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

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

黄郛

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

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革命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

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唆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

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

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外，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

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渡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

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

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进而问鼎中原。

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

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策略。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

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工作，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愈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

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致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

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

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

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

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芒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

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它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

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蓄谋已久的行动。4月11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

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5月31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

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

6月10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

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

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

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

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

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

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

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

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

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

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

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

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黄郛在北方军政界拥有很高地位。冯玉祥对他也很关注，尤其对黄郛出版的“一战”专著极为欣赏，曾买了数百本让部下阅读。这些部下中有人后来见过黄郛，竟然还能背得出书中的几段警句。

黄郛后来经人介绍正式与冯玉祥相识。当时冯玉祥正以陆军检阅使的身份率部驻扎北京南苑，他邀请黄郛定期去南苑军营，为他本人及其营以上军官讲授军事学，以及分析国际国内形势。

从北平到南苑，一个小时车程即可到达，但那段道路崎岖不平，黄郛向有胃病，来回两个小时颠簸下来，经常捂着肚子叫痛，并且许久都说不出话来。

尽管家人多次劝他告假，然而黄郛仍坚持不懈，他说：“这个集团可能是为北方工作的唯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让他们）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形势，或者可以少误国事。”

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黄、冯关系日益密切，两人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有一次黄郛讲演结束，请冯玉祥指派一些部属到家里吃顿便饭。虽然请的是晚饭，但客人们很早就从南苑赶来北京，并且转述了冯玉祥关照的话：“黄先生（黄郛）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会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

黄郛的工夫没有白费。就在他和冯玉祥结交的那一年，冯玉祥朝“已成力量之人”更进了一步。当年美国《每周评论》发起民意测验，在“十二名在世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中，冯玉祥得票仅次于孙中山，名列第二，超过了他的上司、直系首脑吴佩孚。

眼见“首都革命”的时机逐渐成熟，黄、冯经过多次密谋，决定发起政变。通过政变，冯玉祥罢黜了“贿选总统”曹锟，解散了声名狼藉的“猪仔国会”，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以实际行动将自己从北洋系统中割裂开来。

很多时候，政治家的私人情谊也是难得的宝贵资源。虽然“首都革命”形成的局面并没能维持太久，但黄郛却因此与冯玉祥建立起较为深厚的信任关系。这一点是其他人无法比拟的，南京政府的国民党要员，不管老的还是新的，与冯玉祥的关系都不深。

在武汉政府已向冯玉祥投去“甘辞厚饵”的情况下，黄郛出面稍一斡旋，冯玉祥就答应蒋介石的邀请，到徐州与其见面。

1927年6月19日晨，蒋介石沿陇海线专车西上，在郝寨车站欢迎冯玉祥。一时间，郝寨车站的站台上冠盖如云，众人都屏息以待，静候着那个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到来。

等了很久，西面才传来数声汽笛，一列火车缓缓驶进了月台。

军乐队赶紧奏起欢迎曲，按序排立在月台上的蒋介石等人也急忙整肃衣冠，并纷纷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前面的车厢是“花车”，也就是有豪华装饰的高级车厢，里面有卧室、起居间和饭厅。大家认为这一定是冯玉祥坐的，但是左瞧右瞧，发现全是冯玉祥的文武随员，唯独不见冯玉祥本人的影子。这些随员见月台上的人伸首窥探，便知道是在找他们的老大，遂用手指了指后面的车厢。

大家一齐向后走去。令人诧异的是，后面的车厢并非客车车厢，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以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里面既无窗户也无桌椅。

等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个布衣敝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着众人招手，原来他就是冯玉祥。

车停了，众人一拥上前，逐一与冯玉祥握手寒暄。蒋介石等将领均佩剑着冠，衣着鲜亮，而冯玉祥穿的是一套粗布军服，且腰束布带，足踏布鞋，二者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反差。

这是蒋、冯第一次见面。老冯当时眼中的老蒋是这个样子：四十岁左右，整个人瘦瘦的，两只眼睛都凹了进去，说起话来先笑，然后就是哼哼哼。

虽然彼此都觉得对方的形象有些别扭，可是由于前面做了铺垫，会晤的气氛还是不错的。冯玉祥抵徐后，下榻在花园饭店。当晚蒋介石设宴招待，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

趁谈得高兴，蒋介石便提出来，希望冯玉祥能帮他们打武汉。冯玉祥不是第一次听到类似的请求，先前汪精卫也是这一套，当然是反过来，让他帮武汉打南京。

在已经收了汪精卫好处的前提下，冯玉祥决定两不得罪，谁也不打。他对蒋介石说：“若是我们自己打起来，何以对得起孙中山先生，又何以对得住中国的人民！不论如何，我宁愿得罪你们也不愿你们自己打。我恳求你们是共同北伐，先打倒我们的敌人，这是重要的事。”

第二天，南京政府的一批文官、元老也专车抵徐，参加与冯玉祥的会商。会商过程中，冯玉祥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一方面竭力赞同北伐，另一方面在宁汉对立上力主“调解”，并且说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内部不能再进行自相残杀了。

蒋介石至此不再提及让冯玉祥打武汉的要求。晚宴上，冯玉祥一语惊人：“今天是南赤、北赤在这里集会！”

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后来又赴苏联考察，这让他在北方军人中几成异类。张作霖和吴佩孚都说：“南方的‘赤化头子（南赤）’是蒋介石，北方的‘赤化头子（北赤）’是冯玉祥。”

冯玉祥的惊人之语即出此典。他由“南赤、北赤”开始借题发挥：“我们哪里赤呢？我们是真真实实地赤心赤面要流赤血，保护中华民国的赤子，决不像张吴（张作霖、吴佩孚）两个样子，他们只要杀谁就给谁一顶赤帽子戴。”

有蒋介石“师爷”之称的吴稚晖心领神会，立即呼应道：“今天这里是紫气东来！”

6月21日，蒋介石拿来拟好的一份电报稿给冯玉祥看。冯玉祥看后无异议，便与蒋介石共同在电稿上签了名，这就是“马日通电”（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是“马”字）。

“马日通电”出自于黄郛手笔。黄郛自始至终参加了徐州会谈，他起草的这份通电有两个内容最为重要，其一是要武汉政府早日送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其二是呼吁宁汉合流，共同进行北伐。

生意场上，人情归人情，生意归生意。蒋介石为“马日通电”付出的代价是，允诺每月拨助冯玉祥军费两百万元，并预请冯玉祥将来任军政部长之职。

冯玉祥从徐州返回郑州后，即将“马日通电”发出。武汉政府顿时陷入孤立和被动，汪精卫曾经高喊“革命的向左来，不革命的滚开去”，以“左派领袖”的面目与蒋介石进行抗衡，如今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和平分共”。

宁汉合流，但未能合作。吃了亏的汪精卫以“在夹攻中奋斗”为口号，派张发奎率粤军“东征”，武汉政府也准备随之东迁。为了抵抗“东征”，蒋介石将徐州前线的主力部队全部调回南京进行防御，结果造成徐州空虚，被孙传芳趁机予以攻占。

有人建议缩短战线，退守淮河，但蒋介石认为徐州乃战略要地，放弃徐州，势必助长北洋政府和武汉的气焰。他调来嫡系的第一军两师，亲自指挥对徐州发起反攻。

出师时，蒋介石誓言说，不打下徐州，便不回南京。可是事与愿违，不但徐州没有打下，而且败得很惨。

徐州反攻战的失败，让蒋介石认识到不搞定武汉就无法分身北伐。于是他召来负责前线指挥的何应钦和白崇禧，商量西征讨汉事宜，不料白崇禧却不愿服从命令，而主张与武汉讲和。

蒋介石闻言非常生气，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讲和好了。”

白崇禧话一出口，就让老蒋栽了个悬梁的大筋斗：“我看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又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蒋介石立刻意识到白崇禧并非出言无意，实际上是在“逼宫”。

“逼宫”不是偶然的，这是新桂系蓄谋已久的一次突袭行动。新桂系的“新”，乃是相对于已被他们扫荡清除的老桂系而言。在这支崛起于广西的新兴地方军事集团中，李宗仁和白崇禧分居一、二把手的位置，时人也常以“李白”并称。

“李白”的桂军第七军在北伐军中占据八分之一，蒋介石对他们不能不重视。李宗仁可以时常出入于总司令部，见蒋介石从来无须预先约定。他们谈话有时是为了公事接洽，有时只是一般的聊天。有一天李宗仁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和他闲聊时，蒋介石突然问他：“你今年几岁了？”李宗仁回答：“三十七岁。”蒋介石便说：“我大你四岁，我和你换帖。”

所谓换帖，也就是互换兰谱，结为异姓兄弟。李宗仁连忙说：“我是你的部下，我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再讲旧的那一套哇！”

蒋介石说；“没关系，没关系，你不必客气。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换帖子后，使我们更能亲如骨肉。”

蒋介石说着打开抽屉，取出一份红纸写的兰谱，原来他已经事先填写好了兰谱。

李宗仁又推辞：“我惭愧得很，实在不敢当。”一边说，一边向后退，表示不敢接受。

蒋介石站了起来：“你不要客气，你人好，你很能干……”他抢上两步，把兰谱塞入了李宗仁的军服口袋，并叮嘱李宗仁也写一份给他。

李宗仁回去之后，把蒋介石所写的兰谱拿出来一看，上面除了一般兰谱所共有的生辰八字，以及一般如兄如弟的例行文字外，还有蒋介石自己撰写的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

蒋介石写完誓词，郑重签上“蒋中正”三字，另外附有“妻陈洁如”四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