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和议，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

1938年12月底，为抗战奔走而劳累过度，卧病在床的驻美大使听说汪精卫叛逃出国后，急忙确定劝阻。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之一直撑着抗战的低调，虽然经过淞沪抗战和淞沪会战，呼市的求和思想几经变更。

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九一八事变后）六年之中，他不主战。

胡适之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爆发，同样一向主和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都宣称中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但是胡适却仍对日本抱有最后的和平希望，并向蒋介石陈述自己的和平意见：

其一，趁此实力可以一战之时，用外交手段恢复新失之土地，保存未失之土地。

他设计的步骤是，第一步停战，恢复七月七日以前的状况。

其二，全面调整中日关系，对日本再次进行和平交涉。

他在国民参政会议上甚至写信给蒋介石让他放弃东三省和热河。

与此同时，胡适还和国民党内部的悲观派，如汪精卫、周佛海等人成立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宣扬“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悲观论调。

汪精卫

据周佛海日记，8月3日、11日、16日、18日、28日和30日这些天里，胡适之一直都和周佛海、陶希圣进行密谋，如何才能获取“真正的和平”。

期间，周佛海甚至希望有胡适之出面跟日本人打通交道。

日本人今井武夫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也说，大家都知道，胡适、陶希圣和梅思平等人都向蒋介石建议对卢沟桥事变采取不扩大的方针。

所谓不扩大，就是求和。

众所周知，汪精卫、周佛海乃至陶希圣后来都曾经沦为卖国贼、大汉奸，为什么直到七七事变，在我们今天看来全面抗战已经全面爆发的时候，胡适之还要和他们一样“求和”呢？

一方面，胡适始终认为，一战之后日本已经是“既成的强国”，中国短期内贸然开战是不可能战胜日本的。

1935年他在给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的信中说，大致要有十年和平，才能对日开战。

另一方面，胡适一直都昧于日本，他虽然早就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但他始终没有意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不是要金银财宝、土地租界，而是要灭亡中华。

因此，胡适之认为，七七事变和原先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华北事变一样都是局部事件。

抗战中的士兵

只要是局部事件，我们就可以舍弃一切可以舍弃的，谋求和平，发展之后，来日再战。

因此，即使同为“低调俱乐部”成员，胡适的低调与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放弃自我的低调是不同的，胡适的低调是有底线，有限度的。

针对十年的和平期限，如果实在不得，胡适之也可以坚决死战。他对王世杰说：

委曲求全，意在求全，忍辱求和，意在求和。不能得十年的和平，则终不免于一战，我们必须有做长期苦战的决心方能希望着有代价的交涉，必须使人感觉我的让步是有限度、有计划、然后人肯出代价……

1937年8月13日，日本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接着他们要从多路调兵遣将，彻底展开了“灭亡中华”的险恶计划。

而这个时候，胡适之才真正意识到，和平绝无可能。

淞沪会战中装备十分落后，但表现十分英勇的中国士兵“无比壮烈的抵抗和前赴后继的牺牲”让胡适意识到，中国军队肯打、能打。

然而，同样一场会战，胡适之看到的是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和壮烈牺牲，但汪精卫看到的却是日本的横行长空的飞机和横行陆地的大炮。

对此，胡适之劝汪精卫，不要太性急，不要太悲观，后来他又用同样的话劝高宗武“不要太心急，不要太悲观”。

后来胡适回忆说，那一天我已经明确告诉汪精卫，高宗武和陶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从此走上了抗战的道路。

值得一提的是，汪精卫、高宗武和陶希圣，三人叛逃出国后，由于高、陶二人认清了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就是“彻底卖国”。

于是便在报纸上将看到的日、汪绝密文件报道出来，后来二人回到重庆，都成了笔杆子对汪精卫卖国的行径进行了露骨的揭露和批判。

这个时候，胡适不仅早已经退出在舆论上抵制日本侵略，还出任驻美大使，为中国争取美国贷款，对抗日战争做错了巨大的实际贡献。

蒋介石

胡适曾经说：在举国都唱高调的时候，我不得不唱低调，当都在唱低调的时候，我又不得不唱一点高调了。

很多人把胡适之与汪精卫等同视之，这是不对的，因为正如高、陶揭露的，汪精卫的曲线救国，实质就是彻底卖国。

而胡适无论战还是和，他都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那就是救国——

这是胡适之和汪精卫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