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通过DeepSeek搜索“四八空难”时，大致只能看到如下内容:“四八空难又称为黑茶山空难，是指1946年4月8日搭载重要领导人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地区遇雾撞山，导致机上17人全部遇难的重大空难事故”。其中，遇难者有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王若飞、《解放日报》社兼新华社社长秦邦宪、原新四军军长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职委会书记邓发、教育家黄齐生、第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彭踊左以及随行的魏万吉、赵登俊和高琼、叶挺的子女、黄齐生之孙黄晓庄，还有四名美国人。​

尽管建国以后较少提及“四八空难”，但在遇难的17人当中，叶挺无疑是最让人扼腕和痛心的一位。因为，他刚刚脱离国民党的魔爪后获得自由仅仅一个月时间，就在飞往革命圣地延安之时遭此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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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

作为南昌起义的总指挥，作为广州起义的总司令，叶挺的历史功绩毋容置疑，一生功勋卓著。对此，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这样评价:“你是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

1919年，叶挺从保定陆军学校毕业，从此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之后，他追随中山先生担任警卫团2营营长（1营长薛岳，3营长张发奎），凭借出色的表现获得留学苏联的机会。

1924年7月，叶挺终于踏上了苏联领土，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就读军事指挥。期间，他与王若飞和聂荣臻等人成为好友，越来越受到共产主义理论影响，最终秘密加入我们组织。

从苏联留学归国后，叶挺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再调入第12师担任第34团团长，逐渐成为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随着孙中山过世，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明显的分裂，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背叛革命，直接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

为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组织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决定建立自己的武装。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和刘伯承等人共同领导起义，亲自担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创建了人民军队。不过，由于明显的敌强我弱，起义部队只能且战且退进入广东潮汕地区休整，叶挺受组织委派护送重病的周恩来转移到了香港。同年12月，他和张太雷等人联合发动广州起义，之后经香港、马来西亚等地辗转抵达苏联。

在苏联期间，叶挺受到共产国际的排斥，受到执行强硬左倾路线的王明等人指责，激愤之下脱离组织并且远赴欧洲。抗战爆发后，他毅然结束了流亡生涯赶到澳门关注国内时局，联合国民党左派呼吁停止内战，呼吁建立抗日民族同盟。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将南方八个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整合为“新编第四军”，也就是新四军。经两党一致同意后，叶挺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从此开始英勇抗击日寇，履行自己中国军人的职责。

随着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日军的战线不断拉长，兵力不足只好调整对华政策，由“军事侵略为主”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受此影响，汪精卫竟然没羞没臊地发表“艳电”卖国求荣，从此沦为了汉奸和卖国贼。蒋介石虽然没有前者那般无耻，但也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

1940年1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下令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作战，意图就是为了削弱我方军力。对此，延安据理驳斥和揭露了国民党的险恶意图，但为了抗战的大局考虑，还是同意将部队开赴到长江以北地区驻扎。

项英、周恩来、叶挺

1941年1月，新四军主力部队九千多人在叶挺和项英的率领下北移，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来临。当行军至皖南茂林地区时，竟然遭到了国民党八万人伏击，只能被迫进行自卫。

经过七个昼夜的浴血奋战，新四军终因寡不敌众而渐渐不支，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其中，军长叶挺在进行交涉时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不幸遇害，史称“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污蔑新四军为叛军并且取消番号，叶挺则被长期关押。期间，顾祝同和陈诚等人，甚至蒋介石本人都亲自出面劝说他脱离组织，同时许以第三战区或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位，纷纷遭到断然拒绝。

面对数次的威逼利诱，叶挺始终秉持本心，丝毫没有向反动当局低头认罪。几年间，他先后被囚于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和广西桂林等地，最后转入位于重庆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关押。

“皖南事变”发生后，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第一时间向延安进行了汇报，之后开始四处奔走营救。同时，代表我们组织表达了既要“追查真相”，又要“维护抗战”的态度。在悲愤之下，他还留下一幅题词告慰烈士的英魂: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为了能够营救出叶挺，我方多次与国民政府进行交涉，多次向蒋某人提出抗议。不过，为了哄骗民众，为了封锁消息，敌人不断秘密更换看押地点，甚至对外宣称已经因病死亡。

经过十四年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终于赶跑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1945年时，我方领导的抗日敌后根据地遍地开花，而国民党的军队却远远躲到了大后方，战场形势明显有利于延安。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数次假惺惺地表态赞成“民主”与“和平”。为了将戏演得更加逼真，他不仅公开呼吁毛主席亲临重庆谈判，而且还全文刊登了所谓的“邀请函”:

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

为了打破这种“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为了争取微弱的和平契机和希望，毛主席不顾个人安危亲自飞抵重庆进行和谈。期间，周恩来代表我方坚决要求当局释放被关押多年的张学良、杨虎城和叶挺等人。

1946年3月4日，被秘密关押了五年之久的叶挺终于得到释放，被送往延安代表团在重庆的驻地。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他的妻子李秀文和女儿叶扬眉也被接了过来团聚。

1946年3月5日，叶挺获得人身自由的第二天，立即写下了人生的第二份入党申请转呈延安。毛主席先后三次亲自修改批复，最终将抬头改成“亲爱的叶挺同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叶挺原本以为，由于自己的历史相对复杂，这份入党申请可能会有一些波折。谁知，他在第二天就收到了延安的回电，内容如下：

亲爱的叶挺同志:

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二十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并向你致以热烈的慰问与欢迎。

经过重庆谈判，虽然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暨“双十协定”。但是，蒋介石一直都在调兵遣将，发动内战的意图非常明显。

鉴于严峻的形势，我们组织决定将尚在重庆的博古、王若飞和叶挺全家都接回延安。4月8日清晨，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们送行，目送由美国飞行员史密斯驾驶的C—47运输机顺利起飞。而在延安，毛主席等领导人都等候在东关机场，周边老百姓也聚集了不少，准备迎接他们返回。

超出预测的落地时间许久，仍然不见飞机的踪影，人群直至天黑时才慢慢散去。留在重庆的周恩来最早得到噩耗，随即电告延安知悉，原来C—47运输机已经在山西境内的黑茶山失事坠毁，机上无一人幸免，史称“四八空难”。

1946年4月11日，延安沉痛宣布了飞机失事的消息，组成以毛主席为首的26人治丧委员会，整个红都都沉浸在悲痛之中。在遗体残骸被找到后，沿途百姓都争相抬着灵柩运回延安进行安葬。

1946年4月15日，我们组织在延安党校大礼堂举行了悼念仪式，沉痛祭奠在“四八空难”中遇难的所有烈士。为了纪念牺牲的烈士，毛主席通过《解放日报》题词: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凭借着对局势的判断，凭借着对蒋某的了解，周恩来断言绝非天气原因所致，而是系国民党特务所为。悲痛之余，我们组织开始暗中调查“四八空难”的原因，得出了《四八坠机事件调查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一、飞机确系撞山失事，并非爆炸后坠落；

二、云雾很浓并且伴有雨雪，能见度很低；

三、经停西安加油后应向北直飞，不知为何偏离航线飞入山西境内。

“四八空难”后，周恩来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今后我方高级干部乘坐国府飞机，务必要安排少将以上人员陪同。否则，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地面交通工具进行往返。

虽然《四八坠机事件调查报告》未能证明坠机系人为原因，但周恩来却从来都不曾动摇过自己的判断。直到1951年6月，他在接见叶挺的儿子叶正大时还这样遗憾地表示:

座机为什么失事？过去说遇浓雾撞山所致，今天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是有人做了手脚。叶将军被关押了五年，刚出狱就要求重新入党，自然惹得蒋介石非常生气，为排除异己而利用特务做手脚是很容易的。

真的非常遗憾，周总理在1976年1月去世时，仍然没能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直到2006年，“四八空难”的真相才终于被揭开，台湾一位即将过世的老军统杜吉堂说出惊天秘闻:

这个秘密已经埋藏了整整60年。接下来说的话等我死后公开，也算是对国民党尽最后一次忠。其实，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当时，军统在许多要害部门都秘密安插了眼线，空军调度科长王平虎就是其中之一。他最先得知叶挺和秦邦宪等人将乘坐C—47运输机返回延安，立即将此事汇报给顶头上司杜吉堂。

经蒋介石默许和毛人凤授权，杜吉堂等人开始筹划此次暗杀，决定通过破坏飞行仪表造成迷航而坠落的假象。这下，终于能解释《四八坠机事件调查报告》中“不知为何偏离航向进入山西境内”，原来是飞行仪表被破坏了。

1960年，我们组织在山西省吕梁市兴县坠机地修建了“四八烈士纪念馆”，陈列了烈士遗物和遇难飞机残片等文物。几年后，这里被确立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在文章的最后，我们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缅怀烈士，重温叶挺在关押期间写下的这首《囚歌》。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