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让好人寒了心呀！”听说朱亚雄在4年前已经病逝，粟裕痛心疾首地说道：“但就算是人死了，咱们也要给人家一个说法。”

粟裕晚年念念不忘的“朱亚雄”，当年是南京洪门的首领，1951年被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一直到1975年才被释放回到南京。一个帮会的头目，为何会让粟裕念念不忘，甚至人已经死了还要给他一个说法？

朱亚雄出生于1901年，江西省余干县人，十几岁的时候跟着父亲来到上海，中学毕业后进入南洋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曾前往日本见习，一直到1925年才回到上海。

最开始，朱亚雄在上海的一家日商工厂担任厂医，但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年代，年轻人想要混出一点名堂，就必须有一个“靠山”，否则就算有一身的本事也难成气候。

于是，朱亚雄拜入洪门五圣山门下，靠着门主向松坡在社会上的关系网，朱亚雄回国后只用了一年的时间，就从厂医坐到了医院院长的位子上，同时还兼任几所大学的校医。

1937年淞沪会战开始后，朱亚雄投身洪门主办的抗日团体，经向松坡介绍结识了军统少将文强。上海沦陷之后，朱亚雄被迫到了南京，为了谋生计，朱亚雄经人介绍进入汉奸伪政权“维新政府”，算是勉强有份工作。

后来汪精卫政府成立，维新政府自行解散，朱亚雄再度成了一个无业游民。

1940年，几个上海的朋友劝朱亚雄在南京开山立堂，文强也劝朱亚雄开山。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朱亚雄在南京开山成立“大亚山正义堂”，自任堂主。最开始的时候，大亚山只有10几个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亚山的势力越来越大，门徒更是分布在社会各界，成了南京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1942年，共产党员徐楚光被派到南京做地下工作，经人介绍结识了朱亚雄。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徐楚光发现朱亚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帮会头目，还非常有民族自尊心和正义感。

在时机成熟之后，徐楚光向朱亚雄暴露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劝他投身抗日工作之中。自此，朱亚雄开始广收中共地下党员，为了开辟一条新的地下交通线，朱亚雄想办法给日本人担任护路任务，并将地下党员安排在铁路线上，以方便给根据地运输物资。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苏北解放区派人与朱亚雄联系，邀请他到解放区去。朱亚雄带着一批思想进步的同门兄弟到了淮阴，受到华东军区联络部部长杨帆的热情款待。之后，朱亚雄还见到了粟裕和谭震林两位军区司令员，粟裕对朱亚雄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

回到南京后不久，朱亚雄按照党组织指示加入民社党，以进一步为党工作。利用自己党部监察委员的身份，朱亚雄开始为中共地下党员提供情报。当然朱亚雄毕竟还是帮会首领，在为共产党做工作的同时，还要给国民党卖力。

1947年，杜月笙、杨虎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帮会联盟组织，旨在统一全国帮会，为国民党统治服务。朱亚雄参加了南京分会的筹备工作，被军统特务发现有“通共”行为，但朱亚雄毕竟名声在外，特务拿不到确凿的证据，最终只能作罢。

随着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节节败退，朱亚雄预料解放军很快就会挥师南下。在淮海战役前夕，朱亚雄派人北上，与徐楚光、杨帆等人取得联系，表示愿意继续为党工作。

南京解放初期，朱亚雄担任中共领导的保卫工作，之后被调往上海担任上海公安部门秘密保卫工作。1951年，南京掀起镇反高潮，不巧的是朱亚雄当时去南京接家属，结果被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一直到1975年，朱亚雄才被释放回到南京，四年后离开了人世。

尽管粟裕当年和朱亚雄只是一面之缘，但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在朱亚雄被捕之后，粟裕曾经通过各种渠道证明朱亚雄的历史贡献，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直未能给朱亚雄恢复名誉。

此后多年，粟裕对朱亚雄一事始终念念不忘，随着八十年代政治风向好转，粟裕正式向组织提出要求重新审查朱亚雄案，并指出当年朱亚雄当年在南京的工作是由华中局直接领导的，徐楚光可以作证。

在粟裕的推动下，南京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专项组，重新审查朱亚雄案。粟裕得知后欣慰地说：“这件事办成了，我也算对得起那些在敌后冒死相助的同志了。”

虽然最直接的证人徐楚光早已经牺牲，但他生前留下的书面材料中，详细记录了朱亚雄的贡献，再加上1943年华中局对朱亚雄的嘉奖密电，以及日本投降后朱亚雄协助接管南京的实证，最终法院撤销了1951年对朱亚雄的判决，恢复其政治名誉，并追认朱亚雄为“爱国民主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