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初，中南局一位女干部奉调进京，1年后即被任命为共和国首任监察部部长，成为继史良之后第二位女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去到北京之前，她在中南局还一手主导了弹劾举报自己的老乡，同时也是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的案件。

进京后，她依旧坚持自己实事求是、铁面无私的工作办事风格，严肃查处了一批大要案，受到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获得了党内“女包公”的美誉。

那么，这位“女包公”是何许人也？当年举报黄永胜究竟怎么回事？她的身上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这位“女包公”，就是钱瑛。

1903年5月，钱瑛出生于湖北省咸宁一商人家庭，早年间家庭富裕，钱父曾留学日本，钱母也略通文墨。

受此家庭环境影响，钱瑛8岁即随家中兄长一起入私塾，熟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她写的词在家乡广为传颂，当地乡亲们都叫她“才女钱六姐”。

后来随着钱瑛长大，上门提亲的人络绎不绝，钱母最终为女儿相中一家，收了聘礼，包办下一门亲事，结果却遭到钱瑛的强烈反抗。

如同当年据理力争向父母争取不裹足一样，这一次，钱瑛又获得了成功。

她不惜用剪刀猛戳自己的颈部，拼死抵抗，换来了钱母的同意退婚。

1923年，钱瑛又说服母亲，去到省城求学，并如愿考入湖北女师。

也就是在这里，钱瑛的思想开始转向革命。

1927年，24岁的钱瑛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夏，钱瑛被派到江西省九江市总工会，负责纱厂和火柴厂工作。

不久白色恐怖愈加严重，组织上当机立断，通知钱瑛转移。

此后，钱瑛历经广州起义失败，与起义部队失联，不幸跳入人贩子船只，逃脱后又差点被报案请赏，所幸假扮成一个“节孝”女子才得以逃脱，去到香港，并与组织上取得了联系。

后钱瑛又接受组织安排，辗转前往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

也就是这期间，钱瑛结识了丈夫谭寿林。

谭寿林（前排左二）

谭寿林出生广西，比钱瑛要年长7岁，1923年入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和白色恐怖蔓延，参加了广州起义，曾两度入狱，1928年获释后辗转去到上海。

在上海艰难而复杂的革命工作中，钱瑛和谭寿林，两个历尽磨难，依旧对革命事业充满热情，信仰坚定的人日久生情，并结为革命伴侣。

只不过新婚未满百日，两个人便面临分离。

钱瑛接中央组织部通知，赴苏联学习，而谭寿林继续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一直到1931年春，钱瑛学成归国，夫妻俩才又重逢。

就在此之前，钱瑛还在苏联生下了和谭寿林的女儿，只是为了革命事业，钱瑛只能将女儿送进一家保育院。

回国前，钱瑛去到保育院看望女儿，久久不愿离开，但想到回国后等待着她的大量革命工作，她还是选择将女儿留在了苏联。

只不过任她怎么也没想到，回国前的那一面竟成为了她和女儿的最后一面。

时隔多年后，钱瑛才得知了女儿已夭折的消息。

而钱瑛的丈夫谭寿林，也在钱瑛回国夫妻俩短暂重逢后不久，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对派逮捕，在狱中受尽折磨英勇就义。

这一年，谭寿林35岁，钱瑛28岁。

这对革命夫妻自新婚后分离，再重逢后共同生活还不足半年，最近一次分别前，谭寿林还交代钱瑛先去往洪湖，自己处理好上海工会组织的善后工作就去与她会合。

却没想到，这竟成为了二人的永别。

钱瑛当时听闻丈夫遇害的噩耗，悲从中来，并默默做了一个决定，自此之后终身未嫁，将全部精力放到了革命事业上。

此后，钱瑛历任潜江县委书记、江苏省委妇委秘书长，组建游击队，后被捕入狱。

狱中，钱瑛化名“彭友姑”，结识了党内女杰帅孟奇、夏之栩等人，和难友们先后进行了4次绝食斗争，在国民党的档案上留下了“思想顽固、言行不良，继续留院反省”的记录。

1937年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亲自干涉过问，国民党方面拟定了释放人员名单。

这时，钱瑛已经度过了4年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不幸的是，释放人员名单上却没有钱瑛的名字。

钱瑛（中）和难友出狱合影

原来，钱瑛化名“彭友姑”，在狱中始终未供认共产党员身份，后来帅孟奇等率先出狱，向周恩来汇报了相应情况，化名“彭友姑”的钱瑛才终得以第二批获释，结束4年牢狱生活，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

此后，钱瑛长期在国统区活动，主管地下工作。

1943年，钱瑛回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

这期间，尽管钱瑛自己也在受审查之列，但她还是挺身而出，为不少同志申辩，以大量事实，回击了谎言，保护了不少同志。

1945年，钱瑛调任重庆局组织部长，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由于出色的工作表现深得周恩来信任。

钱瑛在南方局

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钱瑛在虎穴南京，继续领导地下工作，为蒋管区开辟“第二条战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又相继转战上海、香港。

1949年春，南方各省解放在即，钱瑛带领大批干部乘船回到解放区，后被派往中南地区政治经济中心——武汉担任接管武汉的工作。

而也就是在武汉，钱瑛再一次挺身而出，举报了当时负责接管武汉的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

彼时，正值武汉解放，华中局（后改称中南局）机关进驻武汉。面对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人民政府首先将目光瞄准到贩卖毒品、娼妓、卖淫、大烟管以及赌场等毒瘤上。

武汉解放

结果就在查封一家烟馆时，人民政府却遭遇了阻挠。

烟馆的女老板气焰嚣张，公开宣称她的烟土馆是接管武汉市的解放军第十四兵团副司令员黄永胜开的。

一时间激起了许多群众的不满。但我党内不少干部，被女老板的嚣张气焰唬住，害怕报复，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观望和噤声。

而担任华中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南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人事部部长等职的钱瑛却站了出来。

她从自己的侄子钱念之口中得知了烟馆查封遇阻的事情，当即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黄永胜

尽管黄永胜是一位高级将领，同时还是钱瑛的湖北老乡，两个人之间也很熟悉，但钱瑛并没有打算无视和放过这件事，她先让钱念之写一份举报材料。

不过钱念之却怕了，他只是一个新招收的战士，而要写的举报材料指向的人可是一个在烽火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老司令。

钱瑛看出侄子的担心，只说了这样一番话：

“你反映的这一情况极为重要，它涉及我党高级干部进入大城市的表现，涉及党在新解放区的威望问题，应当查明真相，迅速予以澄清，挽回在新解放区群众中的不良影响。至于你们怕什么报复，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新中国不同于旧中国，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说完，钱瑛又叫来侄女钱辉和钱念之一起，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去到那家大烟馆，购回一块大烟土作为证据，而后连同举报材料一起交到了中南局。

这份举报材料和证据，立即引起了中南局的重视。

中南局组织部当即对举报材料所指烟土馆查封遇阻一事展开调查，最终证实，举报材料所指烟土馆，确实是和黄永胜有关，是黄永胜的老家亲戚所开，一直假借黄永胜的名义，甚至拒绝查封。

只不过黄永胜本人对此事并不知情，中南局组织部因此给予了黄永胜口头批评处分。

钱瑛因此案赢得人们的尊敬，此后不到4年时间，也就是1953年初，钱瑛奉调进京。

一开始，她被任命为中纪委副书记兼人民监察委员会（监察部前身）副主任，协助中纪委书记朱德主持中纪委日常工作。

另一边，时任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已经68岁，此前一年就饱受病痛折磨，身体健康状况已经无法胜任监察工作，中央考虑到此，尽可能减轻他的工作，让他多点休息时间。

这期间，身为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的钱瑛实际承担了主要的工作重任。

1954 年 参加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成员合影，钱瑛（二排右六）

1954年9月，国务院监察部成立。

钱瑛即被任命为监察部首任部长，成为新中国第二位女部长。

这一年，钱瑛50岁。

由于参加革命早，资历老，钱瑛在监察部具有很高的威望，副部长和处长们都很尊敬她。

工作上，钱瑛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自丈夫牺牲后，她再未嫁，誓将全部精力都放在工作上。

她习惯了每天起早晚睡，天未亮就起床，每晚又工作到12点多，在她的率领下，监察部上下从没有人迟到早退，始终坚持在同破坏党的纪律的不良倾向斗争的第一线。

每逢开会的头天晚上，钱瑛就坐在藤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向秘书罗列自己第二天讲话的要点，然后由秘书记下来，整理好，再交由她过目。

一旦遇到没想通的问题，她就会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边抽，一边踱步，直至思索出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总是忘了吃饭，胃上有了老毛病，医生上门给她看病，总是叮嘱她按时吃饭，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而钱瑛每每应下，回头工作起来又总是抛诸脑后，在她的日程表上，除了学习、办公、开会，别无其他，钱瑛自己还同秘书打趣说：“我不是八小时工作制，而是包干制。”

1956年，钱瑛出任监察部部长的第二年，广西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粮食大幅减产，大批农民逃荒死亡。广西诸多干部群众写信到中央反映干部严重失职和官僚主义的问题。

钱瑛闻讯，率中央检查组，亲赴广西调查。

她率队深入区乡，走访特困群众，查清了发生了这一严重灾情的主客观原因，根据事实一手认定了广西省、地、县三级干部应负的领导责任。

有关责任认定的问题，是十分敏感的，在其他人眼中都是个得罪人的差事，而钱瑛对此并不以为意，她坚持按事实认定，直指广西省、地、县三级干部层层工作失误，“从未派人检查过灾情”、“发现饿死人情况仍不采取有效措施”、“积压专署下发的救灾指示达半月之久，没有及时展开救灾工作”……

如此，在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职位上，钱瑛重调查，重事实，重证据，查纠了一桩桩案件，被周恩来总理赞扬“铁面无私”。

1959年，监察部撤销后，钱瑛结束长达5年之久的监察部部长一职，之后接替谢觉哉担任了国家内务部部长，并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此后，钱瑛身居高位，却不忘百姓疾苦，每年都会空出一半的时间下基层走访调查。

1962年，钱瑛带领中央监委和华东局监委工作组去到大批惩办干部、株连问题突出的安徽，协助省委做甄别工作。

当时，安徽的干部群众听说钱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钱大姐来了了，这次有希望了！”

果不其然，钱瑛的到来为安徽的干部群众带来了福音。

她坚持不轻信，不苟同，不妄断，坚持真理，绝不“乱咬”，明确提出所有案件只抓大是大非，不纠缠枝节琐事，不留尾巴，成功甄别平反了安徽三大错案。

当时有错案都被定为“铁案”，钱瑛也不怕有人散布流言蜚语，将个人得失置之度外，承担了很大的政治风险，坚定不移地指导了安徽省委的甄别平反工作。

此后，安徽省内形势大为好转，从1963年到1965年，全省农业、轻工业、重工业总产值全部出现增长。

安徽的干部群众因此亲切地称呼钱瑛为“女包公”，后来这个称呼不胫而走，钱瑛“女包公”的名号就越来越响了。

不过很快，一场风雨不期而至。

而早预感到风雨欲来的钱瑛忧心忡忡地对一位老同志道：“现在有些事情，我们得讲话。我们不讲，谁还讲？！”

忆及曾经的地下工作岁月，钱瑛说：“过去，我曾经抱定必死的决心和敌人进行斗争，现在我还是这样，不过斗争比那时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

不久后，钱瑛即因为曾被捕入狱的历史受到冲击，最终忧愤成疾，于1972年确诊肺癌，住进北京日坛医院。

期间，钱瑛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转出院，不久病情又急剧恶化，第二次住进日坛医院。

李冰

日坛医院的副院长、钱瑛老上级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前去看望钱瑛，问她还有什么要求。

躺在病床上的钱瑛艰难地说出了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我不需要治疗了。”

1973年7月26日，钱瑛病逝，终年70岁。

时隔5年后，1978年，原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终于作出结论，指出钱瑛被捕后“拒绝反省，没有向敌人屈服，表现是好的”。

同年，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钱瑛同志骨灰安葬仪式。

1979年，中央组织部再作出结论，为钱瑛彻底恢复名誉。

回顾钱瑛的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对同志、对人民，她深怀真挚的热爱，对敌人、对自己队伍的败类，她深恶痛绝。为维护党风党纪和国家政纪尊严，她呕心沥血，不怕报复，敢涉禁区，坚守原则，在共和国的纪检监察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不愧“铁面无私”“女包公”的称呼。

如今斯人已逝，但精神事迹永存，在漫长而艰难的岁月里，她为革命，为新中国监察工作所付出的一切，将永远值得铭记景仰。

素材来源：

[1]宋凤英.党内“女包公”钱瑛的传奇人生[J].党史纵横,2010,(09):29-32.

[2]杨力仁.“女包公”钱瑛查纠的三大案件[J].炎黄春秋,2023,(05):30-34.

[3]王涵,姚景明.民政部第一位女部长──钱瑛[J].中国民政,1999,(02):37.

[4]桂文健,达光,铭天.名人历险记——钱瑛的生与死.广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