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正教，为俄罗斯民族注入灵魂

13世纪的蒙古征服俄罗斯，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俄罗斯的历史走向。蒙古征服的过程，对于俄罗斯无疑是一个灾难，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说，蒙古的到来却加速了俄罗斯的崛起。

基辅罗斯

俄罗斯最早的王朝叫留里克王朝，于862年建立，882年定都基辅，所以也叫“基辅罗斯”。罗斯国的统治十分松散，也就是大公名义上是国家君主，但只有军事和征税的权力，市民会议掌握了最高的决策权、司法权等。松散的罗斯在1125年分裂了，宛如中国的春秋战国，直到蒙古人到来。1235年，蒙古拔都进行了第二次西征，占领了大部分罗斯地区，于1240年建立了金帐汗国。金帐汗国会在各罗斯公国之间册封一王公为“弗拉基米尔及全罗斯大公”，赋予他许多特权，如代替大汗征收贡赋。在前期，这个受封国是雅罗斯拉夫尔，后来转为莫斯科公国。

在基辅罗斯时期，许多东方文通过东罗马传入了罗斯。东罗马的东正教在988年成为了罗斯的国教，东罗马的法律条文也引入了罗斯法律之中。东罗马法律和斯拉夫习惯法判刑较轻，没有死刑。古的法律则十分残酷，充满了游牧民族的野蛮色彩。莫斯科大公很快发现蒙古人这一套对专制统治有利，于是加以吸收，增加了许多肉刑和死刑。在地方管理方面，金帐汗国将全国划分为了几个大的行政区，之下又设置了万户、千户、百户等，形成了严密的中央集权。莫斯科公国强大起来后，也开始效仿蒙古的这些统治措施。此外，蒙古在征服过程中取消了各罗斯城市的市民大会，也使得大公更容易掌握各国实权。

俄国与东正教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一世将古罗马帝国一分为二，分别由两个儿子共同治理。公元1054年，由于教义、观念和许多因素的影响，欧洲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东西教会大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希腊正教（东正教，东方的教会认为自己才是正宗，自称正教），双方相互开除教籍，彼此大打口水仗，搞得十分热闹。

9世纪初，罗斯已由原始氏族阶段过渡到早期封建社会。虽然长期受邻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影响，但罗斯每一个公国都有自己的神，意识形态不能满足封建社会等级森严、权力集中的政治需求。那么基辅罗斯，在对比众多宗教信仰后，最终选定东正教成为国教，自此完成由多神教向一神教的转化。

1453年，延续了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国倒在了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没有子嗣，他的一个侄女和她的兄弟被带到了罗马。毕竟同根生都属于基督教，罗马教皇保罗二世收留了她，索菲亚·帕列奥罗格。天主教有自己的教宗，东正教有他们的牧首。双方各搞各的，也算是相安无事。

1469年，罗马教皇做了一个决定，打算把索菲亚嫁给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因为他老婆刚去世……这事看起来是成人之美，其实都心怀鬼胎。

教皇想与莫斯科公国联合，是因为拜占庭帝国被灭后，土耳其人没停下，又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威胁到罗马教廷所在大本营。如果能让伊凡三世率军队南下打土耳其，多少能缓解自己的压力。

再看莫斯科国伊凡三世这边，他需要一个号令整个罗斯民族的合法借口。联婚就能联合教廷，对自己有利。不过统，狡猾的伊凡三世提出一个苛刻的条件：索菲亚的子女不得继承将来的大公位。

索菲亚公主又是怎么想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嫁过去就有可能报灭国之仇，失去这次机会就没了。自己比伊凡三世小15岁，有什么可担心的。母以子为贵，莫斯科公国以后谁当家还说不定呢！

1472年，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与索菲亚公主结婚。1480年，伊凡三世终于击败了蒙古，取得了独立战争的胜利。1497年，《伊凡三世法典》颁布，以法律的方式确立了俄罗斯的中央集权统治。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沙皇”并不是俄国的专利，早在中世纪时，沙皇往往被用来称呼东罗马帝国也就是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沙皇也曾用来作为蒙古大汗的尊称，沙皇中的“沙”其实是拉丁语“Caesar（凯撒）”的转音，本身就有皇帝的意思。

俄罗斯国歌中有一句“你是上帝保佑的唯一沃土“，换中文语境就是：俄罗斯民族是“天将降大任于斯”的民族，肩负着重新恢复基督教世界统一和使俄罗斯成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政治中心的重任，即“弥赛亚情结“（天主教译作默西亚，英语：Messiah）。

东正教融入到俄罗斯民族的方方面面，从新生儿洗礼、教育、婚礼到逝者安魂祈祷，贯穿俄罗斯人的一生。不过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中挣扎，在物质层面更是苦不堪言。不过，俄罗斯人视苦难为“礼物”，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在逆境中能够奋起，在绝望中能获得胜利。无论是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俄罗斯都是在极度的困境当中，焕发出一种超拔的勇气与力量，进而证成自己的独特命运。

布尔什维克与东正教

有人把布尔什维克的“十月革命”和后来的苏联实行的“世界革命”的方针都看作是“救世观念”的升级版。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于贫苦的无产阶级之中，堕落的资产阶级是苦难的来源，是需要被克服的对立面。深信俄国的特殊命运，所以列宁提出「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环节」这一概念，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

布尔什维克革命继承了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但将其扩展潜力突破于斯拉夫民族之外，无产阶级由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定义，是一种真正普世的属性。政权建立后，革命领袖们当即对“狭隘”的东正教下手：神职人员遭到驱逐，教堂、修道院等宗教场所被关闭，资产遭到没收，宗教领袖也纷纷被捕入狱。正所谓不破不立，布尔什维克们拿出了改旗易帜做大事的魄力。

苏维埃政权的“零容忍”令宗教势力滑向了另一个极端：1919年，“俄罗斯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因战局不利而被迫撤退，旧俄势力纷纷来投，这其中就包括数以万计的神职人员。原本只有20余万人的部队疯狂膨胀到125万人之多。此时，宗教与苏维埃政权之间的关系势如水火，有你没我。

列宁时代末期，苏维埃政权与宗教间的矛盾达到了一个高峰，双方的关系僵到了何种程度呢？1922年，苏联发生大饥荒，教会将一部分珠宝变卖，希望用这笔钱救助部分灾民。然而，当局却以宗教企图兴风作浪为由，不但没收了钱财，还查封了诸多与之相关的民间组织。苏联政府给出了最后通牒：要么老老实实地帮助政府搞共产主义建设，要么被铲除。政府开出的条件也很苛刻，牧首由政府任命，教会必须要承认并追随。

在东正教中学读过书的斯大林上位后，并没有感恩戴德。1931年，斯大林下令炸毁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计划在旧址上兴建苏维埃宫殿。不少俄国人不敢抱怨，只能跑到昔日大教堂的废墟前注视着前方的空白，呆坐许久然后叹口气。在这一时期，约16.5万名神职人员被捕，一切带有宗教色彩的活动和宣传都被叫停。

1941年6月，德军入侵苏联，准备不足的苏军兵败如山倒，局势岌岌可危。也就是在这个宗教的力量“显灵了”，民间开始流传，让苏联当局释放神父和主教们，将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这个国家才能重新得到圣灵的庇护。可能是政府与宗教斗累了，国家也正好在用人之际，当局对东正教的态度发生了180°大转变：

1943年9月4日，斯大林同内务部专门负责处理宗教事务的负责人卡尔波夫进行会谈。后者提出：改善宗教与政府关系的时机已经到来，但需要建立一个宗教方面的专门的国家机构。这个机构应当保障政府与教会的联系，及时传达国家的指示，沟通对话渠道等。

斯大林就召见了几名东正教领袖，高度评价了教会在卫国战争期间的爱国主义行动，希望教会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和建议（谈条件）。随后，二者达成共识：

政府停止一切反宗教宣传；在不违反原则和规定的情况下，宗教牧首可以在苏联国内进行布道和演说等活动；宗教刊物可以在教徒中传阅等。

宗教从垂死的边缘被“合法化”；在教会的帮助下，苏联内部更加团结，正如“圣母”预测的那样，苏军最终果然捍卫了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等重要战略据点，最终一步步反败为胜。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继任苏共第一书记。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的宗教政策又走向极端，希望“不给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余地”。赫鲁晓夫作为一个在斯大林主义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人，他的宗教政策很大程度上在模仿着斯大林早期的作法，用强制性的行政、司法手段来限制东正教，迫害东正教徒。具体的措施主要是关闭教堂和修道院，禁毁宗教书籍，打击教职人员等。

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下台，勃列日涅夫继而当选苏共第一书记，开始了其为期18年的执政时期。勃列日涅夫是一位无神论者，尽管他对东正教也持消极否定的态度，但他摒弃了原来大规模关闭教堂、修道院，没收教产以及逮捕宗教人士的激进做法。转而采取利用宗教事务委员会等机构对东正教进行管理约束，控制教会领导人，加强无神论思想教育等稳健的宗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