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4月5日，正是清明节，蒋介石在台湾士林官邸逝世，终年88岁。
在此之前的1969年夏天，82岁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乘车出游，不料遭遇了车祸，两人的伤势并不严重，蒋介石的鼻子和牙齿出血，宋美龄伤到了脚。
毕竟是耋年之人，此后，蒋介石的健康每况愈下。这之后，蒋介石跟副官开玩笑，车祸起码让他阳寿少了十年。
到了1971年，蒋介石的身体又出了问题。蒋介石便秘严重，一直由随身医官使用甘油给他通便，那天恰好医官外出，侍从室里的一位副官前去帮忙，不想没掌握好力度，导致了出血。
当天蒋介石就因为伤口发炎高烧不退，从此以后，蒋介石身体持续恶化，包括心脏等都出现了问题，几乎是在病床上度日。
1975年4月5日，士林官邸响起了好几次电铃声，按以往的规律，电铃声过后，蒋介石就会坐上轮椅，由人推着在花园散步。这天，花园里始终没有出现蒋介石的身影。
深夜，因为心脏衰竭，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的蒋介石黯然离世。
一、毛泽东：虽一生之敌，不计个人恩怨历史，最终都是由人来构成的。放在中国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三个名字有毛泽东、周恩来和蒋介石。
蒋介石去世之后，世人最关注的也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蒋介石的评价。
作为国共两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敌对多年，多是隔空交手，其实见面次数有限。
两人的第一次相见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当时，毛泽东坐在主席台发言，蒋介石则是听众。其后因为国共合作破裂，两人足足有19年未见。
到了重庆谈判期间，因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蒋介石自恃领导有功，认为毛泽东是应召来渝，他把毛泽东当成下属，采取的是俯视的态度。
不曾想，重庆谈判的42天里，蒋介石在与毛泽东的6次见面会谈中，无一占到上风。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在日记里恨恨地称毛泽东是“罪大恶极之祸首”。
在《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一边暗暗准备毁约，一边在日记里口出狂言，认为毛泽东绝无成事之可能。
然而，不到四年的时间，坐拥八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就被毛泽东用小米加步枪打得溃不成军，败逃台湾。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并没死心，无时无刻不在筹划“反攻大陆”，想找毛泽东算账。
在世人看来，毛泽东和蒋介石毫无疑问是一生之敌。
当蒋介石的死讯传来，警卫人员都高兴不已，急忙向毛泽东报喜。谁知毛泽东只淡淡地说了句：“知道了。”
这是因为当时台湾当局已有分裂中国的声音，而蒋介石一直坚持“一个中国”，国共两党高层通过中间人牵线搭桥，正在商谈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蒋介石的逝世，无疑给刚刚明朗的台海局势蒙上了一层阴霾。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政治家，毛泽东从不执著于个人的恩怨情仇，在他心里装的始终是国家大义。
二、周恩来与蒋介石：从共事到分道扬镳不同于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一生之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像过山车，时高时低。
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担任校长的蒋介石广罗人才。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张申府举荐了周恩来。
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报请党组织批准后，周恩来进入黄埔军校任职。
在黄埔军校期间，周恩来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军校焕发出革命的活力，在后来的东征战斗中，周恩来又发挥出很强的鼓舞和领导作用。
蒋介石非常倚重周恩来，曾夸周恩来是他在黄埔军校最得力的两个人之一。
之后，自觉羽翼渐丰的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周恩来也被软禁一天，气愤不已的周恩来打电话质问蒋介石，蒋介石慌乱不已，迫于周恩来的影响力释放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被软禁的40多个共产党员。
“四一二政变”后，周恩来和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1927年，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从此走上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道路。
蒋介石恼羞成怒，悬赏八万大洋捉拿周恩来，失道者寡助，当然是无果而终。
等到两人再次相见，已经是“西安事变”之后，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尽弃前嫌，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西安，协调国民党内部矛盾，商谈合作抗日事宜，并最终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谈判结束后，蒋介石在庐山别墅里百感交集，一方面，他对西安的落难余悸犹存，另一方面，伤感于像周恩来这样杰出的人才，不能为他所用。
可叹的是，蒋介石从没真正认知到为什么杰出的人才不为他所用。这之后，周恩来多次致信蒋介石，要求他释放张学良，履行谈判承诺，蒋介石始终置若罔闻。
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国内外共同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与共产党商讨建立联合政府一事。
这期间，周恩来多次前往重庆、南京与蒋介石谈判，然而，自恃功劳的蒋介石打着假合谈的幌子，行着真内战的事实，1946年7月2日，周恩来在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谈判，不欢而散，从此两人再也没见过面。
随后的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一日千里，击溃了国民党军队，蒋介石败退台湾，偏安一隅。周恩来长期为之奋斗的和平理想终于得到了实现。
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关系一直处于磕磕绊绊之中，始于惺惺相惜，终于革命理想不同。当蒋介石的死讯传来，面对记者的追问，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了12个字——拙劣的战术家，合格的战略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