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权威史料记载，在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共进行过规模会战22次 ，重要战役200多次，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寇的侵略。其中，中条山战役是不得不提和不想去提的一场，国军正面战场不足一个月时间便伤亡和被俘8万人，而日军伤亡只有3千人，可谓“既悲壮又悲恸”。
事后，蒋介石痛心地表示，中条山战役实乃“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而毛主席也认为这是“淞沪会战以来最大的损失”。接下来，文史不假回顾历史，竭力还原这次战役的前因、经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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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悍然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就此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的全民族抗战由此开始。
193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发《大本营关于国军战争指导方案》，为抵御日寇而成立了第二战区并任命阎锡山为司令，统领晋绥军负责晋、察、绥地区。之后，由卫立煌统率的中央军和朱德统率的十八集团军也被编入该战区的序列。
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抵抗，接连打响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有效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也粉碎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不过，由于片面抗战的路线，导致中国军队损失惨重，导致中国国土不断沦丧。
1938年4月，为了加强国共合作对抗侵略，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卫立煌顺道访问延安，受到了毛主席亲自迎接和陪同。在随后的参观过程中，他还主动邀请拍照留念，成为极少数单独和伟人合影的国军高级将领。不过，此举也给他带来很大的麻烦，得到了“七路半”的外号。
到了1938年10月，随着广州、武汉等地相继失守，中日两国谁也无力迅速改变当前局面。就这样，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相持阶段，而中条山战役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规模作战。
中条山位于山西省南部地区，是由太行山脉与黄河形成的一道天然屏障，处在华山和王屋山之间。因为整个区域呈现出自东北向西南的狭长如条走势，故而得名为“中条山”，不仅是攻占晋南地区和陕西省的必经之路，而且还是陪都重庆的屏障。
中条山的主峰雪花山海拔将近2000米，位于山西省永济的东南方，邻近关中平原和河洛平原，是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的分界线，战略地位十分突出。历史上，金代的诗人赵子贞曾在《题风陵渡》中这样表示:
一水分南北，中原气自全。
云山连晋壤，烟树入秦川。
随着日寇持续进犯，阎锡山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好在尚有一些骨气。太原失守后，他没有像其他国军将领那样望风而逃，反而提出了“宁在山西死，不到他乡活”的口号，号召山西民众誓死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我们组织的积极协助下，阎锡山的晋绥军一直都在晋西和晋南地区艰难抵抗，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也没有让山西全境沦陷。无疑，他强有力地保卫了陕西省等黄河以西地区，间接策应了陪都重庆的安全。
由于军事装备、后勤供应和兵源补给等问题，晋绥军在忻口会战后元气大伤，兵力从巅峰时的20多万锐减到4万多，仅仅占据着七个县没有沦陷，成为正面战场位于黄河以北和以东的唯一前凸区域。依托着中条山，他们像钉子一样牢牢楔入日占区，牵制了大量敌人无法继续南下和西进。
众所周知，蒋介石麾下有“五虎上将”，分别是干将陈诚、忠将顾祝同、福将刘峙、飞将蒋鼎文和虎将卫立煌。为了稳住中条山不失，国民政府专门制订了作战计划，由卫总司令具体负责执行。
在我方紧锣密鼓布置的同时，日寇也深知中条山的重要性，必欲夺之而后快。为此，他们克服自身军力紧张和战线过长的困难，坚持部署了三个师团驻扎在周边地区虎视眈眈。
期间，日军在中条山地区进行了多次中小规模的试探性进攻，都被卫立煌坚决打退了。作为一员虎将，他的军事素养毋容置疑，绝对可以排在国军将领的前列。不过，由于拒绝执行“限共、融共、反共”的方针，逐渐开始遭到内部的排斥。
面对顽固派发起的反共高潮， 卫立煌始终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联合抗日，坚持相忍为国，从未与八路军产生摩擦和纠纷。不过，第二战区长官阎锡山却制造了“十二月事变”，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却制造了“皖南事变”，他们的爱国心和使命感高下立现。
为了警告“不太听话”的卫立煌，蒋介石开始或明或暗有意敲打，而国民政府则开始削减中条山地区的驻军。毫无疑问，这种此消彼长的行径，为日后的中条山战役惨败埋下了巨大隐患。
1941年4月，日本华中方面军将第33师团和第37师团都配属给华北方面军统一调遣，还从关东军抽调了两个飞行团部署运城和新乡两地。联同原先的华北驻军，已经拥有了将近12万人的规模，统一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指挥。
很明显，日本高层已经下定决心集中兵力在中条山一带打破僵持局面。为此，多田骏制定了极为严密的作战计划，已经被东京大本营批准。其主要意图大致如下:
彻底消灭张马、垣曲以西的中国军队，大量歼灭该线以东的中国军队。为达此目标，以第36师团、第37师团、第41师团、第9独立旅团、第36旅团和第16独立旅团为主，多处突破后直取垣曲、亘其以西之黄河北岸。另以第33师团为辅，由阳城向南攻击。同时，以第35师团和第21师团由沁阳、温县向邵源方向攻击前进。
重庆方面，参谋总长何应钦亲赴洛阳召开军事作战会议，准确预判日军的战役企图是为了夺取中条山地区并消灭黄河北岸的国军。为此，他提出了相应的作战对策，下令区域各部严阵以待:
一，周边部队由北向南和由东到西策应，与中条山右翼的守军联合攻取高平、晋城、阳城和沁水等地。二，与晋绥军及第二战区、第八战区协力包围晋南三角地带之日寇，减轻中条山的外围压力。
根据这次洛阳军事会议的部署，经请示蒋介石本人，国军制定了比较详细的联合作战策略。由第80军守卫中条山的西侧，由第5集团军守卫垣曲和桑池以西地区，由第14集团军守卫中条山北侧，由第9军守卫中条山东侧。另外，调集4个军的兵力配置于太行和太岳地区，随时策应此次会战。
1941年5月7日，日军从东、北、西三个方向同时进犯中条山地区，战役就此打响。当时，虽然中国军队的装备非常落后，但经过长年的经营和固守，部队士气和防御工事都不成问题，甚至还盲目自吹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
重庆方面也乐观的认为，此次会战准备充分，即便没有必胜的把握，但一战之力总还是有的。相比之前的淞沪会战、徐州会战和忻口会战，中条山会战或许能取得局部胜利。
不过，由于国军内部派系过于复杂，相互之间倾轧严重。此次会战部队既有中央军，又有晋绥军、陕军、滇军和川军，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信任感和默契度。
开战之初，日军凭借强大的空中优势不断轰炸，基本上瘫痪了中国军队的通讯和指挥系统，使之陷入到“各自为战”的混乱境地。即便如此，仍然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彰显了我们的民族气节。例如，滇军第3军军长唐淮源死战不退，在留下“保卫中条山职志未遂”的遗言后自杀殉国。陕军上千名不满18岁的娃娃兵，在弹尽粮绝后与日寇肉搏，最终手挽手跳入黄河殉国，无一被俘，也无一生还。
从1941年5月7日开始，到5月27日战役结束，历时二十天的中条山战役以中国军队惨败而收场。据国民政府统计，国军仅少将以上的将领就牺牲了12位，校级以上的军官达到了数百人。据《悲情中条山》记载:
中条山战役中毙伤敌官兵9900名，国军伤亡、中毒和失踪者13751名。
对于中条山战役，日本称之为“中原会战”。战役前，即便是最狂妄和最乐观的预测，也没想到会赢得如此轻而易举，如此摧枯拉朽，据敌人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记载:
中原会战中，中国军队弃尸42000具以上，日本军队战死673名和负伤2292名。
中日双方对于中条山战役的记载不尽相同，而且差别很大。但是，中国军队的惨败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蒋介石表示“中条山战役是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外，毛主席也认为“这是淞沪会战以来的最大损失”。
由于卫立煌不受信任，大战爆发前被紧急召回重庆述职，甚至还被长期软禁。作为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他连具体的军事部署也不甚明了，经常受到各方大员掣肘，焉有不败之理？
为了推卸自己的责任，蒋介石用卫立煌出来背黑锅，不仅免除其战区司令长官和河南省主席的职务，而且还革去上将军衔。除此之外，利用媒体混淆是非蒙骗民众，妄图拉我们组织出来垫背。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第二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指示《大公报》撰写了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污蔑“八路军不配合国军作战”和“乘机扩大地盘”。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立即写信进行驳斥，历数我们组织在抗战中的积极贡献:
我们可负责向贵报及全国军民同胞声明，只要和日寇打仗，十八集团军永远不会放弃配合友军作战的任务，并且会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事实不容抹杀，贵报当能一本大公，将此信公诸读者，敌人的谣言从此揭穿。
接到周恩来的来信后，《大公报》负责人张季鸾和王芸生高度重视，顶住压力全文刊登了信件内容。同时，撰写了“读周恩来先生来信的社评”，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
中条山战役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被晋升为大将军衔，扬眉吐气调回东京去争夺陆相之职。不过，由于遭到了皇道派阻挠，他只能出任军事参议官一职，更在1941年9月步石原莞尔后尘也被转入预备役。
中条山战役是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一个缩影，虽然有努力、有付出、有牺牲，但却因为太过片面而功败垂成。即便如此，中国军人浴血奋战和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不容置疑，值得后世的每一个中国人缅怀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