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起“司马光砸缸”的故事，相信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一定是如雷贯耳，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非常积极的教育意义。北宋时期，年幼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其中一孩不慎落入水缸中，其余众人哇哇乱哭不知所措。千钧一发之际，司马光镇定自若地用石头砸缸救人。据《宋史·司马光传》记载:
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人落入水中，通常认为只有把他捞出来才能获救，但年幼的玩子们显然不具备这种能力。于是，司马光发挥创造性思维另辟蹊径，通过砸缸放水的方法来间接救人，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相对论思想。
问题来了，幼年便具有创新思维和开拓精神的司马光，成年后为何却变成了思想僵化和墨守成规的保守派？甚至于，被认为“北宋最后一次自救机会”的王安石变法，就在他的坚决阻挠下才功败垂成。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带您走进北宋，走近司马光和王安石，深入了解“司马光砸缸”和“王安石变法”的前因后果。为了抵制抄袭，本人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如有侵权请联系删图。同时声明，文章首发于今日头条，分发于百家号，拒绝任何第三方平台转载。
司马光出生于1019年，字君实，号迂叟，谥号“文正”，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夏县）人。作为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他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和哲宗四位皇帝，因为“砸缸救人”而被后世所称颂，又因为“反对变法”而被后世所诟病。
司马光
“文正”是封建王朝对文臣的最高谥号，死后由皇帝亲自追认，是对官员的最高评价和最大褒奖，具有强烈的价值导向作用。历宋、元、明、清四朝，仅有30人获赠这一盛誉，其中宋代7人，元代10人，明代5人，清代8人。
宋真宗天禧三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河南光州光山，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夏县。当时，父亲司马池正担任着光山县令，因而给儿子取名“光”，从小就悉心教导他读书学习，希望日后光耀门楣。
司马光不仅天资聪敏，而且勤奋刻苦，七岁时便能背诵《左氏春秋》并且通晓要意，属于典型的“别人家孩子”。在一次玩耍时，他竟然还做出了“砸缸救人”的壮举，简直轰动了京洛一带，可谓年少成名。
天圣九年，司马池调任四川广元出任转运使，司马光跟随父亲一路经洛阳、潼关、宝鸡和汉中等地。刚刚入蜀时，他们在山路上遇到巨蟒拦路，年仅十二岁的他竟然再现惊人之举，沉着冷静地砍伤它推下山涧，丝毫没有恐慌和胆怯。
由于天赋极佳、博学多知和勇敢无畏，司马光越来越被父亲所宠爱。基本上，平时除了正式的公务外，他无论郊游、应酬和访友都会带着儿子在身边，有机会接触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被夸赞“凛然如成人”。
因为太过于优秀，司马光被当时的许多大儒一致看好，甚至尚书张存都主动订立婚约将女儿许配。1038年，也就是宝元元年，十九岁的他不负众望，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以后步入仕途。同年，又迎娶张氏为妻实现了双喜临门，当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或许大家也看到了，文章写到这儿已经出现了好几个年号，文史不假插几句题外话。北宋非常有意思，更换年号比较频繁，也比较随意，高兴时可以改年号，不高兴时也可以改年号。比如，仁宗皇帝赵祯就前后使用过多达九个年号，分别是天圣、明道、景佑、宝元、康定、庆历、皇佑、至和和嘉祐，成为中国历史上使用年号最多的皇帝。
1039年，也就是宝元二年，由于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也主动申请调任苏州判官。不过，正当他准备挥斥方遒之际，母亲却不幸病逝了，从此辞官回乡丁忧守孝。
袁腾飞老师当年提出过“北宋缺将，南宋缺相”的论断，个人认为并非无的放矢。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宋辽之间维持了总体的休战态势，但西北地区的党项人却在此时悄悄崛起，成为了双方的心头大患。
党项人是西羌族的支裔，最早盘踞在青海一带，长期受中原政权影响，还在唐末平定黄巢起义时被唐僖宗册封为夏国公，从此沿用“西夏”。北宋建立后，首领李继迁率部归顺，但获得了相当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随着辽国逐渐崛起，西夏又向对方称臣，基本上臣服于宋辽两强之下。通过对吐蕃和回鹘等地的征伐，他们逐渐夺取了西凉府、甘州、瓜州和沙州等地，势力范围扩大后也拥有了与宗主国叫板的资本。
李元昊
1032年，李德明病故后由太子李元昊继位，从此开始了更加疯狂和激进的扩张之策。在他的统治下，西夏的野心不再掩饰，企图称帝建国并与宋辽两国平起平坐。
1038年10月，李元昊宣布建立大夏国并且定都兴庆府，筑坛受册为皇帝。宋朝坚决不承认他的帝位，立即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双方关系完全破裂，宋夏战争终于打响。
可以说，在司马光为母丁忧的这段时间，宋朝一直都在与党项人打仗。只不过，战事却进行得异常憋屈，异常窝囊。
宋朝是当时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但军事实力却令人汗颜。经过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之战，朝廷虽然嘴硬不承认，但事实上都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两国国力差距太大，西夏不是“打不过你”，而是“耗不起你”，最终无奈主动求和。
1041年，也就是庆历元年，司马光刚刚为母亲服丧期满，父亲司马池却病死在了晋州。于是，他和兄长司马旦扶灵回到了故乡夏县，悲痛地表示“平生念此心先乱”，又开始为父丁忧。
丁忧期间，司马光将满心的悲哀都化作动力，创作完成了《四豪论》、《贾生论》和《十哲论》等名篇。同时，他也切实感受到了下层百姓的疾苦和无奈，希望能够入仕为官保国安民。
1044年，就是庆历四年，司马光在丁忧结束后重新入仕担任丰城知县，很快就实现了“政声赫然”。两年后，他奉旨调任大理评事，从此留在东京成为了一名京官。
庆历七年，贝州农民王则起义后自称东平郡王，公开聚众与朝廷为敌。当时，司马光父亲的生前好友庞籍正担任着枢密副使，他连夜写成《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对方建言献策，仅仅两个月便平定了这次起义。
1055年，也就是至和二年，庞籍前往并州出任河东路经略安抚使，司马光也在对方的提携下改任并州通判。当时，他已经年满36岁，虽然和妻子张氏恩爱如初但却始终无儿无女。
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影响，妻子张氏不愿意委屈丈夫，悄悄购入一个年轻女子纳为妾室。不过，司马光却连看都没看，表现出了高尚的情操和人格，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平心而论，司马光在方方面面都称得上是封建社会的“楷模”和“标兵”，除了不贪财、不恋权和不好色，而且还心怀社稷和百姓。就是这样一位“完人”，为何会亲手开启了北宋的党争，又亲手摧毁了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
王安石出生于1021年12月，祖籍位于抚州临川（今属江西省抚州市），比司马光要年轻两岁。笔者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他二人都是当时的佼佼者，也都是为了实现大宋中兴，偏偏却是背道而驰。
对于国家的衰落，王安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而且还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只不过，当时的宋仁宗已经力不从心，故而没有准奏，只是嘉奖了他的忠君爱国而已，难怪会有“凡事不会做，只会当官家”的评价。
仁宗皇帝驾崩后，二十岁的赵顼登基即位，史称宋神宗。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很多方面都想除旧革新。在此背景下，王安石再次上疏要求变法，终于得到了新帝支持，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具体负责。
为了彰显自己的信心和决心，王安石提出了著名的“三不足”暨“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当时，中书省的宰相和副宰相共有五人，分别是老气横秋的曾公亮、称病不出的富弼、不幸逝世的唐介和叫苦连天的赵抃，只有他自己一人属于生机勃勃的状态。
与此同时，反对变法的人却是“兵强马壮”，个个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比如，欧阳修、苏轼、苏辙、韩琦、吕公著、程颢、程颐、范纯任、赵颢......，他们都是变法的绊脚石。
可能有人会问，这个长长的名单里面为何没有司马光？他不是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吗？事实上，司马光在变法之初并没有坚决反对，即便许多方面都存在保留意见，但还是选择“看看再说”。
在王安石的推动下，被称为最后一次自救机会的“熙宁变法”开始了。果然，变法很快就初见成效，极大地缓解了社会的许多矛盾，也极大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这令神宗皇帝很高兴。
由于这次变法的步子太大，力度太大，极大地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而且，王安石此人太过于理想化，太过于天真，又太过于固执，得罪了越来越多的人。于是，原本观望的许多中间派也开始反对变法，比如司马光。
在变法之初，司马光认为这种“高大全”的举措极难成功，但还是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可以说，他虽然不是变法的支持者，但也不是反对者。
王安石制定了一系列的律令和法规，从战略层面进行了整体规划和部署。不过，他并不是真正的实干家，在具体的变法过程中没有沉下心来监督执行情况，更没有关注具体的落实情况。
以最著名的“青苗法”为例，规定各州县的农民在夏秋两收前可以向官府借贷现钱和粮谷。当然，各地官府也会收取不高的利息，这样既能缓解农民困难，又能增加朝廷收入，看起来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在实际的变法过程中，各级官员往往阴奉阳违，理解力和执行力都出现了重大偏差。于是，有些地方为了谋取私利而提高了利息，有些地方为了骗取政绩而虚报了产量，使得许多赋税都转嫁到了百姓的身上。
在十月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领袖列宁为了实现土地改革，曾多次提到“俄国不要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却是非常推崇的，盛赞他是“中国十一世纪时最伟大的改革家”。
除了“青苗法”外，像保甲法、水利法、将兵法、募役法和均税法也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佛祖的经书不错，但被和尚们念歪了，完全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面对新法，反对派们利用一切手段予以破坏，甚至还采取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损招。例如，苏轼为了公开反对新法不惜上疏皇帝，最终被外放徐州和湖州等地，绝对属于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或许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烧完了，或许是“满腔信心和激情”用尽了，曾经无比支持变法的宋神宗开始犹豫了，甚至动摇了。见到有机可乘，反对派们一拥而上各尽其能，意欲除之而后快。
作为一个看大门芝麻绿豆官，区区“安上门监”郑侠也敢跳出来刷存在感，向神宗皇帝进献一幅《流民图》。图中画的都是流民惨状，有的冷得全身打颤，有的饿得面黄肌瘦，除了嚼草根和啃树皮的，还有卖儿鬻女的，无限放大了灾荒景象。
作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文彦博把“天久阴”、“星失度”和“华山崩”等不祥之兆也与变法联系起来。他宣称，只要免去王安石的职务并且停止变法，立即就能禳除灾异而使国家平安。
在反对派和改革派正面硬杠的同时，中间派们开始选定方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司马光。某日，他和王安石公开辩论，甚至当着神宗皇帝的面也不肯让步，一个坚持“破釜沉舟”，另一个则坚持“四平八稳”。
眼见无法说服对方，司马光豪横地递交了辞呈，独自躲到洛阳去编撰《资治通鉴》。而他这一去，就是十几年的时间，被反对派们赞誉为“光荣的孤独”。
在反对派的持续攻讦下，宋神宗终于不再支持王安石，甚至还下旨废除了争议较大的部分新法。在他驾崩后，年仅八岁的赵煦继位，朝政大权完全被太皇太后高滔滔所把持，而她历来就非常仇视新法。
1074年，也就是熙宁七年，王安石被罢免参知政事一职，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被贬为江宁知府（今江苏省南京）。同时，司马光被召回朝廷担任参知政事，他不仅重新起用守旧派大臣，而且还接连废除了许多新法。
眼见自己呕心沥血的成果被消除殆尽，身处江宁的王安石欲哭无泪。而且，曾经被他寄予厚望的变法派也纷纷倒戈，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吕惠卿。
吕惠卿是变法的副手，是王安石一手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后备人才。不过，在恩人遇到麻烦时却落井下石，甚至诬陷对方参与谋反，最终导致复出无望。
哀莫大于心死！
看到自己的新法几乎不复存在，王安石辞去官职告老还乡。结果，第二年就郁郁而终，带着无尽的遗憾闭上了眼睛。得知消息后，司马光显得十分悲痛，还坚决要求朝廷优渥对方的家属和亲眷。据《宋史 》记载:
光意以谓朝廷宜优加厚礼。
不难看出，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只是政见不同而已，完全算得上是君子之争。只不过，正是前者的墨守成规和固步自封，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后者变法的失败，而且丧失了北宋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
1126年，也就是靖康元年，完颜宗翰率领金兵东路军进至汴京城下，逼迫朝廷签订城下之盟。第二年，他们再次南下并且攻占了都城，还将昏庸无能的徽钦二帝和朝中大臣全都俘掠到北方，史称“靖康之耻”，北宋至此灭亡。
如果王安石能在变法过程中循序渐进，如果司马光能在变法过程中吐故纳新，当年的王安石变法极有可能成功。如果是那样，北宋的历史定然会被改写，但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改变。
对于王安石和司马光，著名历史学教授易中天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观点。他认为，这二位都是理想至上和道德唯一的人，前者觉得自己从事的是利国利民的伟大事业，为此可以无所畏惧和无所顾忌；而后者也这样认为，同样可以无所畏惧和无所顾忌。于是，两位君子在如此崇高的道德驱使下，开启了党争的序幕，加速了北宋覆灭。
鲁迅曾经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司马光和王安石都是当时的能臣和忠臣，而各自的品行操守和爱国热情也都没有问题。但是，前者的历史地位却远不如后者，很大程度上就在于缺失了幼年时那种“砸缸救人”的创新思维和义无反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