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栩

那年，东水湾一带盖房子，起了好多高楼。隔壁的刘婶瞅了个空，去东水湾寻了块地头，做起了小买卖。据她讲，买卖还行。

“真行？”

“那可不。”

穿的一身新的刘婶嗓门大了，三天两头牵着她家小宝下馆子，后头跟着他那蔫头蔫脑的男人。

我看着眼热，也去东水湾转了转。刘婶的小买卖放在我们村不起眼，不就是一间副食铺么。得亏盖房子的民工多，喝的抽的，全搁刘婶的铺子往外兜。照应的刘婶大着嗓门说话，斜着眼珠子看人。

我寻思着，刘婶能干，我为啥不能干。东水湾空着的地头还有好多，我寻下一处，卖起了饸饹面。

开张那天，刘婶踱过来给我道贺。嗑出的瓜子皮像撒种。我打扫得仔细，一块瓜子皮还是逃过了我的视线，飞进煮面的锅里。

夜来收了摊，洗漱完毕，我那口子说起白天的事，愤愤地红了脸。见他叨咕个没完，我团起抹布，照准那颗光脑门，“啪”，掷了个脆响。

“睡觉！”

别看我身板细，这个家说话特好使。我那口子吃的就是这一套。不愁治不了你。

我的面铺子开了七个月，把大姨家的债还完了。二姨家的剩了点儿，不多。算了算，再干两月，就能全清。二姨把话说下了，她的钱，不忙这一时。上大姨家还了债，大姨硬是要我拎走一鸡一鸭，还许下过年杀了猪，叫大姨父给我扛半扇。

到铺子里吃面的民工越来越多。大伙儿都说好，真不骗你。好在哪儿，我悄悄问过。铺子敞亮，那是自然。味道，份量，态度，都翘大姆指。我好不得意。

饸饹面不贵，才两块钱。当然，现在两块钱吃不上了。那会儿这个价合适。面多，料足，汤头厚，民工们爱这口。买卖旺了，刘婶也说上了风凉话。

随她去，我不在意。自家的买卖自家宠，管那些个碎嘴子做甚。有那份心思，我又多打了两份碗底，多收了几两碎银。

“老板娘，煮碗面。多放辣子和葱花。再开一瓶酒，拿包烟。”

酒是啤酒，烟要五块的。民工们花钱大抵如此，几乎少有个例。这个来吃面的大兄弟看来也不例外。

我那铺子不光卖饸饹面，也有啤酒和香烟。这样方便。买卖做活了，别人就眼红。先前刘婶还阴阳怪气了好一阵，见我不搭腔，扭头就走。走的时候，碰倒了支在铺子外头那张桌子上的醋罐罐。你说巧不巧。

“大兄弟，面来了。当心烫手。”

那碗面淋了两勺红辣子，撒了两把绿葱花，红红绿绿，翻着油香，闻着爽快，看着喜人。大兄弟还要啤酒、香烟。这就来。

一盒烟五块。一碗面，一瓶酒，合计四块。总共九块钱。这个数好，九九归一嘛，我图的是个讲究。

叵耐大兄弟不是个讲究人。

“老板娘，我身上没钱，咋办？”

我没出声。看了看桌上。那碗面，大兄弟吃了几口。酒，剩半瓶。至于那盒烟，早被他撕开，燃了一支，正叼在嘴角，就快燃成了烟屁股。

“你该早点说。”

我定定地看着他。幸好，一波民工进了铺子，嚷嚷着快煮面，我紧着过去招呼，不然，还不知在他跟前杵上多久呢。

他吃完面，喝干了酒，就这么走了。对，就这么走了。他嘴角又叼上了一支烟，我看见的。

这事我没说给我那口子听。那天，我那口子气不过刘婶夹枪带棒的寻衅，同她争了几句，差点干上了仗。我好歹拉住了我那口子，咱过咱的，别跟搬弄是非的那号人见气。

那号人没多久搬了。我是说刘婶的铺子。她一家子还住在村里，听姨姨们说，刘婶时常撵着小宝揍，揍得鬼哭狼嚎。他男人躲在一旁抖得像筛糠。

我和我那口子不大回村了。没空。

我的饸饹面一下子有了名气。铺子外一溜支了十来张桌子，要不是请了两个小工，我真招呼不过来。

日子红火了，我心里老是有个疙瘩解不开。你问是啥？还不是那九块钱。倒不是我小气，我没摊上这事。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花有百样红，人与人不同”。人在难处，求口吃的，行。还蒙人烟和酒，这哪是讲究人干的事。

讲究人该自个儿挣。

现如今，这几个铺子都是我和我那口子挣来的。这些年虽说辛苦，我却觉得值。你别尽捡好听的夸我。你个小妮子，认真点，我前儿个盘下的那间铺子还要你去挑大梁哩。

2024.9.30（草）

2024.10.5（改）

——文中图片均为网络配图，与正文内容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