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时期宦官势力得到了巨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宦官数量开始猛增，二是宦官的官品得到了提高。

而宦官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的是积极性的作用，但一方面因宦官整体素质参差不齐，另一方面又因唐朝对宦官出使缺乏制度规范，因此宦官在出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消极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种影响究竟是什么呢？

在中央上，基于宦官个人素质参差不齐，他们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地执行皇帝的命令，在这中间必然会产生一些腐败问题。

内侍省最高长官“内侍奉”的职责决定了其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皇帝，以近习之故能够窥探出皇帝本人的心思，“宣传制令”的职责决定了其可以经常性地来往于皇帝与朝官之间。

同时，在开元年间还设置过押院中使一人，宦官充任，掌出入宣传，领中官、监守院门，与外朝高官接触较多

“自乾元殿写书，则置掌出入，宣进奏，兼颂中官，监守院门，掌同宫禁”这就进一步扩大了宦官与朝官的接触。

所以，在某些时刻，一些宦官可以利用此职务之便与朝官相互勾结，如受玄宗宠信的宦官袁思艺经常性地把玄宗的本人心思告诉李林甫。

“又阉官袁思艺日宣诏至中书，玄宗动静，必告林甫，先意奏请，玄宗惊喜若神。以此权柄恩宠日甚，道路以目”。

李林甫依靠袁思艺提供的一些信息，可以窥探出玄宗本人的心思，从而得到玄宗的喜欢。李林甫结交的不仅仅是袁思艺个人，而是和玄宗身边的整个宦官群体都交好。

从而来曲意迎合玄宗“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

同时，玄宗朝的一些吏干之士凭借高力士可以登高位“宇文融、李林甫、李适之、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因之而取将相高位，其余职不可胜纪”。

虽说这些人得到重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才干，但高力士在这其中也起到了助力作用。

齐浣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因“浣因高力士的助力，接连任两道的采访使，并且贿赂宦官迎合玄宗，勾剥财物，高力士中助，连为两道采访使。遂兴开漕之利，以中人主意，复勾剥货财，赂遣中贵，物议薄之。”

而不仅仅高力士在任用官员上拥有这项“特权”，在玄宗身边与其关系亲密的其他宦官也拥有着这项“特权”，韦坚通过与宦官交接来迎合玄宗的心意，“与中贵人善，探候主意。”。

吉温喜好奉承宦官，“游于中贵门，爱若亲戚”，并且通过宦官使盛王李琦迎娶了他的外甥武敬一的女儿为妃，“五载，因中官纳其外甥武敬一女为盛王琦妃，京兆府士曹。

开元天宝年间，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也恰恰说明了宦官在玄宗时期掌握着很大的权力，在中央上以近习之故可以揣测帝意，与朝官互相勾结，经常性地收取贿赂来为自己谋取利益，“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

在处理宫禁私事时，玄宗也是选择信任宦官。如玄宗第四子王李琰的两个人互相争宠不和，天宝十一载(752)，一人为争宠暗中用巫术书写符谶放在李琰的鞋中来获得媚宠。

而李琰与监院的宦官有矛盾，宦官听说此事上奏玄宗说李琰用巫术诅咒玄宗，“琰与监院中官有隙，中官闻其事，密奏于玄宗，云琰厌圣躬”。

玄宗派人搜查到了鞋子中的符谶，尽管李琰向玄宗说明了情况，并且也证实了李琰所说的内容是事实，但玄宗最终还是选择相信宦官，同时也出于防微杜渐的思想，将李琰囚于鹰坊狗中，李琰最终忧惧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玄宗早在开元初年就修建了“十王宅”，将皇子拘于禁内分院居住，令宦官管理他们的起居，并对他们进行监督管控“中人押之”。

玄宗将对宗室诸王的管控权交给了宦官，对宦官的信任程度可见一斑。玄宗的防微杜渐措施虽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便利了宦官势力的崛起，皇子在深宫中长大，宦官就成为了他们最亲近的人。

宦官在中央上的活动虽然只局限于宫闱之内，却因玄宗的信任与宠爱拥有了无形当中的权力，其中重要一面就是与朝官相互勾结，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这滋生了腐败问题，同时也在影响政局发展，只是这种情况还在玄宗掌控的范围内，不会威胁到皇权的正常运转和政局的有序发展。

但这种微小的变化积少成多，当政局不稳定时，其缺点很快就会展露无遗。

在出使期间，宦官比较容易受到地方官的贿赂，从而向皇帝传达出错误的信息。

开元二十六年(738)，张守珪的裨将赵堪、白真陀罗假传张守珪的旨意，命令乌知义率兵攻击奚族余党，战争失败之后，张守隐瞒败状而矫称战争胜利邀功。

这时幽州地方军有人举报不实，因此玄宗派遣自己信任的宦官牛仙童前去幽州调查真实发生的情况，(此时牛仙童的官职为正六品下内谒者监，由正八品下奚官令升迁而来)。

牛仙童到达幽州后，张守珪选择贿赂牛仙童，把罪责推到白真陀罗身上，来隐瞒真实状况，“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

守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陀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

第二年事情败露之后，张守珪被贬为括州刺史，受贿的宦官牛仙童也被斩杀，恰巧的是斩杀牛仙童的正是另一权宦杨思勖。

在玄宗一朝，宦官受贿隐瞒真实情况的例子已不是少数。开元二十九年(741)，李齐物改革漕运失败之后，玄宗派遣宦官前去调查情况，李齐物选择贿赂宦官

“然弃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人新门，候其水涨，以人挽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视，齐物厚赂使者，还言便”。

宦官向玄宗隐瞒了真实状况，李齐物非但没有被贬官，反而得到了升迁，晋升为鸿胪卿。

不同于张守珪的是，李齐物贿赂宦官只是没有被人告发。牛仙童受贿一事也牵扯出了太子太师萧嵩。

开元十五年(725)，萧嵩出任河西节度使期间，曾举荐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后萧嵩为探取宫中机密，以京城南郊良田数顷贿赂牛仙童“尝以城南别业遗宦者牛仙童”，由此可以推断出萧嵩与牛仙童关系较为良好。

在牛仙童出使幽州时，张守珪为隐瞒真实情况，选择了贿赂牛仙童这条道路。

开元二十七年(739)，张守珪贿赂牛仙童被揭发之后，萧嵩即被李林甫揭发,后被贬为青州刺史“嵩尝贿仙童,李林甫发之,贬青州刺史”。

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被罢相，林甫担任中书令成为首席宰相后，开始打击排斥有可能入相的人，本想借此事件打击太子党羽，然后立寿王瑁为太子，但玄宗只是选择将萧贬官，并没有伤及太子玙。

此前牛仙童也曾尝试向地方将领索贿，未果之后便开始恶意中伤地方将领，导致其被贬谪。

开元二十六年(738)，吐蕃攻打河西地区，杜希望为部州都督，知留后，率军攻打吐蕃的乌莽部，攻占吐蕃新城，“吐蕃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击破之。鄯州都督知陇右留后杜希望攻吐蕃新城，拔之，以其地为威戎军。”

同年夏天，杜希望又率军攻占吐蕃占据的河桥，随后唐廷在河西地区修筑盐泉城，设置镇西军，命杜希望在此驻兵防守。

宦官牛仙童巡边之时向其索贿不应，回到朝廷之后矫称杜希望不称职，玄宗便将杜希望贬为恒州刺史，迁徙到西河地区，

“宦者牛仙童行边,或劝希望结其欢，答曰:'以货藩身，吾不忍。’仙童还，奏希望不职，下迁恒州刺史，徙西河。”

在这次事件中，杜希望被贬，一是因宦官牛仙童的污告，二是杜希望是宰相李林甫擢用的，借此可以削弱宰相势力，其被贬符合玄宗的心意，牛仙童在其充当的不过是助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