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年（1876），慈禧太后下旨，彻查一件冤案。

这起冤案的受害者，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只是小人物，却能牵动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亲自过问。

这是为何呢？

要搞清楚其中的缘由，就得从太平天国宝藏开始说起。

同治三年（1864年）7月19日，太平天国运动被中外势力联合绞杀。

7月20日，就在湘军攻下南京的第二天，曾国藩安排八百里加急，向朝廷报捷。

然而，两宫太后见到奏报后，却不喜反怒，连下两道圣旨，臭骂了曾国藩一顿。

两宫太后在圣旨中是这么说的：攻陷南京之前，人人都说城中财富堆积如山，你在奏疏中为何没有提起？太平天国的财宝到底去哪里了？如果南京真有巨款，记得做好清册，上交朝廷，以作为军饷赈灾之用！

收到诏书，准确地说，应该是命令，曾国藩的第一反应是蒙圈。

第二反应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因为就在攻下南京的当夜，湘军即已将城内大小王府劫掠一空。

太平天国的财宝，即便是有，那也早就被湘军的兄弟们瓜分了。

都已经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了，还有再吐出来的道理吗？不可能！

湘军将近一年没有发军饷了。官兵们都指着洗劫太平军的财宝，捞足了后半辈子的养老金。

这时候还让他们上缴战利品，那是会引发兵变的。

所以，曾国藩便理直气壮的给朝廷回了一道奏折：历年以来，中外纷传，逆贼之富，金银如海，乃克复老巢，而全无货财，实出预计之外。

解释了财宝的下落，曾国藩又上了一道折子，表示：目下筹办善后事宜，需银甚急，为款甚巨，如恤灾民，修理城垣，驻防满营，皆善后之大端。

意思就是说，外界传闻太平天国有财宝，都是假的。金山银海什么的，根本就没有。反正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不信，我也没办法。

我这里现在不仅没钱，反而还缺钱赈灾、发饷。希望朝廷赶紧拨款，否则闹出了军变、民变，我可负不了责。

就在曾国藩写第二道奏折时，忠王李秀成被湘军活捉。

慈禧闻讯，本想将李秀成押到北京审问，以查证曾国藩说法的真实性。

但不料，曾国藩自作主张，偷偷将李秀成就地处决了。

得知李秀成死讯，两宫太后即便是傻子也能看出来，曾国藩这是恃功而骄。

如果朝廷这边逼得太急，保不齐就把湘军逼反了。

无奈之下，慈禧只好下旨安抚，对湘军论功行赏。

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封曾国荃为一等威毅伯。

另外在攻城战中立下功劳的将领李臣典、萧孚泗，分别封一等子爵和一等男爵。

至于太平天国的宝藏，没有就没有吧，湘军将士辛苦了。

这第一轮的交锋，两宫太后败。

不过，慈禧和慈安也不是吃素的。

封赏圣旨下发不久，慈禧暗中调兵遣将，令僧格林沁等人以进剿捻军为名，进驻安徽，监视湘军。

在两宫太后看来，满清卧榻之侧，岂容汉人酣睡？

太平天国灭了，湘军就是大魔头。财宝我可以不追究，但湘军必须要裁军！

曾国藩作为官场老油条，慈禧想干什么，他很清楚。

飞鸟尽，良弓藏嘛。

为了避免与朝廷冲突，曾国藩以退为进，表示愿意裁军。

随后，湘军除水师外，其余陆师全部裁撤。

这第二轮交锋，慈禧迫使湘军裁撤一半兵力。看似是两宫太后胜。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在进剿捻军期间战死。

一时间，朝廷无人可用，慈禧只好再次重用曾国藩和湘军。

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因进剿捻军失利，被调离两江，改任直隶总督。

此时的湘军，看似又失势了。但湘军地方军头在各地势力膨胀发展，已经不可逆。

当时全国八名总督中，湘军占了三席；十六名巡抚，湘军占了七席。

如果再算上与湘军关系还不错的淮军，湘淮两系出身的巡抚占了十一席。

这些人的存在，很显然已经严重威胁到了清廷中央的权威。

另外，早先被裁撤的数万湘军，很多人并未解甲归田，而是到处游荡。

湘军本就以勇悍著称，这些军士如今缺乏约束，很多人为了生计，便加入黑帮，比如加入哥老会，为祸一方。

这些人的存在，显然也威胁到了清政府的统治稳定。

为了扫清湘军在东南地区的势力，慈禧在调离曾国藩后，大胆启用浙江巡抚马新贻。

希望借马新贻之手，狠狠收拾湘军。

在此情况下，马新贻临危受命，前往两江贬抑湘军。

不得不说，马新贻确实是个办事认真的人。

慈禧交代他干的脏活，他是不遗余力的落实。

可马新贻如此卖力的修理湘军，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湘军上下对他恨之入骨。当时想杀他的人，不计其数。

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六日，南京城传出一个爆炸性消息。

两江总督马新贻在校阅士兵操练后，被一个叫张汶祥的人，当众用匕首捅死在了官署门口。

张汶祥杀了马新贻后，也没逃走，而是当众叫嚣：“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好汉做事好汉当，刺客就是我张汶祥”！

督抚遇刺，这是自打清朝建立以来，还从未有过的奇事。

并且两江总督统管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政，还兼着南洋通商大臣一职，是地位仅次于直隶总督的封疆大吏。

这么大的人物被当众捅死，消息传到北京，慈禧太后自然是十分震惊，当即便下旨：江宁将军魁玉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从慈禧的反应可以看出，当时没有人认为马新贻遇刺，只是一个简单的刑事案件。

大家都认为张汶祥的背后肯定有指使者，都想挖出这个指使者。

然而，这个事不调查还好，一调查，直接捅了马蜂窝。

因为调查人员查来查去，最终的黑手貌似都指向了湘军。

比如说，马新贻遇刺之前，负责保卫他安全的是两江督标中军副将喻吉三不在工作岗位。

喻吉三是在马新贻遇刺之后，才慌忙赶到现场。

而喻吉三恰好是湘军水师出身。

至于喻吉三为何没有出现在他应该保护的总督身边，据他的供词解释，是因为士兵操演未结束，他要留在校场监督。

案情重大，而南京方面的审讯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在此情况下，深感案情复杂的慈禧，很无奈，只得将曾国藩调回两江，以稳定形势。

随后，慈禧又派出素有“铁面无私”之称的刑部尚书郑敦谨，让他作为钦差大臣，监督曾国藩调查案件。

可是查来查去，还是没结果。

曾国藩稀里糊涂的就结了案，没有追究任何人，也没有把事情闹大。

他的举动仿佛是在威胁慈禧，马新贻死就死了，别查了。

堂堂两江总督遇刺案，最后就这么结案。慈禧当然不能接受。

但她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事，暂时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你不说，我也不说，就此打住算了。谁也不准再提了！

不过，暂时不提，不等于朝廷这一回就认输了。

所以“刺马案”的草草了解，也为多年后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借题发挥，报复湘军，埋下了伏笔。

同治十二年（1872年）十月，浙江余杭县一名叫葛品连的短工突然暴毙而死。

事后，由于葛品连的口鼻内有血水流出，葛的干妈冯许氏认为干儿子死的可疑，便劝说葛的生母到县衙告状。

当时，负责调查这个案子的余杭知县叫刘锡彤。

葛母状告的嫌疑人叫毕秀姑。

毕秀姑，当时年仅17岁。因她长得水灵，平常又喜欢穿白上衣加一条绿裤子，所以被街坊邻里称呼为“小白菜”。

毕秀姑嫁给葛品连时，夫妻两人没有自己的婚房，就租了当地一杨姓家族院子里的一间房子住了下来。

杨家主人叫杨乃武，32岁，有举人功名，且家中从祖父辈开始养蚕种桑，家境颇为殷实。

由于杨乃武经常在乡里帮乡人写诉状、打官司，颇有声名。而毕秀姑在家念经时，碰到一些不懂的字，就会请教杨乃武。

因而两人私下里便有些来往。

刘锡彤接到诉状，简单了解案情后，认为毕秀姑貌似与杨乃武有奸情，怀疑是“潘金莲私通西门庆，毒死了亲夫武大郎”。

于是，他便草草的将这起案件定义为奸夫淫妇谋杀相公，派人逮捕了毕秀姑。

在审讯毕秀姑时，刘锡彤不分青红皂白，直接问她毒杀亲夫的砒霜是从何而来？

毕秀姑平白无故遭到冤枉，自然只能说不知道。

刘锡彤认为毕秀姑是死鸭子嘴硬，就严刑逼供。

后来，毕秀姑受忍受不了酷刑，只好屈打成招，承认葛品连是被她用砒霜毒死的。还说自己与杨乃武有奸情，而砒霜就是杨乃武给她的。

刘锡彤见毕秀姑承认罪行，立即派人将此事呈报给杭州知府陈鲁。请陈鲁出面，先革除杨乃武的举人身份。再来审他。

因为杨乃武有举人功名，见了县太爷可以不跪，也不得受刑。刘锡彤要想审杨乃武，必须要先革除他的功名。

杭州知府陈鲁是湘军出身，上头有关系。

并且他平时与刘锡彤的私交也甚好：刘锡彤虽然不属于老湘军系统，但他是左宗棠的人，也算半个湘军集团的人。

所以很快，在陈鲁的操作下，杨乃武的举人功名便被革除。刘锡彤也立即对其安排大刑伺候。

杨乃武一介书生，哪里受得起如此拷打。

刑讯之下，他也只好认罪，承认自己和毕秀姑有奸情，并说毒死葛品连的砒霜，是自己在余杭县附近的药店买来的。

刘锡彤拿到供词，很高兴。亲自跑到杨乃武所说的药店取证。

面对刘锡彤的追问，药店老板起先是矢口否认，说没这回事。

但老板架不住刘锡彤的威胁，最后只好昧着良心说确有其事。

人证、物证现在也有了，口供也对上号了，这下可以结案了。

同治十二年12月，杭州知府陈鲁判决杨乃武斩立决，毕秀姑凌迟处死。

不过，由于《大清律》有明文规定，死罪必须要有上级批示才能执行。

而所谓的上级，就是浙江按察使、浙江巡抚以及京城刑部官员的审批。

于是，陈鲁便又找到上级衙门疏通，希望尽快批准死刑。

当时的浙江巡抚是湘军出身的杨昌浚。浙江按察使叫蒯贺荪，这人虽不是湘军，但他也是凭军功上位，早年与湘军有交往。

所以，他们接到案子后，便没有复查，均是偏袒草草结案的刘锡彤和陈鲁，将案件审理结果直接上报给了刑部。

一桩案件，经知县、知府、按察使、巡抚四级认定，基本已经铁板钉钉了。

如果刑部的批示也是准奏。那么被冤枉的毕秀姑和杨乃武，就得人头落地。

这起案件，就会以冤案而收场。

不过，案件卷宗递交到京城后，却在刑部那里被卡主了。

众所周知，大清的官场，向来是人浮于事。

尤其是京官，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由于刑部官员一向办事拖沓，所以葛品连暴毙的卷宗递交上去后，意外的卡在了刑部，终审批示便一直没有下文。

而正是由于京官办事拖沓的作风，竟然让这起冤案有了转机。

因为就在这个期间，杨乃武在狱中给姐姐杨菊贞写了一份申诉材料，请她帮自己到京城的都察院告状。

同治十三年4月，杨菊贞变卖了家产，踏上了告御状的艰辛路。

杨菊贞到了京城后，先是找到都察院。

但都察院接到杨乃武的申诉材料后，懒得审理。把皮球又踢回了浙江巡抚衙门。

收到都察院的回复，杨菊贞本来满心欢喜。看来这事有转机。

然而，残酷的现实很快击垮了杨菊贞。

这起冤案，本就是浙江巡抚杨昌濬和杭州知府陈鲁造成的，他们怎么可能推翻自己先前的判决呢？

所以，重审的结果，自然是维持原判。

得到这个结果，杨菊贞原地崩溃。

第一次进京告状，她已经花光了家产。此时的她，没有再上京告状的能力。

面对即将被斩首的弟弟，杨菊贞只能是四处哭诉，乞求贵人相助。

还别说，杨菊贞也是运气好，他还真就碰上了贵人。

谁呢？胡雪岩。

作为晚清首富，胡雪岩自然是有能力帮助杨菊贞的。

所以，当胡雪岩得知了冤案的来龙去脉后，当即找来杨菊贞，表示自己会全力支持她上京打官司。

当年9月，杨菊贞再次进京告御状。

临行之前，浙江籍京官、翰林院编修夏同善恰好也要回京。

胡雪岩便借机宴请夏同善，请他回京后，帮助杨菊贞从中斡旋。

夏同善听说了冤案的大致情况，很乐意帮忙。

便在返京后，亲自带着杨菊贞和以及杨乃武手书的材料，到步军统领衙门递交诉状。

这一次，由于有大人物出面沟通，所以杨菊贞的状纸，没有再像上次那样石沉大海，而是层层上递，送到了同治皇帝的老师，时任军机大臣翁同龢的案前。

翁同龢这个人，一向以清流自居，像这种草菅人命的案子，他当然是要管到底的。

所以不久后，同治皇帝便看到了杨乃武的申诉材料。

同治皇帝认为，这是冤案啊，必须要重新审理。

于是，杨乃武与毕秀姑的案子，便以皇帝朱笔御批，要求地方再审的形式，又二度打回到了浙江巡抚杨昌浚的手上。

按照正常逻辑，既然皇帝都发话了，地方官就不能再将错就错了。

然而，杨昌浚的胆子也是够大。

之前马新贻被杀，湘军从上到下都不带怕的。

而如今涉案的杨乃武与毕秀姑，不过是两个小人物，杨昌浚怎么可能会认怂呢？

结果，尽管有同治皇帝的御批，杨昌浚却仍旧维持原判。

在杨昌浚看来，重审是不可能的。

既然湘军同袍已经判了杨乃武和毕秀姑死罪。那这个案子，即便是错了，也得将错就错。

不久后，浙江巡抚衙门二次复审的报告递交京城，维持原判。

一群京官闻言，集体愤怒。简直无法无天了啊！

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为此上奏，弹劾杨昌浚。

当时同治皇帝驾崩，新登基的光绪帝接到弹劾后，很快做出批示，派遣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案件。

这个胡瑞澜不是湘军系统出身，但他与当时很多官员一样，不敢招惹湘军。

胡瑞澜惹不起湘军，只好把重审的任务交给黄岩知县郑锡瀑、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和龚世潼等人负责。

结果，这些人也不敢招惹湘军。

因而第三次复审，得出的结论与前两次一样，维持原判，不存在冤情。

当时已是光绪元年，而早在三年前，《申报》便已创刊。

《申报》的主管也认为杨乃武与毕秀姑的案情疑点颇多，便全程报道此案，并在重要版面全文刊登了杨乃武手书的申诉材料。

杨乃武毕竟是举人出身，逻辑清晰，文笔又好。

《申报》刊登了杨乃武的申辩状后，一时之间，轰动大江南北。民间自发的形成了一种同情杨乃武的力量。

胡瑞澜被任命为钦差，复审案件期间，民间期盼冤案能昭雪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岂不料，胡瑞澜等人为了仕途，竟然维持原判。

这一下，算是捅了马蜂窝，朝野舆论哗然，民众口吐芬芳，痛斥胡瑞澜。顺带着，把京城官员祖宗八代也问候了一番。

这么明显的冤案也不敢翻？朝内都是一群什么鸟官？

同时，浙江籍的京官也是群体出面，给杨乃武站台，声称如果朝廷不给个合理解释，继续偏袒湘军一系，浙江士子在这件事上，定要讨个说法。

见一场刑事案件，渐渐演变成了官员的派系斗争。刑部顿感压力山大、

而受此影响，杨乃武与毕秀姑一案，也终于是朝着有利的方向转变了。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官场，只是呼吁给杨乃武被翻案，翻案对象不包括毕秀姑。

至始至终，没有人给毕秀姑喊冤。

大家都认为毕秀姑是淫妇，骂她私生活不检点糜烂。

眼见一件小案子，越闹越大。慈禧决定出面干预。

光绪二年，慈禧召见翁同龢、夏同善，让他们直接把杨乃武押到京城来，并将案件直接交由刑部审理，不许浙江地方官员插手此事。

慈禧发了话，各级官员不敢再打马虎眼。

专案组人员便抱着全力以赴的态度，调查取证，查找案件的漏洞。

后来，经过一番扒底裤的复查，当初刘锡彤炮制的一系列伪证和有问题的证词便被挖出。

比如说，刘锡彤声称杨乃武用砒霜杀人。

可是杨乃武根本就没有购买过砒霜，所谓证据，不过是刘锡彤威胁药店老板炮制的伪证。

还有，余杭县的仵作在为葛品连尸体时，没有用皂角水擦洗银针的不当操作，也被专案组深挖了出来。

这些细节，别看不起眼，但都很关键。因为仵作验尸前没有用皂角水擦洗银针，这会导致误判。而一旦证明是误判，就可以证明葛品连并非是被毒杀的，从而在根源上推翻杨乃武和毕秀姑的杀人嫌疑。

事实证明，只要施加一些压力，清朝的技术官员还是有能力办成事的。

供词被专案组推翻后，刑部立即着手为早已死去三年多的葛品连验尸。

光绪二年（1876）十二月初九，北京朝阳门外的海会寺前人头攒动。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最终大结局，将在这里揭晓。

刑部尚书桑春荣和满人尚书皂保亲自主持开棺验尸，所有犯人、证人全部到场，等待最终结果。

在开棺前，桑春荣先请余杭知县刘锡彤检验葛品连棺材上的封条是否完好。

棺材一路从杭州运到北京，每过一地，就加贴一张封条，没有人敢动手脚。

随后，刑部最有经验的仵作负责验尸，并当场做出判断：葛品连绝对不是被毒死的，是生病死的。

事情到这里，真相大白了。

刘锡彤闻言，当即下跪，摘下顶戴花翎。

—桩审了三年多的冤案，终告昭雪。

消息传到寺外，围观等候的百姓一片欢腾，奔走相告。

既然是冤案，下一步就该是放人、严惩渎职官员了吧？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按照清朝的律例，如果杨乃武被平反，那么渎职官员，都要被追究责任。

官员们因为这事，分成了针锋相对的两派。

一派以翁同龢为代表，力主冤案就该平反昭雪，冤案制造者就该严惩。

另一派以四川总督丁宝桢为代表，这些人极力反对为杨乃武平反。他的理由很简单，如此“铁案”还要翻，以后地方官谁还敢判案？谁还敢为皇上做事？

由于两派相持不下，刑部的结案奏疏又拖了两个多月，迟迟不能上交。

一直到光绪三年二月，刑部才向两宫太后上奏了案子会审的结果。

结果是：推翻原审判决，并建议处分所有错判的相关官员。

为什么数月后，刑部突然就敢上奏了呢？

因为慈禧对这件事，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起先不想把事情闹得太大。

毕竟涉案的浙江官员上下加起来，有一百多人。

如果她严查，那结果就真像丁宝祯说的那样了，浙江没人做官了。

可是，下面的人欺上瞒下，她也不能忍。

所以，当御史王昕上了一疏后，慈禧的怒火被点燃了，她也下定了决心，清洗浙江官场，给地方军头一个教训。

王昕在奏疏中说：朝廷再三下旨，要求详审杨乃武案，然而杨昌浚、胡瑞澜之流却故意徇情枉法，颠倒是非！臣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如此胆大妄为？难道是因为两宫皇太后是女人，皇上年纪又太小，他们才敢藐法皇权吗？臣认为，现在朝廷必须杀一杀这股歪风邪气。如若不然，只怕以后地方官员会更加藐视朝廷权威，藐视两宫皇太后的权威。

很显然，王昕的话，说到了慈禧的心坎里。

五年前，马新贻之死，她就捏着鼻子忍了。

可地方势力竟然得寸进尺，屡屡不把中央放在眼里。

这股歪风邪气必须要惩治，干脆就借着平反杨乃武案的名义，杀一杀那些人的威风，给朝廷立威。

由于有慈禧的旨意，历时五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最终得以平反昭雪。

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流放黑龙江。

按大清律例，70岁以上的犯人可以用银钱赎罪。刘锡彤已经年过70岁，但不许赎罪。

杭州知府陈鲁、黄岩知县郑锡瀑、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等人，全部革职。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因为当时已经病故，免于追究。

浙江学政胡瑞澜先是被革职，后来又被朝廷起用，病死于光绪十二年。

浙江巡抚杨昌浚也是先被革职，但仅一年后就经左宗棠保举，重新得到起用。

另外，葛品连母亲被责杖一百，徒刑四年，后来通过交银赎罪。

余杭县作作因工作失误，责杖八十，判徒刑两年。

涉事人都得到了处分，那么两个最重要的冤案受害者，会不会得到大清的国家赔偿呢？

并没有。

受害者之一的杨乃武，虽然被无罪释放。但朝廷认为杨乃武不知避嫌，曾与毕秀姑确有同室教经、同桌吃饭的行为。所以在释放他的同时，仍然对他责杖一百，以示惩戒，同时革除他的举人功名，永不录用。

至于毕秀姑，那就更惨了。朝廷认为她有婚后不守妇道，与杨乃武勾勾搭搭之嫌，所以在无罪的同时，仍然对她责仗八十。

而毕秀姑回到老家后，下场更凄惨。

婆婆不认她，以致她无家可归。同时新任余杭县官还要将她另行发配。她抵死不肯，只好选择削发为尼，死于民国年间。

朝廷对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处理结果，明显就是打一巴掌，再一颗糖的套路。

慈禧作为最高决策者，她并不想与地方官员彻底翻脸。

所谓翻案，不过是借机敲山震虎罢了。

慈禧不想为了两个小人物，得罪地方大员。毕竟风雨飘摇的江山，还需要这些人来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