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绍兴和议前后，南宋朝廷先解除了张俊、韩世忠和岳飞三位大将的兵权，后又杀害了坚决主张抗金的将领岳飞;韩世忠和张俊也先后被弹劾离职。

三大将中只有张俊不但能全身而退，并且深受宋高宗宠信。

这是他始终都与宋高宗保持一致，忠于朝廷的结果，但是这也成为张俊被后人诟病的原因...

南宋是在与金国交战过程中建立的，为了抗击金国，维护自己的统治，让大将专兵也是不得已的举措。

当形势缓和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解除大将兵权，收归朝廷是必然的。

南宋建立之时，宋高宗直接控制的帅府军队仅有万人，当时面临外忧内患为了政权生存，高宗不得不放弃以往抑制武将的方针，倚重武将，对他们在兵权上作出让步。

不但允许他们拥兵，而且还怂恿他们扩军，保卫南宋王朝。所以南宋诸将领此后不断把游寇、民变的士卒、金兵击败的溃兵作为招募、改编的主要对象。

在激烈复杂的民族战争中，南宋各大将抓住机会，动用各种方式，不断扩大自己实力。

他们“厚自培植”“自主庭户”，在扩军自雄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官兵变为私兵，具有家兵含义的“部曲”一词重新频繁地出见于当时的史料中。

这样南宋兵权在建炎绍兴之际经历了一个由分到专的过程,日益集中到少数将帅手中，形成了张俊领导的“张家军”，韩世忠的“韩家军”，刘光世的“刘家军”岳飞的“”以及吴玠、吴麟的“吴家军”等。

随着宋金战争的进展，大将拥兵的数量也迅速膨胀。

据台湾的石文济先生的《南宋中兴四镇》所统计，在建炎元年(1127年)四镇总兵数仅占全国总兵数的5%，但是八年以后，到绍兴五年(1135年)，四镇总兵数是十八万，占全国二十万总兵数的 90%。

并且这些大将驻扎各地时，都拥有相当大的军政、财政及民政大权，势力很大。大将之间又存在勾心斗角，互不团结的情况，对于作战也出现了不利形势。

所以绍兴五年(1135年)，知福州张守上疏说:“今人将握重兵，贵极富溢，前无利禄之望，退无诛罚之忧，故朝廷之势日削，兵将之权日盛。”这对统治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又如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所说:“建炎之后，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

因此，南宋初年，武将拥兵过重，跋扈不臣的局面已经严重威胁到皇权的集中。

宋高宗也明知这种局面，但是在绍兴五年(1135年)以前，南宋在内乱外患严重的情况下，要依赖这些大将来抵御外敌以稳固政局。

所以，朝廷只能不断以高官厚禄和人量的土地财物来笼络他们，中兴诸将领，生前身后，都获封王爵。

在南宋朝廷削兵权完成以前，封为三公的四人中，武将就占三人。

高宗朝“诸大将若韩、张、吴、岳、杨、刘之流，率至两镇节度使”，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后来还加至三镇"，而同一时期得到上述殊荣的文臣却是极少。

现实的需要使宋高宗暂时无法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局面。宋朝开国以来，对武将专兵就一直忌讳。

宋太祖出身行伍，自己就是发动兵变夺了后周的江山，担心自己的天下重蹈后周之覆辙，所以制定了抑制武将的家规，大力推行文官政治，在各级机构中，尽量用文臣取代武将。

他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联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这里虽然夸大了武臣的危害，但却清楚地表明了宋太祖重文臣抑武将的方针，北宋各朝都严格执行祖宗抑制武臣这一家规。

南宋初期，女真族的势力围攻于外，民变、流寇势力蜂起于内，赵构君臣朝不保夕，所存的军事力量，也几近崩溃，无可凭借。

在此形势下，赵构不得不暂时放弃“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激励将士抗击金兵，平定内乱。

但是他内心并没有真正放弃这一家规。而且建炎三年(1129年)的“明受之变”，就是大将苗傅、刘正彦拥兵叛乱逼迫赵构退位，这更使他感到来自武将的威胁远比金兵更可怕，大大增强了他猜忌防范大将的心理。

从此如何控制手握重兵的将领，保住自己的皇位，是他时刻都不能忘的事情。

因此赵构可以容许将领们邀功请赏，聚敛财富，甚至避敌不战，但绝不能容忍他们权势过重，有震主之威。只是现实的需要，才使宋高宗在抑制大将的问题上还不敢有大动作，不过他时刻都在努力收回兵权。

宋朝重文轻武的家规造成了文臣优越的地位和心理,所以随着南宋初年武将们各种权力和地位的提高，必然与朝廷中的文臣集团在各个方面发生冲突。

这也与北宋各朝中文臣凌驾于武将之上的传统发生了矛盾，因为宋金的战争环境，使这种矛盾变得更为复杂。

在朝堂上,武将与文臣之问也逐渐出现了分庭抗礼之势，一扫北宋时武将在文臣面前的卑躬之相。

既然武将势力已构成对家法的视与对朝廷的威胁，所以南宋的士大夫们就都当仁不让地站出来，以遵守家法为口号提出削兵权的建议。

大臣汪藻认为:“白古兵权属人，久而未有不为患者，岂不以予之至易，收之至难，不蚤图之，后悔无及……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须奥，而在萧蔷之内。”

于是不论是主战的李纲、张浚、王庶和陈规，还是主守的赵鼎、张戒、廖刚等都坚持削夺大将兵权，更不要说是主和的秦桧、土次翁、范同等人了，他们都提出了多种的削夺大将兵权的方案。

由于各大将家兵的兴起，南宋军队作为国家武装的性质正在淡化，而作为将领私家武装的性质却日趋强化。

这必然导致“缓急之际，人皆各为其主”的严重后果。削夺大将兵权也就成为集中兵权使政局长期稳定的必然要求。所以在政局稍微稳定以后，削夺大将兵权的行动就开始实施了。

绍兴五年(1135年)，杨么起义被镇压后，南宋大体上摆脱了内外交困的窘境，同时解决武将势力的内外条件也逐渐成熟。

绍兴七年(1127年)初，宰相张浚积极贯策高宗意图,“谋收内外兵柄”，其方案是以文制武，即派都督府的文官去节制或宣抚诸将军队。

七年三月，张浚罢免了在战争中表现怯的大将刘光世，命都督府参谋军事吕祉前往节制。四月，张浚又指控岳飞“积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同时派都督府参谋军事张宗元权湖北京西宣抚判官，实际是作监军，开始了削兵权的行动。

但是张浚处置不当，激起刘光世部将郦琼的淮西兵变，高宗只好罢其相位。

张浚进行削兵权不可能是个人行为，因为刘光世是救驾功臣，不先得到高宗同意，张浚是不敢动他的。刘光世罢军政后，高宗特拜其为少师，并说:“若恩礼稍加，则诸将知有后福，皆效力矣”，可见高宗是把罢免刘光世视为削兵权的良好开端的。

不料发生了淮西之变，张浚被当了替罪羊。继张浚以后，赵鼎为相。他和王庶以及监察御史张戒继续进行削兵权行动。

他们采用的是“抚循偏裨，以分其势”的方案，而制定这个方案的却是宋高宗。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绍兴八年五月，高宗和张戒的对话):“戒曰:'去岁罢刘光世，致淮西之变，今虽有善为计者，陛下必不信。然要须有术。上曰:'联今有术，惟抚循偏裨耳。”“宋高宗认为用这个方案，在不长的时间内便可解决收兵权的问题。

但是，这个方案也有缺点，它既需要时日，又容易被将领察觉。绍兴八年五月，枢密副使王庶欲分张俊兵，命张俊部将张宗颜部移驻庐州。

张俊立即看破其意图，叫人传话:“易置偏裨，似未易。先处已可也。不知身在朝廷之上能几日?”不久，在秦桧排挤下，赵鼎罢相，王庶去职，致使削兵权的努力再次不了了之。

赵构知道张俊并不是非常贪恋军政大权之人，给其富贵，是可以让其放弃兵权的。

张俊自然明白皇帝的意图，并且他本人也认为议和是南北必走之路，南北和议后，大将握兵只能是自取祸端。

为保护自己，他自愿解除兵权，以消除廷对自己的疑虑。 绍兴十一年四月，高宗和秦桧采纳了范同的“明升其官爵，暗夺其兵柄”的建议，招张俊、韩世忠和岳飞三大将入朝。

此后，岳飞、韩世忠先后被罢去枢密副使、枢密使的职务，枢府本兵之权尽付主张和议的张俊。但到绍兴十二年十一月，张俊也同样遭弹劾被罢。

这时削夺大将兵权才最终完成。宋高宗自豪的说:“今兵权归朝廷，联要易将帅，承命奉行与差文臣无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