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胡宗南是当年我方按照在蒋军高层的潜伏者，这当然是玩笑，但却并非完全虚构，老胡在查捕地下党的时候确实很“糊涂”，连老蒋都气得直骂溪口三字经。

胡宗南“抓不住”地下党而被老蒋痛骂，他自我解嘲，说他“因专心致力搞军队，对这些事一向没有很好地注意，这方面太疏忽。”

胡宗南要真是像他说的那样糊涂，就不会成为黄埔生中第一个上将、第一个战区司令官了——这个黄埔一期中的“超龄学员”能成为“西北王”，必然有他的过人之处。

胡宗南说自己抓不住地下党是没有察觉，事实上即使地下党公开身份到他军中策反他本人，他不但不上报给老蒋，而是三次都护送策反者安全离开，直到最后败逃台湾，数十名“监察委员”弹劾胡宗南，也没提他与地下党秘密会见的事情，由此可见，胡宗南就是假糊涂真精明，保密工作做得连中统（党通局、内调局）军统（保密局、情报局）都抓不住破绽。

在胡宗南身边潜伏了十二年的熊向晖在《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回忆：“董（必武）老说：‘恩来在陕北同斯诺讲过，说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指挥官，比陈诚出色，内心爱国，倾向抗日。1936年9月，恩来亲笔写信给胡宗南，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以剿共成名，相信他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劝他促蒋抗日，希望他成为民族英雄。’”

1939年3月，胡宗南任命熊向晖为侍从副官、机要秘书，熊向晖假意辞谢：“胡先生认识我还不到一年半，不少人知道我曾是清华民先队的负责人，有左的嫌疑，在胡先生身边担当这样重要的工作，我不能胜任，也不好办事，别人可能说闲话，对胡先生不利。”

胡宗南毫不在乎：“你的情况，我完全了解。我一向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做出的决定，谁敢说不？”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要送熊向晖等一批年轻才俊到美国留学，后来熊向晖才知道，胡宗南“保送”的十六人中，陈忠经、申健，也是地下党员，至于其他还有谁是地下党，熊向晖可能不知道，也可能知道而不能说。

据沈醉回忆，胡宗南的部队，就连戴笠的军统特务也安插不进去：“当时胡宗南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他的副长官部搞特务工作的第二处就不是戴笠所派的人，而是由他的亲信刘庆曾当处长。那时别的单位几乎都是由军统控制第二处，胡却不同意由戴笠来统一安排，而由他自己另搞一套。”

事情就奇怪在这里：胡宗南不让戴笠的特务进入自己的部队，但他跟戴笠毛人凤又是“好朋友”，即使发现了胡宗南身边有地下党嫌疑，戴笠和毛人凤还要为胡宗南打掩护。

沈醉回忆：“戴笠对毛人凤口头上不止一次指示过，军统得到的有关胡宗南个人或其部下的任何情报，都要慎重处理，一般都得先送戴亲自看过；非报蒋介石不可的问题，也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唐纵也得到戴的指示，其他方面向蒋介石检举胡的情报，送到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的时候，尽可能把这类情报先批交军统复查一下，以便连同军统查复的东西一同送给蒋介石去看，无形中便为胡做了掩护。”

戴笠、毛人凤、唐纵为什么要“掩护”胡宗南，咱们搞不清楚，胡宗南掩护了不少地下党，却是有据可查的，解放战争期间，周总理曾四次派人策反胡宗南，胡宗南三次掩护策反人员安全离开，这里面也是大有文章的。

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杂志2010年第一期刊登了一篇《胡公冕在西北的往事——百岁老人彭猗兰的回忆》，这篇文章详细回忆了胡公冕四次策反胡宗南的全过程，以及当时胡宗南的态度。

当然，公开发表的文章，有些地方是要说得模糊一些的，要是把细节全都说清了，可能对胡宗南及其后人会有一些影响。

胡宗南跟汤恩伯是完全的两种人，如果杜聿明跟胡宗南交往时间长了，肯定会向老蒋举报胡是地下党——胡的衣食住行，都跟贪得无厌的蒋系高官有巨大差别。

汤恩伯出卖了恩师陈仪，胡宗南却对策反他的胡公冕极力保护——要没有胡公冕的帮助，胡宗南就不会成为黄埔一期生。

胡公冕在我党的资历，深得难以尽说，但他是胡宗南恩师兼伯乐这一事实，胡宗南到任何时候都承认。

胡公冕1910年在浙江孝丰时就认识胡宗南，那时候十五岁的胡宗南还在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当年的小学堂跟现在的小学不同，十五六岁甚至二十岁的学生也有）。

1924年1月胡公冕到浙江招收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专门找人捎信，让孝丰教书的胡宗南来报考，胡宗南当时还有些犹豫，表示自己不想当军人，只想游名川大山，以增长见识。

胡公冕不想强人所难，就给了胡宗南一笔钱，让他到各地游历，没想到倒霉的胡宗南刚走到汉口就把钱包丢了，只好又向胡公冕求助，胡公冕给他汇去路费，气哼哼灰溜溜回到杭州的胡宗南终于表示自己愿意进军校——穿了军装，小偷就不敢对他下手了。

胡宗南回到杭州的时候，胡公冕已经招够学生并上报了花名册，但还是给胡宗南开了绿灯，在名册后面添上了“备取生胡宗南”。

1925年第一次东征，时任教导团二团二营长的胡公冕又把在别的营当排长的胡宗南调到二营当营副，胡公冕战斗负伤，又指定胡宗南代理营长，那就是胡宗南飞黄腾达的起点。

胡公冕曾因身份暴露而被捕，胡宗南则一路高升，但在胡公冕面前，他一直是毕恭毕敬。胡公冕夫人彭猗兰（曾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指导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回忆：“1943年7月，胡宗南大举调兵，准备‘闪击延安’，周恩来同志经西安需向胡宗南交涉。周、邓两同志在西安停留期间又来到我家。邓大姐说，在西安火车站他们曾遭无理检查。公冕听后非常气愤，到东仓门胡宗南住处质问：周恩来夫妇是重庆许可经西安回延安的，为什么车站上无理检查他们？胡宗南解释说：他不知道，答应派人到三原、耀县去保护他们回延安。”

熊向晖回忆：“胡宗南这个人关系很复杂……比如胡公冕，他是中共党员，胡宗南在黄埔军校时与胡公冕关系很好，周恩来当时称胡宗南是黄埔先进。”

正因这些复杂的关系，所以周总理才在1948到1949年间四次派胡公冕去做胡宗南的策反工作。

彭猗兰回忆：“第一次，公冕对胡宗南晓以利害，提出起义方案。胡宗南称‘需要考虑’，有些动摇表现；第二次，胡宗南说‘要再想一想’；第三次，胡宗南说‘不能和彭德怀定城下之盟，让北平派大员来谈’。”

如果当年老蒋或特务知道了这三次策反时胡宗南的表态，那么后来就不是“弹劾”而是直接逮捕枪毙了。

胡宗南虽然三次都没有直接答应起义，但是为了确保胡公冕的安全，他还是做了充分的准备：他写了一份向汤恩伯催军饷的公函交给胡公冕，胡公冕每次出示公函，特务都不敢盘查。

胡宗南败走汉中，第四次策反时机已经成熟，胡公冕于1949年9月受周总理委派，再次出发去策反胡宗南，但是走到西安，就身患重病难以成行，胡宗南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起义的机会。

胡宗南不像汤恩伯，也不像老蒋认为的那样糊涂，而是老谋深算，该下手的时候绝不手软，这一点沈醉十分清楚。

沈醉在《军统内幕·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中记录了一件很蹊跷的事情：叶翔之发现了熊向晖是地下党并向胡宗南报告，胡宗南很周到地让叶翔之坐自己的飞机去汇报，结果飞机“故障”，叶翔之差点摔死。

据沈醉回忆，那是在1947年秋冬间，他去西安处理军统留在那里的几万包面粉，至于那些面粉是怎么来的，沈醉没说，只说自己把那些面粉都卖了。

沈醉在西安卖面粉，时任保密局行动处处长的叶翔之正在那里查地下党，并发现了熊向晖和西北通讯社负责人是地下党，而且已经活动了多年，叶翔之向毛人凤汇报，第二天就收到了毛人凤的复电指示：“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去给他看。”

胡宗南看了叶翔之送来的材料，大吃一惊：“他怕叶翔之说出去，对叶表示特别亲热。他和我们谈话时，总是一再提到他和戴笠的关系，生怕我们忘记了一样。叶翔之准备赶到兰州去搜捕兰州方面发现的中共地下组织时，胡宗南马上把他自用的一架小型专机让叶坐了飞往兰州，不料飞机到平凉出了毛病，险些把叶摔死。”

叶翔之是个搞暗杀的老手，却差点因为坐胡宗南的飞机摔死，当时的解释是偶然的机械故障，但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肯定会觉得此事绝不会那么简单，于是咱们今天的问题就出来了：周总理派人四次策反胡宗南，老蒋要是知道胡宗南怎么说的，会不会把他抓起来枪毙？经过三次策反，胡宗南已经有些动摇，第四次策反人员如果不因病中途返回，是不是就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