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军历史上发生一次万众瞩目的大变动，百万大裁军。

曾经威震东南半壁的福州军区，也面临是撤还是留的问题。

这时，福州军区的许多同志纷纷找到了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江拥辉，希望他能找找中央军委领导，请求不要撤销福州军区。

江拥辉对此不置可否，提出了拒绝。

4月，中央军委下令将福州军区和南京军区合并，江拥辉被任命为两大军区合并协调组的组长。人们都说江司令是“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结果令众人出乎意料的是，1985年5月23日至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

6月3日，中央军委宣布新的任职名单，其中却唯独没有江拥辉司令的名字。

江拥辉遂抄起专线电话机，接通了南京军区……

1917年，江拥辉出生于江西瑞金。

1931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诞生。

瑞金自此有了“红色故都”、“共和国摇篮”的光荣称号。

而也就在这一年，14岁的江拥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革命道路。

1933年5月，江拥辉又正式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少共国际师的红小鬼，此后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多次荣立战功。

1934年10月，驰名中外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瑞金出发，时年17岁的江拥辉成为长征队伍中的一员。

1935年，江拥辉转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特派干事、二师特派干事。

同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的最后一战——直罗镇歼灭战，毛主席亲临前线指挥，彭德怀、罗荣桓、叶剑英、陈赓等后来的21位开国将帅全部参加了这场战役，上演了中国革命史上将帅齐上阵的罕见一幕。

最终在此战中，我军取得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主席说：直罗镇战役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而江拥辉当时也参加了此战。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江拥辉加入八路军115师，奔赴抗战前线。

115师，也就是后来东北野战军，即四野的前身。

1938年9月，115师在一周内于山西汾离公路取得三战三捷，江拥辉当时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保卫局巡视员，参加了此次战斗。

1939年3月，115师奉命挺进山东。此后，江拥辉在山东战斗多年。

1942年，江拥辉任上团政治委员，结果一年后精兵简政，上级又决定让已经担任团政治委员的江拥辉去当营教导员。

后来营长在攻打日照的战斗中牺牲，上级又让他改行当营长。如此连带降级改行，而江拥辉对此毫无怨言，始终愉快地服从组织分配。

而也就是这次改行，令江拥辉的人生迎来一大转折，为他今后成为我军一名军政兼优的指挥员打下了基础。

到1944年时，江拥辉已经成为了山东滨海地区有名的团长。

1945年7月，滨海、鲁中军区部队对伪军张步云发起讨伐战役。江拥辉率先指挥第13团打下了秦家河崖、丁家沙窝，给张步云部以极大的震撼。

张步云

抗日战争胜利后，江拥辉又率13团联合第6团，一起围攻张步云的老巢诸城。

而就在战斗进展一切顺利之际，敌人突然以密集的炮火猛攻东面的第6团阵地，并出动2000多名伪军从东南门突围。第6团由此被迫从进攻转入截击和追击。

这时，江拥辉当机立断，指挥处于西面的第13团迅速攻城，一举端了张步云的老窝。

经此一战，江拥辉作战灵活又极善审时度势的军事指挥才能得到充分展现。这也就是江拥辉常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兵事决于临机，地势审于平日”。

抗战胜利后，115师又奉命开赴东北。

1946年2月，江拥辉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1师二团团长，不久，他即指挥第2团参加了秀水河子战斗。

由于战前地形勘察细致，火力组织严密，兵力部署得当，江拥辉指挥第2团攻击进展顺利，很快便与南面的第7旅对敌形成夹击之势，干脆、利落地消灭了敌人正规军1个团部、4个营和1个师属炮兵连，因此受到中央军委致电祝贺和东总传令嘉奖。

而后，江拥辉又参加了著名的四平保卫战，并于同年夏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第1师副师长。

1947年1月，第1师决定在张麻子沟伏击国民党新1军第38师第113团。

国民党新1军是蒋介石麾下五大王牌军之一，号称“天下第一军”，可以说是美军的一个“副产品”，它不仅完全按照美国陆军师的标准来装备，而且还在美国人的指导下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东北，特将新1军经海上运至东北。

所以可想而知，我军第1师伏击国民党新1军精锐部队第38师第113团，这势必是一场硬仗。

也正因如此，为了打好这一仗，第1师师党委当时特命任副师长的江拥辉前往一线指挥。

抵前线后，江拥辉带领团长、营长仔细勘察地形，进行周密部署：决定以第2团迎头拦击敌人，以第1团在左右两侧夹击，以第3团断敌退路，对敌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对此，当时曾有指挥员担心这样分散兵力，不利于取胜，主张集中3个团的兵力正面拦击。

江拥辉却道：“只要迎击和夹击部队动作突然，攻击勇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敌人打晕，就有把握打退敌人。第3团是在伏击中打阻击，必能取胜。”

梁必业

师政委梁必业支持江拥辉的意见，很快定下了决心。

最终，部队在雪地里隐蔽了近一天，待敌人全部进入包围圈后，江拥辉立即发出攻击命令，经两个半小时激战，全歼敌军，并缴获汽车14辆，各种炮20多门。

此战后不久，江拥辉即由副转正，升任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一师师长，参加了辽沈战役，解放东北全境。

紧接着，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加入平津战役，包围天津、唐山、塘沽，由于塘沽东面靠海，其他三面围水渠盐地，无法对敌形成包围，也不便大部队展开，再加上北平、天津国民党军有突围可能，中央军委于是批准了东北野战军的作战计划，集中兵力先打天津。

人民解放军金汤桥会师

在天津之战中，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等部负责从天津西面的和平门向金汤桥攻击，与东线部队汇合，将天津守敌拦腰切断，消灭敌指挥机关。

江拥辉率第1师在战前仔细侦察了地形和敌人布防情况，及时组织部队把交通壕挖到距敌阵地只有50米处。总攻发起后，部队很快就突进了天津城区，并打下金汤桥边的伪警察局，活捉了伪局长。

紧接着，江拥辉又指挥部队猛攻敌核心工事，很快控制了天津的制高点——中原公司。继而又打下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了警备司令陈长捷。

平津战役结束后，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中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援。

1949年8月，江拥辉任上四野三大主力之一的第38军参谋长、副军长，参加了湘西战役、滇南战役，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梁兴初（左）、江拥辉（中）

新中国成立后，江拥辉又奉命赴朝作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军副军长。

38军，是素以打硬仗、恶仗著称的王牌军，也是后来著名的“万岁军”，不仅是四野三大主力之一，也是号称“天下第一纵”之一，它的老底子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三军团的一部，是彭德怀亲手培育的富有光荣传统的部队。

不过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由于情况掌握不准，第38军初战打得并不理想，受到了对38军寄予厚望的彭老总的批评。身为副军长的江拥辉对此毫不推卸，主动承担责任。

这令38军上下都十分感动，和江拥辉一起共过事的同志后来回忆起来，直言，江拥辉是最讲大局的。

紧接着在第二次战役中，江拥辉参与领导38军，亲自督战，全歼南朝鲜伪军第7师，接着又亲率113师“边走边打”，一路猛攻，在争夺重要关隘的战斗中将联合国军土耳其旅打得只剩下两个连，后又全歼美军两个师。

在这个过程中，师指挥所曾面临万分危急的情况，被数倍于己的美军包围。

在此情况下，江拥辉沉着冷静，灵活指挥部队与敌激战，等来支援，扭转战局，消灭该敌，令指挥所40多人转危为安。

在众人惊魂未定之际，江拥辉又开始筹谋进一步扩大战果，指挥部队分两路向敌纵深穿插，一路堵住南逃北援之敌后，一路围歼南逃之敌。

最终，在此次战斗中，第38军共歼敌万余人，俘敌3600多人，缴获汽车1500多辆、各种火炮389门。

志愿军司令部当时得知此消息十分高兴，彭老总亲自起草表彰第38军的嘉奖令，满怀激情地写了那句：“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

38军“万岁军”的称号自此而来。

1952年，35岁的江拥辉接替梁兴初，成为“万岁军”38军第二任军长。

同年10月，白马山战役爆发，此战可以说是江拥辉接任军长后的“当头炮”，为此战，38军上下做了周密的战前准备，江拥辉更欲一鼓作气，为38军“万岁军”的光荣册再填一笔。

结果令谁也没预料到的是，突击队干部谷中蛟临阵突然投敌叛变，开局即为白马山之战我军失利埋下伏笔。

江拥辉在“风云突变”的情况下，指挥38军血战“九昼夜”，伤亡6700人，完成了志愿军司令部在此战前下达的两个目标其中之一，给了南韩军有生力量以毁灭性打击，韩9师直接被打成了“新兵营”，但终未能坚守白马山阵地。

白马山失守，身为38军军长的江拥辉向志愿军总部承担了此战不利的责任，并在集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

后来，原定回国的38军又同39军、40军一起，奉命调往西海岸反登陆。

直到最后归国，38军成为我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自始至终未离开的铁军，在整个朝鲜战争中38军共歼敌14.3万余名，占整个朝鲜战场歼敌总数70万的五分之一。

1953年7月，江拥辉离朝回国，为新中国国防事业和部队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38岁即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将军，并被赋予统率精锐之师的重任。

此后，江拥辉历任沈阳军区副参谋长兼沈阳卫戍区副司令员、旅大警备区（兵团级）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军区党委副书记。

1983年，时年66岁的江拥辉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不过任上仅两年，即迎来了1985年百万大裁军。

当时的福州军区上下，对于军区是撤还是留，议论纷纷，人心不定。

大家默契地将目光看向了资深功大，德高望重的江拥辉，其中一些干部甚至要他找中央军委首长建议，不要撤销福州军区。

对此，江拥辉只语重心长地劝导大家道：

“百万大裁军是党中央、中央军委作出的英明决策，我们必须无条件服从。至于撤销哪个军区，要等军委决策。军人对部队都有感情，但是如果大家都要求保留建制，那裁军怎么裁得下去呢？所以我们谁也没有权力去干扰军委决策，我自己不能去找门子，也不准你们去拉关系。”

1985年4月，中央军委最终下达了福州军区被撤销、工作至本年8月30日结束，后与南京军区合并的命令。

江拥辉被任命为两大军区合并协调组组长。对于军区内的诸多议论，他总是将一句话挂在嘴边：“不要瞎猜、瞎传，一切听组织安排。”

1985年5月23日到6月6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贯彻我国政府关于减少军队员额100万的战略决策，研究制订了落实这一决策的措施和步骤。

江拥辉进京参会。

6月3日，中央军委领导人集体找福州、南京两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宣布新的任职名单。

而其中，却唯独没有江拥辉的名字。这意味着，江拥辉将从司令员位置上退下来。

这样的变动对任何一人来说都并不好接受，也是考虑到此，军委领导特意找江拥辉谈话，征求他的意见，而江拥辉却未曾含糊，坚决服从军委安排，没有提出任何意见。

后来有人曾问及他当时的想法，他说：

能在这样高的位置和重要岗位上工作，组织上是很信任很器重我了，如果还有什么非分之想的话，那就是自不量力。如何对得起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战友？

江拥辉从北京回到福州，这时，有原福州军区的许多单位邀他再去部队看看，但江拥辉却未曾前往，他说：“我现在去了只能干扰你们的工作，给你们添麻烦。我只要能听到你们不断进步的喜讯就心满意足了。”

此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江拥辉努力抓住卸任前不多的时间，主动出面做干部们的思想工作，并陪同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和政委傅奎清，对所属师以上单位的工作一一进行交接，对编余干部和剩余营产做了妥善处理。这使得福州军区撤销后的移交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

1985年8月30日24时整，按照中央军委先前下达的命令，福州军区的工作至此结束。

同一时间，江拥辉拨出了在福州军区司令员任上的最后一次公务电话：“给我接通南京军区。”

“嘟、嘟”几声响后，电话接通，江拥辉对着电话另一端的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朗声道：

“向司令员吗？我是江拥辉。从现在起，我把福州军区的指挥权全部交给你。祝你们取得更大成绩……”

自此，江拥辉结束了52载戎马生涯，正式离休。他有感而发，同身边的秘书讲述起自己这么多年漫长而曲折的经历，直言，部队生活一朝结束，自己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又感到轻松，因为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他的心里是踏实的。

后来，江拥辉回到沈阳，开始了自己的退休生活。

晚年，他专注于写作，用了两年多时间，走访近200人，撰写出版了40多万字的回忆录——《三十八军在朝鲜》。

当时曾有人建议他书名直接写做“万岁军”，但江拥辉最终还是用了“三十八军”。

在书中，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读者能从这部回忆录中感受到志愿军爱祖国、爱人民、爱中朝友谊、爱和平的深情，并了解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而受到启迪，我则感到不胜荣幸，在朝鲜战场英勇献身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也会聊以藉慰了。”

1991年2月13日，江拥辉将军在沈阳病逝，终年74岁，自此走完了60载曲折革命路程，结束了淡泊宁静、顾全大局、无私奉献的一生。

素材来源：

[1]曹春荣.江拥辉交权[J].党史文苑,1995,(06):22.

[2]汤小薇.高亢的英雄旋律——忆平津战役主攻师长江拥辉[J].党史纵横,1999,(03):35-36.

[3]刘萍,刘良.抗美援朝虎将江拥辉传奇[J].党史文苑,2007,(03):2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