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大地。

1930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低低的、灰黄的浮云。干裂的黄土上稀稀拉拉的高粱套拉着脑袋有气无力地随风摇曳。

黄土地里有十来个农民正在汗流如雨地刨地。突然，有个城里人装束的中年汉子来到田头双手围着嘴高喊：“李士英！李士英！”

那个二十岁不到的青年人随声跑来，好奇地问陌生人地道：“找俺啥事？

陌生人上下打量这位憨厚的高个农民青年，只见他身高约1.77米，精干结实，平头长脸，脸膛黝黑，面容刚毅，虽是单眼皮，但却剑眉星眼，目光炯炯。

陌生人便问：“你就是河南省宝丰县团委书记李士英？”

李士英夫妇

青年农民点点头。

来者确信对方的身份后，便小心地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张纸悄声道：“中共北方局决定调你到天津总部去工作，你马上回家准备一下，三天后根据调令上的地址到天津报到。”

李士英接到中共北方局的调令后，立刻回家匆匆准备了一下，带上简单的衣服，第二天便只身一人匆匆赶往天津去报到了。

北方局交通科长安子文（建国后，任组织部长）热情地

-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朴实的青年干部，并安排他在交通科做交通保卫工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华夏大地，国民党特务、警察与洋人势力勾结，绞尽脑汁搜捕共产党员，一片白色恐怖。

党的交通工作是同各级组织进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十分重要，却又异常危险。

为了隐蔽之需要，李士英等几人在日租界中原公司和法租界劝业场附近，分别以开设木器行和棉行作掩护，又在法国教堂附近的大吉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点。

天津日租界

这年冬天，天津河北区地下党有很多同志莫名其妙地被捕，然该区党的负责人李纯却安然无恙，这就引起了北方局和天津市委对李纯的怀疑。

此刻，恰好被捕的同志通过监狱看守带出一封信，告知李纯已经叛变，并帮助特务审讯他们。

经过调查核实，李纯已充当了天津警察局的侦缉员，正在千方百计地到处寻觅党组织及其他成员。

特务企图利用他搜捕更多的地下党员，从而一网打尽。这对北方局和天津市委威胁极大，为保存自己，北方局果断决定由安子文组织专门班子，除掉这个心头之患。

安科长受命后，当天晚上找来李士英、童长荣（天津市委书记，在东北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等人商讨除奸之策，制定了行动方案。

为锻炼新人，科长安子文特地挑选了机灵的李士英负责此次行动。

那天，一位陌生人与李纯联系上后，他神秘地告诉李纯：“有位中央代表已抵天津，约我见面谈话。”

李纯一听机会又来了，报功领赏心切的他掩不住内心的窃喜，却一本正经地道：“我也正想找中央领导反映重要情况，你是否引见一下？”

来者颇为自信地点点头：“只要中央领导一到，我就通 知你，但你千万要注意保密啊！”

李纯拍着胸脯保证道：“放心，这不是开玩笑的，这要……”他边说边做了个杀头的动作以示利害关系。李纯果然中计。

几天以后的一个黄昏，这位陌生人突然找到李纯，神情严肃地告知那位中央领导已来天津，约他立即见面。

李纯贪功心急，来不及向敌特机构汇报，便匆匆随来者穿过几条小巷，来到了法租界的一个旅馆内，化装成中央领导的同志已租了一间房间，“恭候”叛徒的到来。

李纯急匆匆地随其进入伏击圈后，李士英等几个行动组成员蓦地冲上去一阵乱射，叛徒尚未反应过来，便瞪着惊恐的眼珠倒在了血泊中。

李士英等一行迅速撤离现场，他们迅速将手枪扔进了河里，赶紧换了衣服，又连续进了三家澡堂洗澡。

法租界巡捕闻讯后，一帮荷枪实弹的巡捕开着吉普拉着警报赶到现场，还带着高大威猛的警犬，然而，凶手早已踪迹全无，只得空手而归。

第二天，天津各种报纸头条惊爆了共产党叛徒被枪杀的消息，引起了市民的惊奇，更引起了国民党内部上下惊慌。

安子文放下报纸，望着眼前的小伙，对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行动中表现出来的沉着和谋略大加赞赏，拍着李士英的肩膀道：“干得好！干得好！小李不但有勇，更有谋。”

这次行动沉重地打击了敌特机关，为北方局和天津市委迅速恢复工作扫除了一大障碍，同时也启发了北方局领导，必须培养一支专门除奸惩恶的武装机构，来保卫党组织的安全。

1930年底，北方局决定派李士英赴上海中央特科学习，让他到上海这个“远东第一大都市”去接受一次特殊的锻炼。

安子文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上海，被各国列强瓜分为诸多“国中之国”。

洋人凭借为所欲为的“领事裁判权”，划地为牢，各自为政，在自己的地盘里走私鸦片、贩卖军火等，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警政、司法大权，使上海变成了“冒险家的乐园”；

同时，租界又成了中国的官僚买办、政客流氓、不法商人的庇护所，“烟赌黄黑娼”的云集地。特科也利用这个特殊的地方作为活动的场所。

李士英初来乍到，虽对眼花缭乱的大上海尚很陌生，但18岁的李士英机智灵活、勇猛果敢。

跟踪盯梢、擒拿格斗、瞄准射击、审问对象、迅速撤离等招数，他学得颇快，且活学活用。

一次李士英在街上偶然邂逅一个惩处对象，记忆惊人的他见过判决书和其照片，特科找了这个叛徒许久却不见其踪影。

李士英突遇天上掉下来的“黑名单”里的对象，刚想动手，但马路上行人甚多不便行动，他便悄然跟踪了一段时间，对象钻进一条弄堂里便消失了。

李士英想立即返回报告，但又担心对方离去功亏一篑，便决定等对方出来再见机行事，他佯装等人，在法国梧桐树下徘徊了许久，一等三个小时仍然不见对象出来。

高楼大厦上的霓虹灯渐次闪亮跳跃，五彩缤纷，李士英已是饥肠辘辘无心欣赏美丽的夜景，正当他无计可施之际，见叛徒又突然冒了出来。

李士英也顾不了许多，灵机一动地迎上前去，操着北方口音打暗语道：“身无彩凤双飞燕。”

对方先是一愣，继而对曰：“心有灵犀一点通。你是？”

李士英答道：“我是北方来的地下党员，组织上让我来通知请你马上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对方见来者知道其地址，又有暗号，深信不疑。为了抓住立功的机会，也来不及报告，便随其前往。

一路上叛徒侥幸自己的失节组织尚不知情，两人谈笑风生地来到麦特赫思脱路（今泰兴路）99号那座花园洋房，这是特科秘密活动的场所。

上海泰兴路

叛徒进门后，大家见他一阵惊讶，眉心都凝成了疙瘩。李士英向大家使了个眼色，大家才立马反应过来了。

来者见大家都斜眼视他，又对他爱理不理，他敏感地意识到情况不妙，便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道：

“你们不要如此看我，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的事，希望你们不要误解自己的同志。”

“同志？”李士英拉长声调反问，“你还有资格称同志？”

对方还想狡辩：“我问心无愧，我……”

李士英打断了他的话，立即宣布了他的犯罪事实，对方一听了解得如此清楚，突然跪地求饶：“我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用电刑……”

李士英虎着脸严正告之：“自身不洁尚可宽宥，但你出卖这么多同志实在是十恶不赦，天理不容。”

话音刚落，李士英一个漂亮的擒拿动作，迅速卡住叛徒的脖子猛一使劲，叛徒便倒地咽气了，嘴里吐出的血丝缠在了地板上。

李士英与战友们一起先后在这座神秘的洋房里惩处了六个罪大恶极的叛徒，立下了战功，受到了特科上下的一致夸奖。

4个月后，李士英受中央特科派遣，再次回到北方局组建行动科。

李士英与几位战友在天津法国教堂附近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安顿下来，迎来送往，传递信息。

不久，河北省委负责人薄书记前来接头，他告知大家：“北方局已撤销，现已组建了河北省委，省委机关设在北平，这次李士英同志跟随我去北平执行任务，其余留下另有任务。”

受过特科训练的李士英深知路上国民党兵一定盘査甚严，他出发前作了认真策划，因身上带有武器，经过关卡时，如稍有不慎一旦被敌人搜出，后果不堪设想。

李士英反复分析后认为，敌人往往以貌取人，越是胆小怕事，越易被对方搜査，他找来了两套新长衫，两人穿戴一新，又扎上宽皮腰带，颇似有身份的人。

他俩自北平东便门车站下车，落落大方地走到出站口。几个国民党警察正气势汹汹地盘査出站的可疑者。

李士英恭维道：“你们辛苦啦，像你们这样认真细查，什么可疑之人都别想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

对方见来人打扮讲究不俗，不但没有“例行公事”，还；赔笑脸道：“哪里，哪里，混口饭吃。”便放行了。

出站后，经过一番辗转周折，他俩住进了设在苏州胡同的山西忻定会馆。当晚，省委的同志前来介绍：

“北平地区党内出了叛徒，此人死心塌地效忠特务，帮助特务搜捕我地下党员，使党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省委决定由李士英来执行惩恶除奸任务。”

当时，北平由张学良的东北军统治，为掌握叛徒活动的情况，李士英通过在东北军的地下党员，进一步摸清了叛徒的行踪。

之后，他们商议由前来配合的同志岀面，诱使叛徒 出来“开会”，伺机除之。

为安全起见，地点安排在郊外的颐和园西北的象山口偏僻之处。

春暖花开的一天，李士英等一行先来到象山口，在小桥边的一个茶庄喝茶聊天。

不久，叛徒果然如约前来。见面彼此寒暄介绍几句后，便坐下来喝茶聊天。为麻痹来者，李士英故意摆起了龙门阵：

“这北京可谓中国最佳的游玩之地了，颐和园是当年慈禧用海军一笔开支修建的。没想到当年的腐败行为，却留下了如此美丽的风景名胜。”

来者颇喜欢颐和园，却从没听说过这个典故，不胜佩服李士英的见多识广。

又聊了一会圆明园当年被英法联军火烧的情况，最后李士英话归正题道：“为安全起见，开会地设在山上。”

叛徒对此深信不已，便跟随上山。走了一段山路，见山坡上正有农民锄地，不便下手，又继续上山。

不知不觉已见古松和酸枣树茂密起来，几乎不见空地，只有一条坎坷不平，蜿蜓如蛇的小径向前延伸。

这时，李士英与同伴使了个眼色，同伴会意地提出:“有点累了，歇一会。”

李士英点头应允，他们来到一块空地，把带来的水果点心摆在了树林下的草地上，大家围拢一起准备开会。

李士英热情地递上一支香烟给叛徒，对方接过香烟低头点火之际，李士英趁其不备突然蹲下迅速卡住对方脖子，猛一力使劲很快结束了叛徒罪恶的生命。用树叶将尸体掩盖后，便迅速撤离。

四月底，李士英等战友在圆明园附近，再次惩处了一个罪大恶极的叛徒。

李士英等人先后两次的锄奸行动，及时地消除了危害北平安全的隐患，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赞扬，并指示李士英在北方局组建行动科。

正当李士英组建北方特科时，他突然接到特科负责人之一康科长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即赶往上海接受重要任务。

李士英深知大上海乃“兵家必争之地”，敌情之复杂，鹰犬之凶猛，他深有体会，那里可谓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

但他更愿意接受新的挑战，便怀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特科下设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其中三科行动科是一支红色保卫队，简称红队。

红队除执行中央的保卫任务外，还专门负责镇压叛徒、特务的任务，所以又叫“打狗队”。

每人配备一支枪，一辆自行车，一把匕首，其成员个个精悍神勇，武艺高强，他们藏身租界里神出鬼没，令叛徒和特务闻风丧胆。陈赓、李克农等热血志士加盟特科更是如虎添翼。

特科利用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环境，与国民党特务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殊死搏杀。

特科初建功勋之际，中央决定派遣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的张国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长沈泽民前往鄂豫皖苏区。

完成任务后，这位五卅运动的领导者和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副总指挥，却无组织、无纪律地擅自滞留武汉，游山玩水且不说，甚至还到妓院鬼魂，神魂颠倒了半个月。

1931年4月24日，这位在上海滩玩魔术出身的流氓无产者，竟然擅自用“化广奇”的艺名在武汉大登广告，并忘乎所以地在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吸引来了无数的观赏者。

顾顺章在上海滩上魔术界混迹了多年，练就了一套令人眼花缭乱的技艺，他的表演引来了一阵阵掌声和口哨声。

顾顺章因此更加得意忘形，面对掌声便脱帽弯腰致谢，结果被观赏者中的叛徒王竹樵突然认出。

他为了看清顾顺章的尊容，便挤进水泄不通的人群，站在表演台下，又是一番细看，果然是这小子，立马挤出人群，急匆匆赶到特务机关报告。

顾顺章尽兴后，春风得意地回到汉口法租界所在的德明饭店，哼着小曲刚步岀电梯，突然一群黑影闪出，这个武艺高超的特科头儿还不及反应过来，便被四五个彪形大汉死死地扭住。

特科出生的他，立刻反应过来自己遇上了不测，一路上便开始后悔自己的麻痹和放肆，但一切都悔之晚矣。

面对虎视眈眈的审讯架势。顾顺章当晩便失节叛变。

顾顺章身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不仅知道党的许多核心机密，而且还知晓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的住处。

电视剧中的顾顺章（中）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知道我党打入南京当局心脏的钱壮飞、李克农等绝密之事。

顾顺章的倒戈，无疑给了蒋介石一举破坏我党在上海中央机关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然而天助我也，真是不幸中的大幸！

顾顺章叛变后，一夜间六封绝密急电发到南京中山路305号正元实业社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一名医生出生时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査科机要秘书、中央特科埋伏的一颗钉子钱壮飞及时截获绝密情报，他双手捧着电文惊出一身冷汗，如雷轰顶深感震惊，并深知后患之严重。

钱壮飞毕竟是共产党的卓越侦查员，面对绝境他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冷静。

他先压下电报赶回家中，经过冷静思考后，他派女婿先回上海报吿。

自己又伺机于26日凌晨坐特快火车赶到上海，马不停蹄地来到南京路给一个钉子发了份急电，而后迅速赶到跑马厅附近弄堂内的中央军委联络站找到了聂荣臻。

钱壮飞

当周恩来从陈盛处获悉这十万火急的消息时，顿时惊呆了。

仰天长叹一阵后，这位即使在南昌起义时也未抽烟的天才领导家，此刻却要了一支烟猛抽上几口，低头凝眉来回踱步冷静思考。

几分钟后，他像思维敏捷的曹植七步成诗一样，果断下令采取紧急措施迅速补救。

在云南路天蟾舞台隔壁“福兴字庄”的中央特委与军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议迅速组织撤离事宜，会议仅开山 了不到十分钟便立刻散会。

会后周恩来、聂荣臻、陈赓、李克农、钱壮飞等一批中共高层精英得以迅速撤离，胜利大逃亡，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顾顺章叛变的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特务头子徐恩曾如获至宝。

他叫来了得力干将顾执之和马绍武，左手抓住那份电报，嘴里不住地高叫：“共产党特科头子顾顺章被生擒，这下有好戏可看啦！”

徐恩曾喜不自禁地叫罢，便命令下属和低头失落的顾顺章：

“你们必须以此为突破口，迅速将中共中央上海机关的高层领导一网打尽。活捉向忠发、周恩来、聂荣臻、李克农等中共高层领导有重赏，抓不住就别回来见我，听到了吗？”

“是，是。”几个得力鹰犬和新干将顾顺章俯首帖耳，惟命是从。

徐恩曾立刻令亲信顾执中带顾顺章以及马绍武星夜兼程赶往上海。一时间上海街头警笛四起，到处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仁人志士。

顾顺章叛变后，周恩来把向忠发从南京路南边的善钟路（今常熟路）搬到了南京路西边的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与周恩来夫妇住一起。

还把与向忠发同居的杨秀贞和任弼时的夫人陈宗英安排到一家外国人新开的德华旅社。

周恩来等中央高层领导撤离后，那天晚上，周恩来立刻找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

向忠发

安排他立刻转移到苏区。向忠发不听周恩来的劝告，坚持要回德华旅社的临时住处与杨秀贞见面。

周恩来苦口婆心地再三劝告：“关键时刻，为安全考虑，我看还是不回去为妥？”

船工出身的向忠发却以总书记自居，固执己见道：“我一定要回去取一下重要东西。”

周恩来无可奈何地提醒他：“实在要去，那回去取完东西马上就走，千万不可久留啊，向书记！”

向忠发拍着胸脯自信地道；“恩来，你放心好了，保证不会岀事的。”

向忠发是一党之首，周恩来又不能命令他不准回去，无奈只得眼巴巴地望着他消失在五光十色的夜幕里。

向忠发必须回去取的重要东西，并不是党的重要文件或地下党名单等绝密之物。

30年代善钟路（今常熟路）的街道，向忠发在这里被捕

原来是顾顺章前一时期给他安排的一个风月场的妓女杨秀贞，并在法租界善钟路为他租了一幢洋房，供他金屋藏娇。

到底是烟花女子，擅长卖弄风情，结果向忠发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夜不思归。

为此，向忠发找了个借口，打发妻子和儿子单独生活，谎称自己有党的秘密工作在身不便回家，从此与妻儿分居，形同陌路，却以古董商人的身份整日价与妓女厮混起来。

向忠发回到德华旅社匆匆整理完简单的行李后，深情地抱着心爱的女人，亲吻她道：“我有些急事得出去几天。”

杨秀贞嗔怪道：“就这么走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难道比我还重要？”说罢向他飞了个媚眼。

向忠发实在是经不住那风情万种的眼神，心想这一走也不知何时才能与她同床共枕，便转过身来紧紧地抱着心肝宝贝两人激情难抑地上床“暴风骤雨”起来。

向忠发金屋藏娇的地方——苏广成衣铺

一番云雨之后，向忠发累得呼呼进入了梦乡。

半夜12时，任弼时夫人特意敲门提醒向忠发赶紧离开，但他却满不在乎地在温柔乡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向忠发匆匆起来，赶到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一群黑影突然闪出，将他扑倒。

特务掰开他的手指，果然如顾顺章讲的只有九个指头，又掰开他的嘴，确有一口金牙。

身份被确定后，特务扭住其双臂推入一辆轿车内，立刻将其押送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

6月22日，向忠发被抓进去的当天，就叛变了革命，进而又做向导带着特务赶赴密点抓捕周恩来、瞿秋白等人。

谨慎灵敏的周恩来夫妇已于24小时前远走高飞；瞿秋白也早已撤离。

一夜之间，向忠发由中共中央总书记突变成国民党的走狗。

他以为叛变就可以换得生命，但他万万没想到正在庐山为战事焦虑烦恼的蒋介石草拟了两份电报：一就地枪决；二暂缓处决。后一份电报却鬼使神差地被扣压了24小时。

向忠发被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特务处决前跪地哭饶道：“恳求饶我一命，我一定为党国效劳，抓住共产党的高级首领。”

但残忍的特务却无动于衷，先是割了他的耳朵与鼻子，而后秘密枪决。等到第二天另一份电报送达后，其尸体早已经凉了。

红色首领为了风流一宿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实在是咎由自取。

国民党特务头子张冲也派亲信黄凯任驻沪调查员，建立驻沪办事处，勾结英、法租界巡捕房。

中统二号人物——张冲

他们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行动组组长王斌和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曹清澄，狼狈为奸，趁机到处觅踪，伺机抓捕中共高层领导。

他们虽然没有如愿以偿，但导致上海中共党组织和地下党员屡遭敌特机关的破坏和抓捕。

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中央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

周恩来首先是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并由赵溶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赵溶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赵溶兼任行动科科长后，面对从新组建的行动科，缺少得力干将的现状，他立刻想起了半年前来上海特科实习的机灵小伙子李士英来。

他即刻打电报请求北方局领导派李士英增援上海助他一臂之力。

危难之中，李士英接到中央特科行动科科长赵溶的密电后，即刻动身抵达上海，李士英被安排在中央特科三科工作。三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一组组长。

李士英以外来民工的身份在忆德里（西藏路）租借了一间石库门单间，跟随陈云同志在法租界艾一路的肇庆里（宁波同乡会对面）一家印刷店干活。

陈云是账房先生，李士英是小伙计，老板是一位姓李的商人，他是陈云的朋友，但不知他俩的地下党身份。

白天李士英是个干活唯唯诺诺、殷勤'卖力、沉默寡言的小伙计，晚上在特科他又摇身一变成了大智大勇、神出鬼没的斗士。

1932年中央特科根据现状分析研究并报中央批准，以革命的名义，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充当特务骨干的叛徒死刑，并将判决书以传单的形式在大街小巷张贴。

这顿时引起了敌特机关内部的强烈震动，被判处死刑者更节是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新组建的红队第一个惩治的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颇得敌特头子赏识和重用，被委任以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王斌熟悉诸多地下党员，四处寻踪，大肆抓捕，心狠手辣，血债累累，罪不可恕。

一次，叛徒张长庚、叶其秦向王斌告密发现了特科人员黄竹友后，王斌兴奋不已，立即指使两人四处追踪。

那天他们终于觅到并抓捕到黄竹友，王斌以不投降就严刑拷打和秘密处死相威逼，又以重金奖赏和重用相诱惑，晓以利害“身传言教”一番后，迫使黄竹友叛变。

又让其在看守所指认了特科人员李惠民，并带领特务到处抓捕共产党员武福等人。

对这样一个对党危害极大的特务鹰犬，不除之难以保障党的安全，亦难以告慰九泉之下的烈士。

李士英小组对王斌采取行动前，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

一次，他手下的一位成员在繁华的南京路偶然发现了一家著名的照相馆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

民国上海南京路

李士英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身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督察员王斌一定在其中，便在照片前仔细寻找，但因未见过王斌其人，故一时难以辨认。

他灵机一动，便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系特科成员，也绝对想不到就是这张照片送了其中一人的命，爽快地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来者答道：“马上就要，价格翻倍。”

老板满脸笑容地进去请洗片人员立刻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大照片后，夸奖一番部下的机敏，立即找人指认了谁是王斌。

经认识王斌者指认，原来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边第四位的壮实汉子。

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长相颇有个性，易于记住，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付诸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盯梢摸到王斌的住处，嵩山路附近法国公墓边（现淮海公园附近）踩点。

第一步，他们在王家住处的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

这是一套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建筑，外面是花岗岩门框，两扇乌黑大门，大门中间挂着狮子头铜锁。走进去是天井，高墙深院，翻墙入内校难。

进门三下三上，即正间带西厢。楼下正中的一间是客堂，东西两厢房，后有灶间，通后门，上面还有较低的一I间，叫亭子间，为晒台。

研究熟悉房子的结构后，李士英小组便设想从租借的房子直接翻墙进入开枪击毙王斌。

但李士英又担心其妻和孩子，看见似乎不妥，一是对孩子不利，二是也留下了活口证据，故他们又放弃了翻墙入室行动的方案，最后定为在马路上击毙他的方案。

上海石库门建筑

只见王斌家门口的马路两边有算命的、卖杂货的、耍把戏的等等，五花八门，热闹非凡。此处下手，自然难以撤离。

他们又绕到王斌家的周围转了起来。绕到后门另一条安静的白艾路（今自忠路）永安里时，勘察后感到这里动手比较保险，既人影稀少，又便于溜之大吉。

于是，他们决定在这里下手。

一天傍晚，李士英见王斌包租的那黑色的黄包车出门而去，他也迅速叫了辆人力车保持一定距离盯梢王斌坐的那辆黑色黄包车，不知不觉来到了四马路。

正聚精会神观察对象的行踪，冷不丁马路边一位打扮得花枝招展、脸上涂脂抹粉的风尘女子突然向李士英调笑道：“喂，朋友，到里相去白相相好吗啦？”

李士英这才知道遇上妓女了，但他无心与她们纠缠，便来到王斌进去的那家妓院，刚一进门一群穿红戴绿的艳女争先恐后地围了上来，李士英冷静地应酬着，却密切注视着目标。

民国时期上海妓院

只见王斌点着一位坐在角落里的小女孩道：“还是要这只‘雏鸡’。”

小女孩低头咬着嘴唇坐着不动表示拒绝。老鸨见小女孩不懂规矩，便拿起鸡毛揮子雨点般地打上去，小女孩吓得“哇哇”大哭。

李士英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刚想上去制止，但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特殊身份，只得强忍住心头怒火，假装嫖客。

那位大一点的女子哀叹道；“她正在发烧，老板娘还是不要逼她接客了吧？”

老板娘又上来打劝说者，最后小女孩只得哭哭啼啼地随其而去。

那个穿红戴绿的风尘女子满脸堆笑地拉李士英道：“老板到里面玩一会儿好吗？”

李士英尴尬地抓头挠腮道：“我忘了带钱了。”赶紧逃也似的溜了出去。背后传来了一阵调笑：“穷瘪三，也想吃荤。”“哈哈！”

经过两个月侦查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没什么爱好，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

早晨7时多去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

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回来亦无规律，难以掌握；

惟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于是，李士英决定4月2日下午动手，干掉这个罪大恶极的犹大。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头发梳得油亮，身着西服乘坐上自备的那辆黑色黄包车又外出了。

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时，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开始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靠在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几声清脆的枪响，打破了住区的宁静，当法国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惩治王斌的行动在上海滩引起了极大的轰动，第二天各大报纸以醒目的标题作了报道。他们的行动起到了敲山震虎、杀一儆百的作用。

第一个惩治目标千净利索地解决后，李士英随即又率员打击了第二个目标曹清澄。

曹清澄原在上海总工会工作，叛变后任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督察员兼情报组长。此人对党的危害亦甚大，连其妻也说：“老曹捉共产党很凶的。”

计划好任务后，他们同样先找来了照片，曹清澄长着一张国字脸，浓眉大眼，相貌堂堂，不像叛徒坏蛋，倒像是个正面人物。

李士英和手下的行动队成员也对其进行了周密细致的跟踪盯梢，同样采取了先摸清其行动规律的办法。

上海法租界遗址

5月6日，正是个春光明媚的好天气。拉斐路（今复兴中路）两边的法国梧桐郁郁葱葱，遮天蔽日。

上街沿边的铁栅栏里面那一幢幢乳黄色洋房漂亮气派，花园里绿叶葱茏，姪紫嫣红，偶尔有一簌红花开出栅栏闹春意，情调浪漫。

李士英身着一身长衫，率组员刘国宝、李泽才、袁立夫三人分头前往拉斐路源顺里41号曹清澄的住处守候伏击。

当时分工刘国宝、袁立夫在其门口监视，并采取行动，李士英、李泽才在后掩护他们行动。

一切安排妥当后，各就各位等待行动。守候至下午1时半许，正巧一位身着黑色西装的男子从弄堂里出来送客，此人的身材和衣着颇似曹清澄，年轻的刘国宝误以为是叛徒，

当即上前开枪射击，对方见来者拔枪欲射，顿时吓得掉头就逃，“砰砰”两声枪响，黑衣男子当场倒下。

弄堂里的人闻到枪响抱头四散，乱成一片。

枪响引来了法国巡捕，刘国宝在撤离现场时被盯上，当他拼命跑至白尔路桂福里11号刚将手枪扔入垃圾筒时，被紧跟上来的巡捕抓获。

李士英撤至茄勒路（今吉安路）、白尔路转弯处时，蓦地发现真正的曹清澄出现在眼前。

此时李士英已听到警哨声，为了撤离，他完全可以溜之大吉。但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千钧一发之际，他当机立断，果断向对象开枪，当场将其击毙。

然后，李士英敏捷地向四周迅速扫了一眼，拔腿一口气跑到白尔路、安纳路（今自忠路东台路）口。

见四周无人，他放缓脚步以为逃出了危险地带，未料却撞上了刚从嵩山巡捕房赶来的华探苏德山等人，被其截获，人枪俱获，当即被押解至法国捕房警务处。

从另一路撤离，已侥幸逃脱的李泽才，在外躲了一夜，想想家里还有一些钱和衣服，清晨，便抱着侥幸心理，悄然回到住处附近，警惕地观望一阵。

见没动静，便大胆地回到住处取钱和衣物，结果被暗处守候伏击的侦探截获。

上海法租界巡捕

李士英等三人被捕后，国民党警特机构闻讯后大喜，为进一步深挖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温应星迫不及待地致函上海第二法院，要求将李士英等人“提回讯究”。

当时，法捕房以发生地在法租界为由，拒绝引渡。

李士英等人开始被关押在大自鸣钟法捕房看守所（今金陵东路174号）。探员瞪着眼、抿着嘴，审讯李士英道：“是谁让你们干的？你的后台是谁？”

李士英按事先准备好的统一口径道：“我是河北来的农民，今年5月1日来上海找亲戚，无奈身上的盘缠服已用尽，只得到处漂泊。”

“那天在公园里认识了一个老乡，我帮他打工，他供我吃饭，就成了朋友。他那天被流氓欺负，我就为他两肋插刀，做人嘛就得讲义气。”

对方盯着李士英的眼睛追问道：“那你平时住在何处？”

李士英早已想好了答辞："火车站、马路边、公园里等四处为家。”

探员见文绉绉的审讯无多大收获，便又改为用刑讯逼供。先是用警棍一阵猛击，李士英下意识弛双手抱头，咬紧牙关任其棍打。

对方见一招不行，又施一招。将他拖到刑房，按在老虎凳上，那东西实在不是人坐的，李士英疼得咬紧舌头，对方瞪着眼逼问：“到底说不说？”

然而这个“铁人”吃了老虎凳后，仍然沉默不语，嘴角两边却渗出了一线鲜血。

刽子手也来了倔劲，骂娘道：“他妈的，老子就不信今天治不服你。”

边说边把李士英拖到电刑旁，瞪着眼最后一次问有气无.力的李士英。

李士英睁开眼皮，斜眼睨视了一下对方，又闭.上了眼睛。打手怒火万丈地又使用电刑，李士英疼得嗷嗷惨叫，须臾，便失去了知觉。

打手们喘了口气，又用冷水浇醒李士英，再灌辣椒水，辣得李士英直掉眼泪但仍然毫无反应。

见这个人简直像一块“木头疙瘩”，那个大块头咬牙切齿地叹道：“这家伙简直就像个铁人！”

无奈，侩子手们只得将打昏过去的李士英拖入牢房。

他们不死心，紧追不放，千方百计找蛛丝马迹，想顺藤摸瓜挖出更大的后台，结果都败下阵来。

无奈之下，1932年5月31日以危害民国预谋杀人的罪名，将李士英等三人移送至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审理。

中央特科领导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他们，并请了上海著名律师、知名人士唐豪、史良（女）、章士钊等为李士英等人辩护。

最后李士英以“危害民国为目的组织团体预谋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当时正值全国抗日救国运动高涨，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放弃前嫌，一致对外。

在如此的大背景下，经过四年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出现了转机。1936年7月13日，最高法院做岀了终审判决：李士英改判无期徒刑。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第二监狱根据驻军的要求，将在押犯送到真如为陆军当民工。

8月18日，李士英随民夫送弹药到江湾、吴淞前线，途中李士英忽然听到飞机轰鸣声，随声望去只见黑压压一片黑玩意儿冲将过来。

他反应敏捷地跳下正在奔驰的军车，抱头飞奔至路边的大树下卧倒，军车被炸后引起了弹药爆炸。

一阵巨响和浓烟过后，诸多民夫被炸身亡，幸存者抱头四处逃散，李士英亦在混乱中胜利大逃亡。

在潘汉年的介绍下，李士英于当年11月抵达延安，1938年底奉赴苏联学习，解放战争初期曾任华中局社会部副部长、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1949年5月初，人民解放军剑指上海，同时，接管上海的班子也初步建立，内定陈赓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长。

可是，原定参与解放大上海战役的陈赓兵团，接到毛主席紧急命令：转赴江西对付桂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一职又空缺了。

原则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一职理应在三个副局长中选，当时三个副局长分别为梁国斌、李士英和扬帆。

陈毅为此特地征询陈赓的意见，陈赓笑着对陈毅说：“当年特科的神枪手，可以胜任吗。”

就这样，李士英在当年特科的老上级陈赓的推荐下，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