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夏天，黑龙江边境的小城黑河笼罩在闷热的空气中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带着妻子匆忙地登上一辆出租车，直奔口岸而去。
他看似低调，却掩饰不住眼神中的紧张，甚至连司机问话时都只用简单的“嗯”来回应。这名男子不是普通游客，而是在辽沈地域横行多年的“黑道教父”——刘涌。
被捕后，刘涌一度试图依靠其庞大的关系网脱罪，甚至聘请14名国内顶尖法学专家提出上诉。他真的会因此改判、逃过死刑吗？
商场承包与黑社会势力的崛起1995年，刘涌看准了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下属的太原街中华商场。
想要顺利承包商场并非易事，正常竞标对于刘涌来说或许排不上号。
于是，他采用了行贿这一“捷径”，向当时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的一位领导送上一笔大额贿款。
拿下商场后，刘涌并未按照常规方式进行管理，而是迅速将黑社会的手段引入其中。
商场承包后的短时间内，一群地痞流氓聚集在刘涌周围，这些人有的是无业游民，有的是恶名昭彰的混混，平日里刀头舔血、无所事事，但在刘涌的召唤下，他们成了他的忠实打手。
这些人奉刘涌之命，用威胁、暴力来保障商场的顺利运转。
商场内的商家如果对管理提出异议，轻者遭到辱骂威吓，重者遭拳脚招待，甚至有人因此被迫关门停业。
很快，刘涌借助这类手段，将中华商场变成自己的现金“提款机”。
尝到了暴力手段带来的甜头后，刘涌开始着眼于更广泛的领域，涉足烟草、服装、餐饮、娱乐等行业。
每到一处新行业，刘涌的策略始终如一：由手下出面强势打压竞争对手，采用殴打、威胁乃至彻底清除的方式，逼迫他们退出市场。
以餐饮为例，刘涌曾挟持多家饭店的经营户，要求他们高价支付“保护费”，否则便关门走人。
对娱乐场所，他的手段更是粗暴直接，夜总会、歌舞厅的老板如果拒绝“合作”，轻则遭打砸，重则被彻底铲除生意根基。
随着非法势力的扩张，刘涌的社会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
每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他都被一群小弟簇拥着，俨然一副“成功企业家”的模样。
人大代表的权力伪装多年的非法经营让刘涌赚得盆满钵满，但他也清楚钱财并非万能，唯有获得官方的身份加持，才能为自己撑起一层保护伞。
于是，他开始将目光转向更高的目标——成为沈阳市人大代表。
通过多年的经营与积累，刘涌早已与不少地方官员关系密切。他借助这些人脉，加之大笔的金钱输送，最终成功当选沈阳市人大代表。
这一官方头衔让他的身份彻底“漂白”，甚至成为许多人眼中“合法”与“成功”的代名词。
在获得人大代表身份后，刘涌特意将“沈阳市人大代表”这一显赫头衔印在自己的名片上，并将其设计在最显眼的位置。
每逢商务场合或重要场所，他总会大大方方地递出名片，其他人接过名片后多多少少对他都会心生敬畏。
借助人大代表这一身份，刘涌开始声称自己要“参政议政”，但实际上，他利用这一头衔为非法生意编织起更深、更大的关系网。
他频繁出现在各类酒宴上，主动接触行政、公安甚至司法系统的官员。
他在宴席上觥筹交错，言辞恳切，动辄以“大哥”自居，为对方排忧解难。
而喝醉酒的官员，往往在刘涌的金钱“攻势”下难以招架，不知不觉便成了他非法事业的“保护伞”。
三亿五千万的土地交易与暴力拆迁1998年夏天，中街商业区内的焦点土地——一块面积达2.4万平方米的黄金地段，成为刘涌新的目标。
这片土地位于沈阳市核心商业区，寸土寸金，商业价值高达3.5亿元人民币。
按照正常流程，这样的土地开发权需通过公开招标方能获得。
刘涌知道，他想要以最低成本拿下这块地，必须依靠政治背景和不合法的运作方式。
他将目光投向了沈阳市副市长马向东。
想接触马向东并不容易，刘涌选择从对方的秘书下手。
据当时知情人士回忆，刘涌在一家高档酒店与这名秘书秘密见面，送上两万美元作为行贿“定金”。
马向东在得知此事后，很快给予了回应，他批准将这块土地以行政划拨的方式无偿转让给了刘涌。
土地到手后，刘涌雇佣了大批打手，采用极为暴力的方式强制拆除现场的建筑物。
中街商业区内的商铺和民居成了暴力拆迁的首批目标。
那些经营多年的商户还未收到正式的拆迁通知，突然被一群手持铁棒的暴徒赶出铺子，有些商家甚至连货物都来不及搬出。
刘涌的手下丝毫不讲情面，直接敲碎门窗，用锤子砸坏经营设备；拒绝离开的商户常常受到威胁，甚至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
一名当时的大药房业主回忆称：“那些人冲进来就说‘这是刘涌的地，马上滚’。我们不同意，因为房租合同还没到期，结果当场被打，一排货架和药品全砸了，我还被推倒在地，脚踝骨折。”
其中，震惊社会的案例包括李连贵熏肉大饭店和台湾乡村风味楼这两家老字号餐饮品牌。
这两家饭店一直在中街有着不错的口碑与稳定客源，但在刘涌眼中，它们的存在是开发计划中的“障碍”。
为了加速清场，刘涌命手下数十人深夜冲进饭店，撬门而入，将店内器具、家具全部砸毁，逼得店主仓皇而逃。
事后，两家饭店均提出抗诉，但因刘涌的关系网铺天盖地，他们不仅未能取得任何补偿，反而被迫搬迁。
通过这些残忍强硬的手段，刘涌彻底清空了中街商业区的这片黄金地段，将其开发为高利润的商业项目。这一夜之间，他的个人资产增值数亿元。
烟草垄断与王永学之死在暴力拆迁获益巨大之后，刘涌将目光转向了沈阳市的烟草市场。
烟草行业向来利润丰厚，而当时本地的烟草销售还存在部分非垄断空间。
他开始通过恐吓、殴打、迫害等手段强行垄断烟草销售，为自己的非法商业帝国再添一块“基石”。
刘涌残酷打击市场竞争者的事件中，尤以1999年10月5日发生的“王永学被害案”最为震撼。
当时，王永学是中街附近一位烟草商人，主要经营“云雾山”和“黄山乔”这两个品牌的香烟。
两种烟草价廉物美，很受消费者欢迎，但在刘涌看来，这些品牌的畅销影响了他其他烟草产品的销量，而这些产品在他手下控制的销售网中有较高利润。
于是，他果断决定铲除这些品牌的销售者。刘涌得知王永学因销量不错而拒绝停止销售后，亲自下令手下“教训”他。
10月5日上午，王永学正在自己的小店里忙碌，突然闯入几个凶神恶煞的打手。他们扔下一句“谁让你敢卖这烟！”，便开始暴力攻击王永学。
他们拳脚相加，将王永学打倒在地，甚至用木棒反复击打他的头部和身体。围观的行人无一敢上前阻止，而王永学当场因伤势过重身亡。
刘涌的手下杀人后并未急于逃走，而是用刀高举威胁周围的人：“谁敢说出去，下一个就是你！”
这场暴行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但在刘涌控制的势力范围内，却无人敢举报。
王永学被害后，当地的烟草销售商纷纷作鸟兽散，他们去掉库存中的敏感品牌，甚至被迫改行从事其他生意。
刘涌则如愿掌控了沈阳的大部分烟草市场，仅此一项便非法获利数千万元。
趁乱潜逃与边境抓捕随着法律的重拳逐渐挥向刘涌，他敏锐地意识到危险正在逼近。
2000年初，他的犯罪团伙中多位重要成员相继被公安机关抓捕。
刘涌的非法行为、暴力犯罪和复杂的关系网引起了高层重视，警方开始集中力量对他密切关注。
刘涌开始秘密策划逃跑。他的目标是俄罗斯，这一国家与中国接壤，边境地带也相对容易突破，对于他这样一个试图洗脱身份、随时可能被通缉的国际逃犯来说，无疑是理想的避难地。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刘涌亲自挑选了一名最为信任的手下高伟陪同，同时安排妻子随行，以掩人耳目。
2000年6月底，刘涌制定了详细的潜逃路线。
为了避免在沈阳过多露面，他选择绕道多省，最终抵达黑龙江黑河市——一个中俄边境的小城。
刘涌并不知道，警方早已盯上了他。专案组一直在跟踪他的行踪，此前通过秘密渠道获悉刘涌意图出境的线索，于是迅速部署，在边境地区加强布控，并对可能的逃逸地点实时监控。
2000年7月10日下午，刘涌和妻子抵达黑河市。
7月11日下午，刘涌一行三人正试图悄悄离开临时落脚点，出租车开往城区的途中，他们被早已准备好的警力拦下。
在搜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刘涌试图利用伪造的身份信息和证件蒙混过关，他的这一潜逃计划至此彻底瓦解。
死刑判决与最高法再审他被押解回辽宁后，随着调查的深入，警方掌握了他大量的犯罪证据，特别是在涉黑、暴力和经济犯罪方面，线索越来越清晰。
面对真相浮出水面，刘涌试图否认和推脱责任，但巧言令色终究无法掩盖他的罪行。
经过多轮调查取证，2002年，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涌因涉黑犯罪集团案件主犯，被判定数项罪名成立，最终被判处死刑。
刘涌并未对一审结果服气。他迅速委托律师提起上诉，不惜动用此前积累的庞大关系网，请来了14名法律领域的知名专家。这其中，不乏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陈光中等重量级人物。
据说，这些人为刘涌案讨论了数百页的辩护材料，想方设法从细微的法律程序和证据是否充分入手，为刘涌争取减刑。
庭外的活动也接连展开，刘涌利用其关系试图向办案人员施加影响力，希望通过“曲线救赎”保住性命。
2003年，案件的二审裁定让刘涌看似看到了曙光。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中将他的死刑改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这一结果引发了广泛争议和质疑。
案件最终引起最高人民法院的关注。最高法决定对此案再审，并派出一支由资深法官和法警组成的团队前往辽宁彻底复核整案的每一个细节。
2003年1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辽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再审过程严格遵循程序规范。
当天上午，最高法法官最终作出判决，以涉黑犯罪集团案等多项罪名并罚，对刘涌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以一千五百万元人民币罚金。
参考资料：[1]刘武俊.刘涌改判案折射司法与传媒的冲突[J].团结,2004(1):38-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