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路西法尔

在当下的国产院线中寻找「现实主义」就像是在老婆饼中寻找老婆一样，是一件缘木求鱼的事。很多曾被媒体冠以「现实主义」旗号的电影，稍加分析就会发现，这些文本中的「现实」是精心构建起来的「第二现实」，就如同透过哈哈镜来观看现实，现实早已面目全非。

目前正在领跑中秋档的《野孩子》就是此类影片中的最新一部，影片据说是有现实原型的：2019年的《今日说法》栏目报道了一起窃案，案情本身并不复杂，作案人的身世却引发了关注——马亮是一个流浪儿，当时二十一岁，「收养」了另一个八岁的流浪儿轩轩，二人以「兄弟」相称。

让办案民警奇怪的是，每天挣扎在生存边缘的马亮不仅不允许「弟弟」参加盗窃，更竭尽所能地满足他的需求，他们的流浪营地堆积了很多小孩爱吃的零食。

这则报道不难让人想起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和《无人知晓》，但如果观众怀着同样的期待去看《野孩子》，会立刻发现差距。

首先是两位主演都不大符合角色的状态。关子勰饰演的轩轩是推动情节的关键人物，影片中马亮的几次关键选择（让轩轩入伙，放弃流浪，吃霸王餐，加入「文叔」的帮派）实际上都是这个八岁男孩所推动的。

作为一个生长在社会底层，从小被父母遗弃、被爷爷虐待、被同龄人霸凌的孩子，轩轩对陌生人的信任感出奇的高，也不会自我压抑，肚子饿了便坐在街心号啕大哭。

这不像是在物质和安全感双重匮乏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倒像是一个从小受到溺爱的儿童。反观《小偷家族》，不管是城桧吏还是佐佐木美结，他们的表演都是木讷的、压抑的、安静的。

至于王俊凯所饰演的马亮，作为一个在街头浪荡了多年的流浪儿，理应比家庭健全的同龄人更加复杂沧桑，至少应该比《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夏雨更接近「动物凶猛」的本质。但无论是王俊凯的造型还是他的演技都缺乏「野孩子」的野气，更接近少年维特式的忧郁。

那张没怎么受过气的脸，如果反戴一顶鸭舌帽去《麦田里的守望者》里客串离家出走一日的宾夕法尼亚叛逆少年也许更有说服力，饰演在街头流浪了五六年的孩子则力有不逮。

不过从表演的层面来检讨这部影片对于「现实」的美化是没有多少意义的，演员的选择更多的是为了影片的整体效果服务。

《野孩子》在写实层面上的主题是对于「生而不养」这一社会现象的控诉，而在象征层面上的主题则是母职的缺位与复归，这与殷若昕导演的上一部作品《我的姐姐》倒是一脉相承。

这里所说的「母职」不仅仅是指马亮和轩轩这些「事实孤儿」生物学意义上的母亲，更是国家这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母亲。

影片的前半段马亮和轩轩反复地咀嚼被母亲抛弃的经历，就是对影片后半段以母亲之姿登场的国家的召唤。逻辑上讲也只有强大的国家能够代替不负责任的母亲，将误入歧途的青少年重新召唤回「正轨」。

《我的姐姐》（2021）

影片高潮处那首点题的《苔》已经点明了整部影片的构思：「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白日有心、苔花有意，双方本应一拍即合，只是客观条件所限，加上阴差阳错才造成了中间的种种曲折。

在这种叙事框架下，马亮和轩轩本身必须具备容易于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品质，至多只能有点「小毛病」，没有什么不可接受的大错，主人公外形和性格向健全儿童靠拢只是这种调整的一部分。

《小偷家族》花了大量笔墨来刻画偷窃的过程，《野孩子》中则没有一场戏原原本本展现主人公犯罪过程的戏。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掐头去尾，或干脆就是MV式的跳接，除了避免「不良社会影响」外，更可能的是为了避免过于写实的画面刺痛观众。

马亮的结局也从真实案例中的逃亡被抓变成了主动自首。哪怕是片中匪气最足的「红毛」，也没有真地犯下杀人重罪；电影虚构的大反派「文叔」也原型身边所没有的，这样做的用意也是为了进一步缓和警方和流浪儿之间的矛盾，没有的「文叔」的威胁和诱惑，马亮可能在影片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就投案自首了，所以必须设置这么一个大反派故事才能平滑。

但是这样不断地用温情来弱化冲突，就使得本片的根本设定上出现了一个矛盾：马亮和轩轩一直在呼唤母亲，国家机器也的确有意扮演母亲，可是影片的主体却是马亮和轩轩一直在拒绝、逃避来自「母亲」的帮助。看完影片观众们或许会问：如果马亮在影片开场五分钟就让自己被「穿制服的」抓住，那是不是就快进到圆满结局了？

马亮和轩轩东躲西藏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吗？观众们可以自行判断，但至少提供了案件原型的那期《今日说法》并不认为轩轩有了学上、有了好心人的资助，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在促使一个儿童的身心有健全发育的所有因素中，金钱只是最不重要的一个，何况即使是钱的问题，轩轩也远未得到解决。至于马亮，他出狱之后应该怎样回归社会，显然要涉及更加复杂的社会规则，想想都知道不是一行片尾字幕能够使人安心的。

有意思的是，作为本片的镜像之一，《小偷家族》被《映画艺术》评为当年的「年度十差」之首。有批评者认为，是枝裕和一方面在影片中尖锐地抨击了表面上运行平稳的社会制度对于底层的漠视，一方面又以人间温情给观众以虚假的慰藉。

以同样的标准来看待《野孩子》，会发现它同样是一方面提供了一个催泪的故事，一方面向观众提供有些虚假的慰藉，只是这慰藉的来源与《小偷家族》完全不同。《小偷家族》中，主人公可以反问警方：「把孩子生下来，就是妈妈了吗？」

《野孩子》中，则只能让轩轩的爷爷无奈地下跪：「他们都把孩子都丢给我，我有什么办法？」是枝裕和可以站在边缘人群的立场上质疑主流社会的伪善，而《野孩子》则只能把问题重新甩给边缘人群。

即使在《野孩子》目前的剧本框架下，还有很多问题去值得去深入。比如马亮收留轩轩的动机，绝不仅仅是用「自己淋过雨，想为他人也撑把伞」就能够解释的。

这个行为里是否也包含着流浪儿对于「正常」家庭的蔑视、敌意？为什么比起被警方「解救」他宁愿选择流浪？期望这些问题在当下得到回答也许太过奢侈。

只有当「主流社会」愿意把镜头对准自身，而不仅仅是马亮、轩轩这些孤立的「社会问题」时，「现实主义」才有扎根的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