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看到马（一浮）先生所写的字，所作的诗的人，只要稍有此一方面的修养，便不难承认这是当代第一流乃至是第一人的手笔。

对马先生的《答问》，也容易感受到他的文字之美。独对于他的《复性书院讲录》，恐怕容易发生扞格，觉得马先生对古典文义的解释，与一般言训诂者不类；这是我在这里想特别提出谈一谈的问题。

大家首先应了解，马先生是一个博极群书、精通训诂校勘之学的人。并且他对西方哲学，也有基本的了解，所以从来不为附会之谈。

今台湾大学中文系名教授戴君仁先生，曾亲炙马先生之门，尝谓：“中国历史上大学者，阳明之后，当推马先生；故谓之当代之朱子可也。”按：马先生之鸿博似朱子，而朱子用心危苦，马先生则意境圆融。至其学问归宿，则近阳明而不近朱子。

在马先生的《讲录》卷一中，他专列有“读书法”一项，这是《朱子读书法》以后很精密的治学方法。读者应以马先生所说的读书法来读马先生的书，则自不至发生扞格之病。但我想特别提醒的是：读书是为了探求义理；而中国古典中的义理，常是凭人凭事，触机而发。人与事所逗出的机，常限于某一时间或某一方隅的特殊情况之内。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所显的义理，亦常为义理的“殊相”，而非义理之全。义理在特殊情况下所显出的殊相，对义理本身而言，也可以说是一种制约；这种制约，也可以携带着历史地夹杂，因而使人不易见义理之纯。纯与全，本是不可分的。

例如《论语》孔子答司马牛问仁是“仁者其言也讱”；连司马牛也不能不怀疑地问：“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于是孔子便再深一层的说出：“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但这依然是仁对司马牛所显的殊相，而非仁德之全。必须层层地探下去，探到“天下归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的境地，而仁的“全”与“纯”始显。马先生的立论，便常是从殊相以直探全相，汰夹杂以直显纯真。所以他对古典的解释，常是直举其究极之义。此其一。

又如某一观念，它所含的完成的意义，常须在历史发展中始能一步一步地展开；我写《人性论史》，便是把这种展开的历史，清理出一个比较清楚的线索。但马先生却把这种展开的历史线索略过了，一针到底地把完成之义，显了出来。例如《洪范》中所谓之帝、天，本来是宗教上的意义。由周初所开始的宗教转化，到孔孟而始完成；到程明道、陆象山、王阳明而更为显透。虽有时仍承用帝、天之名，但帝、天皆由自己的心、性所上透的德性而显；如实言之，帝、天扩充到极其量的心性。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大方向及最后的到达点。马先生在其《讲录》的《洪范约义》中，便把此种历史发展之迹，完全略过，而简捷地说“帝、天皆一性之名”；这站在历史的观点说，便会觉得有些问题。此其二。

我们若了解到上述的情形，便应当了解到马先生所说的，都是扣紧中国文化精神纯真的本质，及全相以立论，把中国文化精神，从历史的夹杂与拘限中超脱出来，因而使读者能与其本来应有的面目照面。所以他所说的每字每句，皆有其真切不移的意义。读者若能虚心体玩，深资自得，再由此而度读古人典籍，便有明镜在心，左右逢源之乐。此时更可将许多捕风捉影、饾饤悍蔽之谈，一举扫尽，起飞天下一大快事！

归根到底的说，中国传统的学问，乃是一种“心学”，此不仅对陆王之学而言。黄梨洲在《明儒学案·序》中说：“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无本体”云者，乃说明心是一种无限地存在；因而中国的学问，也是无限的学问。各人工夫所至有不同，工夫之所从入亦有不同，故所得因之而异。但只要真是由一己工夫之所至以言中国的学问，虽所言者未必尽同，而其为真实则一。

因此，马先生与我前面所举的几位先生的著作，可由其同者以证中国文化的会通，由其异者以证中国文化的美富；读书非至深造自得，对此即不应轻生差等之念。而我把自己这种伧俗庸俚之言，写附在马先生深纯雅厚文章地前面，真如佛头著粪，我自己会感到非常惭愧的。

癸卯九月二十日后学徐复观谨志于东海大学之寓次

——徐复观《如何读马一浮先生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