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竟然是一位隐藏的电影大佬

文丨独孤岛主

在前几日公布的一份访谈中，八十二岁的蔡澜说，自己正在进行物理治疗与康复运动。之前妻子去世，自己也跌了一跤，于是暂停一切工作养伤。

蔡澜的暮年生活，绝不是一般人以为的凄凉晚景。相反，他腾空旧居的所有古董字画，断舍离了个干净，唯留下茶叶。又在尖沙咀租了一套海景公寓，每层只有一户，居住者可以享受专属电梯直达的便利，每日醒来即可观望维港景观。

而引爆网络的是，更有八人团队服侍蔡澜一人，包括秘书、助理、保姆、司机、护士、医生和两名印尼工人。

与之前饱满的工作日程相比，此刻的蔡澜，似乎更沉浸于自己的世界。当然，照旧是烟酒不离手，要是有人劝他节制，会立刻被他赶走。

关于蔡澜的人生，很难简单概括。他的身份有太多，今天，就聊聊电影人蔡澜吧。

蔡澜在香港电影尚未完成「现代化」的片场时代即已入行，职业生涯横跨整个香港电影黄金年代，可以说是一个盛世的全过程见证者，而其他身份如电视主持、美食家、作家等，则落实了他在香港生活的数十年来，与这座城市野蛮生长的多元文化色彩，同频共振的实在质感。

因为父亲在邵氏公司工作的关系，早在1950年代末赴日留学的蔡澜便以半工半读的方式为邵氏公司工作，担任驻日经理与翻译。

在此期间，他全方位学习电影制作，协助公司在日的具体业务，包括拷贝冲印，香港赴日拍摄团队的接待与行程安排。

得益于冷战时代香港地区与日本、韩国合作制片的机制，蔡澜得以在此过程中深度参与合拍进程，潜移默化掌握电影制作发行全过程之外，更有为明星安排整容及带人吃喝玩乐的「额外业务」。

因此，在蔡澜的职业生涯中，属于电影制片等专业领域的行活，自然是处理得水到渠成，在「工作」之外的「社会表演」，同样深刻影响了蔡澜的一生。

今时今日，关于他在邵氏二十年制作的影片，不熟悉影史的大众很容易就淡忘了，但属于「事后」的那个对日本文化、对美食甚至对生命有高品质追求与体悟，可以用「爱玩爱癫」来形容的乐观精神图腾式形象，似乎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而这一点，无论是在《在邵逸夫身边的那些年》这本书中，或是在蔡澜实际为人所知的制片生涯里，都有所体现。

在此过程中需要强调一点的是，包括蔡澜在内的「四大才子」，公众形象中都有非常浓重的「娱乐文化」或曰「娱乐精神」面向，但在高度发达商业社会表象底下，他们的言行甚至作品，都是基于非常深厚的文化建构基因。

蔡澜在邵氏电影制霸香港影坛的年代，他就曾向老板邵逸夫建言，是否可以用商业类型片的盈利换取拍摄类似西方现代主义电影的尝试。

虽然建言不出所料被老板枪毙，但蔡澜身处浙商家族企业中，而能以丰富的世界电影视野，甚至艺术电影意识衡量创作，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事实上，邵氏公司直到香港电影新浪潮起步之后，才被迫进行艺术电影转型，此时已经是1980年代，对庞大的电影帝国来说，转身太过沉重，事实上为时已晚。

蔡澜虽然与邵氏电影公司的宾主关系「始于微时」，也见证了港日电影软硬件交流带来的产业升级，但他在香港电影业最大的成就，并非在邵氏时期完成，而是在他获邀去往1970年代迅速崛起的嘉禾公司之后，监制的一系列改变香港商业片走向的电影，尤其是1980年代成龙、洪金宝主导主演的一系列影片。

《快餐车》《龙兄虎弟》《一个好人》《重案组》《红番区》，一长串名字，联结起80-90年代香港电影的辉煌岁月。

《快餐车》（1984）

这些影片除了由当时最具创造力的动作片巨星成龙、洪金宝、元彪等出演以外，在制作水准本身，都是足以对标世界级水平的。

不约而同地，嘉禾出品、蔡澜监制的这些影片，开拓出香港电影银幕空间中空前广阔的「世界性」，比如《快餐车》取景于西班牙、《龙兄虎弟》远赴南斯拉夫、《红番区》将背景直接放在纽约唐人街。

《龙兄虎弟》（1986）

在一大批「嘉禾出品」中，类似英美世界《007》系列片集中出现的全球景观，有效拓展了基于传统武侠电影／戏曲演出程式的动作设计所负载的表意内涵，亦令「港产片」的文化空间生产，达到与全球化同步的程度。

《龙兄虎弟》等片拍摄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成为了主演成龙动作片表演神话的一部分，这当然并非蔡澜所能预料得到的，但正是步步升级的大片规模、无数次出现的突发状况，令邵氏时代已经习惯于随机应变的蔡澜得以一次次度过难关，最终成就了嘉禾电影的盛世神话，也成就了成龙们在华语，甚至是世界动作片领域无可替代的独家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