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到2025年，你走过了百年沧桑。104年的风雨兼程，你从50多人发展到9000多万人，带领中国经历了浴血荣光，实现了盛世辉煌。
在百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党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儿女，承担起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而王稼祥同志，无疑就是这千千万万中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
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态度，文史不假为您讲述历史，讲述王稼祥同志革命的一生。为了抵制抄袭，笔者在来源于网络的图片中附加水印实属无奈，同时声明此文仅发表于今日头条和百度这两个平台，谢绝任何形式的刊载。
王稼祥出生于1906年8月，原名王嘉祥，籍贯位于安徽省宣城泾县厚岸村。作为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历任党报秘书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驻共产国际代表、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和中联部部长等职。
王稼祥出生于安徽省的一户富农家庭，家中还有王招德和王珍玉两个姐姐，祖父过世后由祖母吴芝当家。作为传统的家庭妇女，祖母异常疼爱家中唯一的孙子，还早早让他读书识字。
父亲王承祖在南陵县戈江镇经营油坊和黄烟生意，希望儿子可以早早接手并且成家立业。不过，王稼祥却志不在此，先后考入南陵乐育学校和芜湖圣雅阁中学，期间接触并接受了新文化，成为思想活跃的进步青年。
1925年9月，王稼祥来到上海大学附中读书，毅然加入共青团后开始追随组织的步伐。因为思想进步和积极上进，他很快便获得了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机会，奠定了自己扎实的理论基础和素养。
凭借出色的学习能力和天赋，王稼祥的俄文水平和英文水平都突飞猛进，成为了当时留学生中的佼佼者，顺利加入我们组织。期间，他还结识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进步青年，比如王明、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和陈昌浩等人。因为相似的人生经历和革命主张，这些人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和交流，逐渐形成了所谓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
因为对“斯大林路线”的拥护，因为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虽然属于松散团体，但还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不过，由于他们太过于理想化，又脱离了中国国情，已经明显出现了“左”的错误倾向，为日后埋下巨大的隐患。
随着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国民党中的实力派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公开背叛了革命，也公开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此背景下，我们为了捍卫革命而被迫还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远在莫斯科的王稼祥主动请缨，秘密返回上海担任了宣传干事，利用自身的理论优势主持报刊工作。渐渐的，他在工作中发现中国的国情和苏联的国情截然不同，机械化照搬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完全行不通。
随着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并叛变，我们组织在上海的许多机构都被破坏，大批同志被捕被杀。出于安全考虑，总部机关逐步迁入苏区工作，王稼祥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1931年的龙冈地区，王稼祥和毛泽东第一次见面。一个是“留洋派”，一个是“本土派”，但两个人却是相谈甚欢和相见恨晚。主席对这个身形瘦弱和文质彬彬青年颇有好感，更对他的理论功底非常赞赏，将自己的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退我进，敌疲我打”向对方讲解。
并没有多少基层实践经验的王稼祥，同样也对毛主席在初次见面中表现出的高瞻远瞩和磅礴大气终身难忘，那种胆识和智慧完全来源于对敌斗争。据《王稼祥传》记载:
他同我在中国和俄国遇见的领导人们都不相同，非常独特。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简单明了，又是那样新鲜有说服力！
在苏区的工作中，王稼祥认真反思和总结，没有像其他留洋派人员那样盲目照搬苏联模式，盲目抵制和鄙视游击战。在他看来，理论必须联系实际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1933年4月28日，王稼祥正在乐安县谷冈村主持召开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突然遭到了敌机的轰炸后身负重伤。由于医疗条件不允许，他在体内的弹片并没有全部取出，导致日后的身体状况长期不佳。
随着红一方面军连续实现反“围剿”胜利，王稼祥越来越尊敬和崇拜毛主席，认为他的军事指挥能力无人能及。不过，在博古、李德的持续排挤下，伟人被错误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仅保留苏维埃临时政府主席一职。
在“左”的错误影响下，博古和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用硬碰硬的方法与敌人争夺每一个阵地。就这样，红一方面军在付出惨重的代价后，依然没能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只能撤离来之不易的井冈山根据地。
在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毫无章法可言。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遭遇了巨大的军事挫折，部队人数由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
长征开始后，洛甫、王稼祥和主席同在军委纵队中行军，有了更多的机会进行直接交流和探讨。湘江战役后，他终于意识到再不改变就得灭亡，终于成为“游击战”军事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开始支持重新调整军事指挥权。
1935年1月7日，红军成功占领了贵州的遵义县城并且在此休整，决定召开临时会议检讨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问题。期间，作为临时总负责和“三人团”成员，博古丝毫没有认识到自身错误，反而将一切责任都归咎于客观原因，归咎于敌强我弱。
遵义会议进入到公开讨论后，洛甫第一个发言予以驳斥，还以大量详尽的事实和依据指出军事指挥中的错误，引起了许多与会人员的共鸣。向来文弱含蓄的王稼祥，竟然明确表态支持毛主席重新指挥军队。
经过民主表决，毛主席重新掌握了红军的军事指挥权，而洛甫则取代博古成为新的总负责。之后，伟人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赞王稼祥“投下关键的一票”，挽救了组织和革命:
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路线遭到抵制，中国革命终于转危为安。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飞夺泸定、翻越雪山，于1935年6月12日在四川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在过雪山时，王稼祥的旧伤发作而又缺医少药，裸露的肠子已经发炎流脓引出蛔虫，硬是凭借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
两个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发现红一方面军受损严重，竟然萌生出夺权的野心，有意在战略方向上产生严重分歧。两河口会议上，围绕“北上”还是“西进”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辩论。期间，王稼祥旗帜鲜明地支持北上的方针，还批评了“西进”无异于逃跑。
为了维护红军的团结和稳定，王稼祥和刘伯承等人组成了慰问团，深入到红四方面军基层宣传革命路线和抗日主张。期间，他还与张国焘进行了数个小时的私下谈话，可依然未能说服对方结束分裂倾向。
抵达陕北后，王稼祥的身体状况已经非常虚弱，长期的病痛使他无法工作，只能送往莫斯科医治。养病期间，他还担任了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历时传回苏联和美国、德国、日本等方面的信息。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终于摒弃前嫌联合抗日，王稼祥迫不及待要求回国。到了1938年8月，他终于从苏联回到延安，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和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同时带回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
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为临时总负责的洛甫主动让位，同时推举毛主席为新的总负责却遭到伟人反对。之后，他将重要工作都交出，自己只负责理论宣传和政策研究，王稼祥积极予以协助。
1943年7月份，王稼祥抱病写成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其中首次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之后，他又进一步解释和阐述这一理念，为“七大”明确树立为指导思想做出了突出贡献。
到了1945年4月，意义深远的“七大”在延安的杨家岭大礼堂举行。在长达50天的会期，毛主席不仅亲致开幕词和闭幕词，而且还作了“论联合政府”的主题报告，集中阐述了各个方面的主张。最后，选举产生中央委员44人和政治局委员13人，标志着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
就在七大召开前夕，王稼祥的病情却再度恶化了，只得临时请假休养，也遗憾落选了中央委员。对此，杨尚昆同志这样回忆:
王稼祥落选，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性格比较孤僻，不大接近群众，别人误以为架子很大，实际是个书生气浓的干部；第二，“七大”是清算王明路线的会议，他曾是其中的重要人物。
在毛主席的强力推荐下，王稼祥当选为候补委员，肯定了他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成绩。不过，由于长年伤势未愈，他还是无奈放下工作再次前往苏联治病。
在苏联治病期间，王稼祥辗转寻找到了贺子珍的下落，还将其从精神病院解救出来送回祖国。组织上考虑到她的身体情况，先安排在东北财政部门工作，后调入哈尔滨总工会。
1947年5月，王稼祥从苏联回国后担任东北局委员，兼任城工部部长和宣传部部长。到了1949年初，他来到河北西柏坡准备参加七届二中全会，与毛主席多次促膝长谈商量新中国的首都所在地。
在七届二中全会，王稼祥递补成为中央委员，积极参与筹建新中国的前期工作。关于自己的工作安排，他淡泊名利主动放弃宣传部长的提名，转而选择出任副部级的驻苏联大使。
1949年10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命令，任命王稼祥担任驻苏联的第一任大使。同时，他还被任命为外交部第一副部长，与李克农和章汉夫共同辅佐外交工作。
赴苏联上任之前，毛主席主动约见王稼祥面谈。之后，还委托他给斯大林带去一封亲笔介绍信:
王稼祥同志除担任驻苏大使并以外交部副部长兼管对东欧各国的一般外交事务外，同时还以中央代表的资格和您及联共接洽有关事务。请您站在同志的立场，随时给他以指导，使其工作获得较多和较好的成绩。
1949年11月10日，周恩来约见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表示毛主席将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同时对苏联进行正式国事访问。于是，王稼祥立即投入到紧锣密鼓的接洽准备和安全保障工作，避免出现任何的差错。
12月16日上午，伟人乘坐的专列顺利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给予了最高礼遇。下午时，两国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会面，斯大林亲率全体政治局委员出门迎接，打破了他迎接外宾的惯例。
会面结束后，中苏两国就签订条约展开了磋商，周恩来亲率代表团赶赴莫斯科具体跟进。期间，作为大使的王稼祥不仅全程参与，而且还亲自承担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和修改工作。
1950年2月14日，中国和苏联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用正式文本确定了两国关系。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王稼祥可谓是居功至伟，可也导致自己的身体亮起了红灯，无奈前去捷克治疗和休养。
从捷克回国以后，王稼祥主持中联部的工作。1956年9月，我们召开八大并且邀请60多个兄弟党派参加，王稼祥全程负责准备工作和接待工作，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
具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而又极为精细，部署有方而又有条不紊。
1958年时，随着“大跃进”和“浮夸风”的开始，王稼祥多次提醒要避免重蹈苏联公社垮台的前车之鉴。不过，在某些人的肆意歪曲和有意诋毁下，他竟然受到了错误指责和批评，很多方面开始靠边站。
1962年7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和平大会”，主要以裁军作为议题，由王稼祥负责起草和审定发言稿。不过，由于“和平”的字眼用得多了一些，而“反美”的字眼少了一些，竟然引起了某些亚非国家的不满。
随着消息传回国内，王稼祥立即成为了众矢之的，甚至被列入了右派阵营。据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在 《毛泽东与王稼祥:疾风知劲草》一书中记载:
他们到处煽风点火，说中联部的错误都是由王稼祥引起的，要害是“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即右倾机会主义外交路线。
随着那场大运动开始，王稼祥的中联部部长职务被刘宁一取代，甚至还遭到批斗和关押。1969年10月，他被下放到河南信阳接受劳动改造，不久便因为严重的旧伤而病倒，经组织同意后才返回北京治病。
1972年初，赋闲在家的王稼祥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希望重新复出参加工作。随后，伟人这样批示:
他是有功劳的人，既然想出来工作，那就按他的意思来办吧。
1973年8月，王稼祥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继续从事外交方面的工作。不过，当“批林批孔”运动含沙射影到周总理时，他再一次仗义执言而被批判，直到1974年1月25日与世长辞。
1974年1月30日，王稼祥同志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都送出了花圈。追悼会是由汪东兴主持，由邓公致悼词:
王稼祥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积极工作，认真负责，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