最终被清华解聘了。他回到昆明后，十分恼怒，曾与闻一多干了一仗。当时两人都很冲动，朱自清先生极力劝解。刘文典终归未能重返清华了。
清华园
五、任职云大，情断昆明
1943年，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聘请刘文典为"龙氏讲座"教授，讲授《庄子补正》。后被聘为文史系教授，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等课程。离开西南联大的刘文典在生活上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由地方拨款的云南大学，对教授的待遇比联大还要稍高些。然而，对于他的学术影响却有相当损失。试想，如果刘文典仍在清华的话，以他的学识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围，其影响就绝不会是今天这样了。而闻一多对云南大学聘请刘文典一事很是不满。 1944年7月10日，国民党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文法学院主任讨论《部颁课目表》修改问题，不知为什么闻一多在会上提到刘文典，"谓幸得将恶劣之某教授(典)排挤出校，而专收烂货、藏垢纳污之云大则反视为奇珍而聘请之"。
云南大学旧址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适曾动员刘文典去美国，已替他找妥具体去所，并为他一家办好了入境签证。在这关键时刻，刘文典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他决心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云南解放后，刘文典一直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讲授"杜诗研究"、"温李诗"、"文选学"、"文赋研究"、"历代韵文选"以及顾炎武、夏完淳评价等课程，并着手撰写《杜甫年谱》。他多次宣称:"出于反动统治的旧社会，走投无路，逼我抽上了鸦片，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国家蒸蒸日上，心情舒畅，有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
胡适像
当时李广田任云南大学校长，对他十分尊重，言必称其"老师"、"刘老"。每每开会，都请他先作发言。刘文典在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优厚礼遇。在评定职称时，他是云南省唯一一名一级文科教授，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二届委员，在怀仁堂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我很侥幸地、很光荣地赶上了这个伟大时代，更高兴的是以一个九三学社成员的身份来做一个共产党的助手。我愿意献出我的余生，献出我的全力，为国家社会主义化而奋斗!" 毛主席还亲切地拉着他的手问他最近都在研究些什么。
中南海怀仁堂
1952年全国上下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运动的序幕拉开，刘文典老先生成为云南大学思想改造的重点对象之一，他的古体诗也遭到莫须有的污蔑，被说成反动诗。1957年，刘文典先生被视为右派，遭到批斗，直至1958年的交心运动。但是刘文典的性格是绝不允许自己的人格受到侮辱，1958年云大贴出他的大字报，但是这些带有政治色彩的做法被刘文典嗤之以鼻，刘文典总是用轻蔑和不屑的态度对待这些侮辱，这就致使刘文典成为被批斗的中心。一次次的批斗让这位近7旬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了创伤。1958年7月15日，刘文典突发脑溢血，于昆明逝世，享年69岁。他在学术上的地位和对我国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记念。
昆明石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