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在《我在功德林的改造生活》中写道：“假如我仍旧在旧军队里，得了病就得离职回家。我黄某人的家底并不算厚，经济力量毕竟有限，即使典当一空，恐怕也未必能支付得起医治十年的那一笔数量可观的医疗费用。”
黄维官居中将司令，“常例钱钞”自然不少，但是有进就有出，他混在老蒋的军方高层，迎来送往必不可少，仅靠薪水和“正常的灰色收入”是攒不下钱的——那些高级将领花天酒地，一顿饭就能吃掉一个月工资，黄维也不能噘着嘴只吃不请，所以他很穷，人缘也很差，要不是进了战犯管理所，那些进口药的花销，他就承担不起。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像黄维一样的“穷中将”至少还有三位，他们被俘属于塞翁失马——如果这四人回到老蒋身边，肯定都活不到1959年。
1959年第一批特赦了三十三名战犯，其中十人出自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们就是杜聿明（徐州“剿总”中将副司令）、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郑庭笈（第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杨伯涛（第十八军少将军长）、陈长捷（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邱行湘（第二零六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周振强（浙西师管区中将司令兼金华城防指挥）、卢浚泉（第六兵团中将司令）。
从其他战犯管理所特赦的二十三人，大家可能只熟悉末代皇帝溥仪，所以其他的人咱们就不列名单了。
蒋军将领有穷有富，其中比较有名的“穷中将”就是原蒋系“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他曾因为租房子和坐破沙发而被杜聿明举报为卧底——事实上郭汝瑰还真是个卧底。
郭汝瑰“贫穷”可以理解，而且他是红色特工和起义将领双重身份，也不用进战犯管理所，咱们今天要说的是黄维等四位战犯管理所里的“穷中将”——他们被俘前的日子就过得挺紧巴，败逃到台湾，一旦失去军职，肯定衣食无着，得了病就只能等死了。
黄维回忆：“四年当中，我的病情有过几次变化和反复，好几次都差不多要完蛋了，又被抢救过来……打青、链霉素，每隔四个钟头打一针，这样我就一连打了好几百针，记得大概打了有三百多针，当然还用了许多其他药物。再有我的饮食，是吃小灶病号一饭，每顿二菜一汤，每天有牛奶，鸡蛋、猪肉，一直吃到1958年，连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也没有断了喝牛奶。”
黄维不像王耀武长袖善舞，这个蒋军公认的“书呆子”，打仗不行，赚钱也没门路，中将薪水确实不低，但是金圆券银圆券一日数迭，不换成金条，没几天就会化为乌有——年初能买一头牛，年末连一盒火柴都买不到。
记得不久以前，我曾建议一位同事反读《叔向贺贫》：韩宣子原名韩起，他家后来可是一点都不穷，而且在韩起经营下，韩家发展壮大，奠定了韩、赵、魏三家分晋的基础，如果韩起一直穷得没有本钱跟其他卿大夫们交往，也养不起门客死士，韩家早就灭了。
黄维“家贫，无以从二三子”，进了功德林也是孤家寡人，被军统特务出身的董益三打耳光，不但无人劝解，反而是全组人都要揍他，这件事黄维也写进了回忆录：“组长、副组长人多势众，大兴问罪之师，并向我动起手来，我便回手迎战，因为用力过猛，自己却跌倒在地上，脸也碰破了。”
被俘对黄维来说，是因祸得福：他在功德林吃喝不愁，治病用进口药，而他那些“同袍”下岗后吃不上饭，还曾经跑到中山陵去哭闹。
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肯定都知道“哭陵事件”，那就是被裁撤的高级和中级将校实在活不下去了，杜聿明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一部分失业高级将领在南京紫金山孙中山灵墓前‘哭灵’的事件”——杜聿明把“陵”写成“灵”应该是同音笔误：1947年5月5日，四百多（一说为六百多）“编余军官”，以黄埔一期学生、陆军中将黄鹤为首“哭陵”，震惊了老蒋，也轰动了世界。
老蒋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而且用人的时候也是往死里用，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前就已经多病缠身，屡次请假不允，要是被俘晚一些，他就病死在战场上了，即使能逃出去，其身体状况也不再适合带兵，被“编遣”之后，有病也是治不起的。
黄维1975年特赦之后分了房子，工资待遇都很高，所以他是满怀感激的：“特赦出来以后，我和妻子儿女得以幸福团聚，政协还为我安排了新居，不久，我就被安排当上了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工资每月二百元。1978年3月，找又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常委，政协常委是副部级的待遇，这真使我受之有愧。晚年还能够为国家、为人民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然很高兴。”
蒋军高级将领就是一群乌鸦，其中有几个灰肚白脖的就是另类，黄维是一个，杜聿明也算一个。
杜聿明的儿子因交不起学费自杀，这件事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连老蒋给杜聿明母亲的寿礼，也有人敢偷梁换柱：老蒋给的是十万银元，到了杜聿明妻子手里，却成了金圆券，而且只有三千。
老蒋批的是十万，杜聿明的副参谋长文强（就是《特赦1959》中那个刘安国）在《口述自传》中却说是十万金圆券，而杜聿明夫人曹秀清则说只有三千，而且是小蒋补送的：“蒋经国比我更发愁，他连相也不愿意照，走来就问我总统的礼物送来没有？我说没有收到总统的东西，结果第二天蒋经国派人送来三千元金圆券。”
从1937到1949年，蒋统区物价上涨36万亿倍——这数字别说读者诸君不相信，就是笔者也是查了《红旗》杂志1983年第8期，才没有跌碎眼镜：涨价千倍万倍，已经足以让很多人家的所有存款化为乌有，三十六万亿倍，笔者真想象不出那是什么概念。
不管老蒋送给杜聿明母亲的是银元还是金圆券，不管数量是十万还是三千，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期间就已经病得坐不住，他的家属到了台湾，七口之家每月只有一百斤大米和两千台币“补贴”却是《宋美龄传》作为“功绩”写在白纸黑字上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一百斤大米七个人吃，大人就只能饿肚子了——短期内大批人员涌进小岛，狼多肉少，有钱也买不到粮食。
四大家族有的是真金白银，所以货币贬值不但不影响他们的生活，反而会成为发财的机会，但是一般将领可就不行了：他们能空身挤上飞机而不被权贵的宠物犬挤下来就算万幸，房地产全部丢下，身上的“钞票”也变成了厕纸，只要没工作，用不上半年就得饿饭。
杜聿明先败于辽沈，再败于淮海，他直接间接断送的蒋军超过百万，老蒋不杀他已经算客气，给他高官厚禄、买进口药治病，那简直是梦里也不会有的事情。
沈醉的《战犯改造所见闻》和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以及战犯改造所管理人员都写了相关回忆录，我们把这些回忆录综合起来看，就会发现战犯中的“重病号”除了黄维、杜聿明，还有很多。
黄维说自己有六种结核， 沈醉说杜聿明有四种结核：“杜聿明、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非常需要医治结核病的特效药——链霉素。可是，内地当时还不能生产这种药，政府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专门派人到香港、澳门等地设法购买。”
黄维回忆：“除了我以外，杜聿明、康泽、文强，以及杜建时、范汉杰、徐远举这些人，都先后患有严重的结核病或其他严重的疾病，他们都和我一样，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
咱们今天只说中将，所以少将徐远举、周养浩等人都放在一边不提，只说跟杜聿明、黄维平级且比较穷的战犯。
人是穷是富，或者有没有富过，从小事上就能看得出来：少将董益三是穷的，中将汤尧更穷——战犯管理所不没收私人财物，家属也可以送钱送物，汤尧和董益三每天捡其他“同学（战犯互称）”烟头抽，说明他们已经被亲友“遗忘”了。
除了穷，有些蒋军级战犯的身体也很差，沈醉亲眼所见：“大腹便便的兵团司令刘嘉树，血压很高，连去晒一条棉被回来都要坐下来休息好久才能说话；山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楚，真是骨瘦如柴，连稍大一点的风都可以吹倒；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满身都贴了膏药，多走点路都得要人搀扶。”
凡是最后时刻仍留在大陆而不许撤离的，都不是老蒋嫡系，汤尧丢了老蒋在西南最后的家底，老蒋肯定饶不了他——胡宗南是老蒋“得意门生”，后来也被弹劾吓得丢了半条命，汤尧还能好到哪去？
中将汤尧不是老蒋真正的嫡系，1959年第一批特赦的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曾扩情，则是从老蒋的“十三太保”变成了“不肖之徒”，早就被老蒋拉进了黑名单，此公性格木讷得有些颟顸，跟老蒋混的时候，总是在清水衙门转圈，被俘前更是跑到庙里当了和尚，被抓的时候还振振有词：“我已遁入空门，你们还抓我干啥？”
曾扩情“遁入空门”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他被老蒋踢出嫡系之后，就已经吃不上饭了，这件事沈醉十分清楚：“他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省党部的职工连薪饷都发不出，他向省主席王陵基去借钱。王不肯借，说党部开支有党费收入，不能拨行政经费。他再三解释，法币贬值，物价涨了不知多少倍，党费却没有增收，全川党员的党费集中起来，还买不到一石米。王仍不给。他只好把省党部一辆旧汽车卖掉，才维持了一两个月。党部开不出伙食，他就东吃一顿，西就一餐。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成都某照相馆的女老板，她立即答应供给他食宿。他喜出望外，马上就搬到某照相馆楼上，和她同居起来，他以为这是占了一个大便宜。”
曾扩情不但穷，而且又老又病，这个老蒋的“弃儿”，当中将的时候尚且吃不饱，跟老蒋跑到台湾，那就连庙门都进不去了。
杜聿明、黄维、汤尧、曾扩情，这四个战犯中的“穷中将”，其实都是老蒋用过就丢的抹布，进了战犯管理所，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幸运。读者诸君可以试想一下：以这四人的为人处世方式，和他们跟老蒋的关系，如果不是在战犯管理所受到优待，而是回到老蒋身边，哪一个能活到1959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