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舍得丢下我？”她站在村口柳树下，声音轻飘飘的，像冬天的寒风拂过耳边。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脚下踩着雪，鞋底冻得发硬，心里却像烧着一把火，烫得难忍。我咬紧牙，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那一刻，我明白，所有的承诺，只有做到了才算数。

事情要从1973年春天说起。那时候，我刚满19岁，家里穷得叮当响，兄弟姐妹加我一共五个，吃穿都靠父母从地里刨出来。高中毕业后，我没等到分配工作，只能回村里帮着干农活。说实话，我心里不甘心，年轻人嘛，总想着能走出这片田地，干点出息事。可村里人都说：“吴家老大，读书读到高中，都白瞎了！”我听着这话，心里窝火，却也没办法。

家里人也没看出我成天闷闷不乐。母亲总唠叨：“别整天想那些没用的，当农民怎么了？你爸还不是种了一辈子地，咱家不也过来了？”父亲倒没多说什么，只是拿眼瞟我一眼，叹了口气。

转机是村小学缺老师的时候到来的。

那天，大队书记牛叔大摇大摆地来了我家，一进门就笑着说：“吴家老大，这回有个能动笔杆子的活儿了！村小学缺个民办老师，我看你最合适。”他拍拍我的肩膀，“这可是个文化人的活儿，比种地强多了。”

父亲听了，点头答应，连句商量的话都没有。我想拒绝，可母亲却拉着我低声说：“去吧，咱家就你念过书，这活儿轻松，能挣点工分，回来还能帮家里干活。”

就这样，我带着一肚子不情愿，成了村小学的民办老师。

村小学只有三间瓦房，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屋里头放着几张破烂的桌椅，墙上挂着一块黑板，黑板边上还裂了个口子。学校里一共五个老师，三个是公办的，两个是民办的。我去了以后，和安月华分在一个班里。她是公办老师，刚从县师范学校分配过来，扎着两条麻花辫，穿着一件蓝棉袄，干净利落。她比我大一岁，见了我，笑着喊了声“吴老师”，声音柔柔的，像春天刚冒芽的柳条。

我一开始并没怎么注意她。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自己当老师都没什么兴趣，对她也没太多想法。可校长说，我们两个新来的老师没经验，要搭档着听课、学怎么教书。就这么一来二去，我才发现，她看着柔弱，教起书来却特别认真。

她说话温柔，字也写得好，一手行楷，端端正正。我看她写字，心里暗暗佩服，但嘴上不服气，逞能地说：“写字嘛，练练就好了。”她没说话，只是笑了笑，转头看着我写的歪歪扭扭的字，淡淡地说：“吴老师，听说你念书的时候成绩挺好，字却像没练过似的。”

我被她这句话噎得哑口无言，心里却憋着一股劲儿，天天练字，练到指头发酸。后来，我的字倒真有了点模样，她看了，点点头，说了句：“不错。”我听着这话，心里比喝了蜜还甜。

慢慢地，我和她的关系近了。她教书认真，我也帮着她管班上那几个调皮的学生。有几个孩子总在她课上捣乱，她说不动，我就换了个法子——体育课让他们跑圈儿，跑到服为止。没几天，那几个孩子就老实了。

她感激地看着我，说：“吴老师，还是你有办法。”我摆摆手，嘴上说：“小事儿，不值一提。”可心里却因为她这句话高兴了好几天。

有一次，我们一起去镇上参加培训，她看到书店里一本教学参考书，翻了翻，说：“这个不错。”我摸了摸兜里，没钱，只能装作不感兴趣地转身走开。谁知道，回去的路上，她塞给我一本一模一样的书，轻声说：“你用吧，回头还我就行。”那一刻，我握着那本书，手心发烫。

其实我心里明白，我和她之间有差距。她家在县里，父母都有工作，生活条件比我家好得多。她是公办老师，铁饭碗，而我只是个民办教师，说不好哪天就得回家种地。可偏偏，我心里对她的好感，像春天的草，压也压不住。

1973年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一起在村口散步，月亮挂在天上，风吹过田野，带着稻草的味道。我鼓起勇气，伸手牵住了她的手。她身子一僵，低着头没说话，但也没挣开。那一刻，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可日子没过多久，我心里就开始发慌。我知道，我现在的身份，根本配不上她。如果我不能改变现状，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因为现实而分开。我不敢想那一天会是什么样子。

就在这时，村里传来消息，年底公社要来征兵。我心里一动，觉得这是个机会。如果能当兵提干，我和她之间的差距或许就能缩小些。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她，她愣了一下，问：“这是你的决定吗？”我点了点头。她沉默了一会儿，轻轻说：“那我支持你。”

报名那天，她陪着我去了村里的民兵连长家。她握着我的手，手心有点凉，但握得很紧。那一刻，我心里五味杂陈。

很快，我接到了入伍通知书。临走前一天，她来找我，送了我一条围巾，说：“在部队好好干，我等你。”她的声音很轻，眼里却有泪光。

到了部队，训练的日子特别苦。白天练队列、跑步、扛枪，晚上还要学习政治理论。我咬着牙坚持下来，为的就是不辜负她的期望。有时候累得想放弃，我就拿出那条围巾看看，心里像被重新点了火。

三年后，我被提拔为班长，又参加了提干考试。我满怀希望，以为这次一定能成功。可没想到，政审的时候，因为家里有个远房亲戚犯过事，我的提干资格被取消了。我听到消息时，眼前一黑，觉得天都塌了。

那段时间，我情绪低落，连训练都提不起劲儿。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一封信，是她寄来的。信里，她告诉我，她考上了师范学院的进修班，要去县里读书了。她说，她会等我。

我攥着信，眼眶发热。她在往前走，而我却像被困住了。我不甘心，拼命训练，想靠表现争取机会。后来，部队选拔技术兵，我被派去参加通讯兵的培训。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总部的通讯班。

1976年夏天，我终于等来了提干的消息。拿到任命书的那一刻，我几乎跳了起来。我第一时间给她写了信，告诉她这个好消息。

回到家乡，我去找她，她正在学校上课，看到我，眼圈一下子红了。我向她的父母提了亲，他们笑着点头，说：“这孩子不错，稳当。”

我们开始准备婚礼。可就在婚期临近时，我接到部队调令，要去边疆执行任务。她听到消息后，沉默了很久，最后笑着说：“没事，我等你。”

这一等，就是一年。任务结束后，我带着军功回来，我们终于办了婚礼。婚礼很简单，但村里人都说，我们的感情值。

婚后，她总爱开玩笑：“当初要不是我陪你报名，你能有今天？”我笑着回她：“是啊，要不是你，我可能一辈子都窝在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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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能有她，我知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