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秋爬上烂尾楼的废墟,她向下遥望,别墅区的富人阔绰安闲,隔着一条街的大商场,来者络绎不绝。
她就站在烂尾的“家”里,比十年前更加迷茫。
谭秋这个名字听起来还有几分文气,可她说不过是因为她生在秋天。
秋天粮食储备丰足,又逢添丁,实在是个高兴事,但等她从娘胎里爬出来,众人撇了她的腿儿,才发现不是带把的,那这高兴事就成了丧气活了。
秋收是最忙的时候,又被生孩子绊住了脚,活生生折损了一名劳动力。
全家人都看她不顺眼,恨不得把她扔到枯井里自生自灭。
好在如今世道不允许,否则谭秋早就成了孤井里的一抹魂了。
谭秋出了月子都还没名,家里人一口一个丫头的喊,谭秋娘实在看不下去,喊着当家的取个名。
当家的嘴里烟抽得叭叭作响,想说话,一张嘴,烟头掉在了地上,他弯腰拾起来,吹了吹浮灰又塞进了嘴里。
“真他妈的晦气!”他骂了一句,“占了我儿子的位置,还取名?”
他往外瞅了一眼,地上是晒的苞谷。
他说:“既然是秋天生的,那就叫谭秋吧。”
谭秋自嘲地笑:“这算什么名字呢?你们大城市里的人,养只猫狗取名也要好好想想,我还不如个猫狗儿呢。”
她张嘴就是自怨自艾,可我知道她没办法,她是棵生长在沙地里的橄榄树。
谭秋是个蠢笨的女人,但实在可怜,这是我对她的初印象。
初见她时,我在小区做免费法律咨询,来咨询的大多是一些遗嘱继承或夫妻财产分配,谭秋六神无主地找上我,毫无分寸地拉住我的手。
她恭敬神圣:“您好,律师大人。”
谭秋开口就逗乐了我,像是在演包青天,居然还会称呼我大人。
她的第二句就是:“我犯罪了,怎么办?”
家属院都是一些退休老人,听见犯罪二字,人群立刻做鸟兽散,都在不远处戒备地看着她。
“别着急,慢慢说。”我说。
她说得颠三倒四,毫无章法,一件事反反复复地讲,我也是花了好大功夫才理清头绪。
她的案子小但确实繁琐,接,那可能不仅没有委托费,估计咨询费也捞不到。
不接,我看着她哭红肿胀的眼圈又狠不下心,那双眼和我记忆深处某个影像重叠,最后我咬了咬牙接了她的案子。
她嗫嚅地说自己没多少钱,我倒给她一杯温水,看着她青灰色的指尖恢复血色后才开口:“没事,权当交个朋友。”
谭秋的故事很老套,一个被家庭吸血的长姐形象,初中毕业后一直打工补贴家里,所有的钱都交了家用,她天然地认为姐姐便应该如此奉献自己。
二十四岁那年谈了一场恋爱,把男朋友带回了家。
父母不关心男人的人品性格,只是不停地问男人家世、工资,也许是他们奴役谭秋奴役惯了,在她男朋友跟前也没有伪装半分。
谭秋和母亲在厨房做菜,父亲和男人在客厅聊天,父亲把脚翘在茶几上,咂摸了一口白酒,发出响亮的啧啧声。
“彩礼,十六万六,一分钱不能少!”父亲微抬着下巴很得意,“我这女子我早就调教好了,干活理事都是一把好手,什么都能干,长的也俊,你娶回去就是享福了。”
父亲朝男人挤挤眼,露出一个“你懂的”表情。
谭秋躲在角落里看得一清二楚,她有些不舒服。
“小李律师,你说他明明是我爹,为啥跟女婿那么亲?”谭秋不解地问我,她不明白男人的同盟建立为何如此迅猛,如此排外。
谭秋唯一的幸运就是男朋友还算个好人,出了谭家的门就和谭秋提了分手。
谭秋是真喜欢他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男人不肯松手:“你为啥要和我分开?因为彩礼吗?我和你一起攒彩礼,或者我去给我爹说,让他少一点彩礼。”
她越说底气越不足,声音小的像蚊蚋。
男人叹了口气:“小秋,我也是真喜欢你,十六万六我家里也拿得出,可咱俩不合适,就别互相耽误了。”
男人离开前对谭秋留了最后的忠告,他说:“小秋,你是个好姑娘,你要是不跟家里划清界限,那你这辈子算毁了。”
彼时谭秋不明白恋人的意思,她买了瓶劣质白酒,坐在路边喝了个精光,对着没人的旷野大骂,她恨恋人无情,恨他没有担当。
月末,父亲又打来了电话,开头第一句就是问她:“这个月你弟学校花钱多,你生活费得少三百。”
不等谭秋说话,第二句就是:“你彩礼钱啥时候能到账?你弟年纪也不小了,当姐姐得为他考虑,得给他置办一份家业,你在城里头,有合适的楼房也替他看着。”
清醒和混沌只差这当头一棒,谭秋第一次和家里爆发了矛盾,她失控地尖叫大喊,不断质问。
“为啥我弟那么大了还靠家里养,我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养自己了,我上这么多年班手里边没一分钱,每个月工资打到你们卡里,再给我发生活费,为什么我赚的钱我自己不能做主?!
“人家第一次来家里,你们就要这么高的彩礼,要不是工资没在我这,我不能一起攒彩礼,人家至于吓跑吗?你们连问都不问一句,就知道找我要钱!就知道要钱!”
电话里声音平静,甚至带着一点轻蔑:“没一点本事,连个男人都拢不住。”
谭秋抬头望天,声音梗塞:“我就是从那开始死心的。”
谭秋说话声音很大,引得周围人纷纷侧目,这是她的职业病。
当她察觉到自己父母其实不爱她时,才意识到自己是没有退路的,所以她拼命赚钱,在不规范的钢厂做过放渣工,做过巡查员,耳朵早在高分呗的工作环境下坏了。
谭秋絮絮叨叨不断地讲述这些,她向我倾诉自己是如何讨好父母,如何为家庭倾情付出,是遭到了怎样的不公,又是花了多大力气才逃离原生家庭。
她如同祥林嫂那般喋喋不休地,摧心剖肝地讲述着,毫不在意我的不耐烦。
谭秋分寸感的缺失来源于她从来没有自己的空间,父母只买得起县城的小二居,父母一间,弟弟一间,谭秋只能在客厅拉个帘子,半夜经常被冲马桶的声音惊醒,然后睁眼到天亮。
工作后工资被父母把持,手里那点钱租不起房子,只能住工厂八人间的宿舍。
工厂三班倒,作息对不上,总是在她刚睡醒时有工友下班或者去上班,开灯关灯,穿衣洗漱,用力关门,等所有声音停下来谭秋想翻个身继续睡,但一晃铁架子,床就哗哗作响。
所以谭秋独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攒钱买房。
买不起市区那就买郊区,买不起大三居,那就买一居室。
谭秋跑遍了整座城,她在自己三十三岁生日那天终于选定了一套,小城市房价不高,攒的钱刚好够付首付,每个月刨去还贷款,还能攒下一笔,谭秋计划着明年去学车,下年年底就能给自己买一辆小面包。
在奔向理想生活的路上谭秋遇到的第一个坎就是征信,她的流水太白了,名下又没有任何资产,她贷不了款。
谭秋急得满头汗,销售笑眯眯地递过一杯茶,接着四周看了看,又压低了声音:“姐,你别急,我们有办法。”
“真的?”谭秋欣喜若狂。
“当然了,我们做这一行的,这种情况我们见多了。”销售拍着胸脯保证,“找一个第三方公司给你刷点流水就好了,做做样子就行。”
“这不是骗人?”谭秋有些迟疑。
“什么骗人。”销售矢口否认,“您看,您需要买房子,房产公司需要卖房子,银行呢需要把钱贷出去,这是三赢的局面啊!再说了,咱们又不偷不抢,不过是刷点流水,面上好看而已。”
“姐,这个位置很抢手,可遇不可求的。您看小区设施完善,绿化也好,等您住进来……”
销售是人精,三言两语就哄得谭秋动了心,她迟疑地点了点头,约见了第三方公司。
我叹口气,后面的事情不用谭秋介绍我也能猜到。
所谓的第三方公司刷流水不过是洗黑钱的幌子。
他们会借口帮受害者刷流水,给受害者转账再要求受害者提款,通过这种方式洗钱。
谭秋顺利办了贷款买下了房子,只等交房入住,她买了一个大鱼缸摆在宿舍,对着空鱼缸畅想着以后,浑身不觉自己深陷骗局。
“我连对方姓陈还是程都没听清,每次转钱的卡也不一样。”谭秋呜呜地哭着,“这都过去大半年了,上着班呢,突然就有警察传唤我,说我是跑分。我连跑分是啥都不清楚,他们问我盈利多少,要我退赃,说我是犯罪。我哪有什么盈利,我还付了百分之五的手续费呢。”
她哭得鼻涕挂在人中,太阳下闪着光,不等我将纸巾递过去,她伸手用自己的袖子抹了一把。
她头发枯黄,腰背塌下弯曲,像一株麦子。
“别哭了。”我提高声音。
谭秋应激般止住哭泣,连呼吸都不敢,像入定般看着我。
“谭秋是个好名字。”我说。
“啊?”
“你的案子也不是个大事。”
谭秋老实本分,从来没进过警局,听见犯罪二字早就慌了神,我作为她的委托律师去警局了解了情况,才知道警察只是做了笔录,并没有打算起诉她。
“都是受骗的可怜人,估计银行卡要封一段时间了。”我向谭秋转述警察的话。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谭秋双手合十地拜着,“李律师,真是谢谢您了,您是我恩人,等我住进新房一定邀请您来!”
我听过太多这样的话,不过是成年人的逢场作戏,就像永远不会到来的“改天”一样。
但谭秋不同,她似乎把对我的“报恩”当成了大事,定期向我汇报新房进程,什么第一批已经封顶了,她的那栋动工啦,有时还会向我倾诉自己的不顺心,末尾总会加上一句“李律师,我没忘你的恩”。
我不当回事。
一个从农村里爬出来,学都没上过几天的女人,就算对我报恩,能回报我什么呢?
但谭秋的消息实在是太频繁了,她过度的感情外露对我来说实在是消耗。
她会长篇大论地向我讲述过去所受的委屈,几件事嚼来嚼去地吐出来给我看,在我打算冷处理她时,毫无眼色地打来电话。
她直白地,生猛地,一针见血又带着点底层讨好意味地发问:“李律师,你咋不回我,咱不是朋友吗?”
她让我想起初中的冬天,雪怎么也下不完,被风一吹顺着衣领飘进衣服里,进了教室又被暖气烘成一滩水,湿答答的,黏在身上,放学路上冷空气一激,又冻成冰坨。
我妈心疼我,拆了我爸的一条红毛裤给我改成了红围脖。
但我只戴过一次,粗粝的毛茬扎在脖颈处,硬是磨出一圈红痕,从远处看像只吊死鬼。
我妈想了很多妙招,用热水揉搓,用白醋浸泡,年久的毛线经不起这样的折腾,断在老旧的搪瓷盆里。
我妈背对着我,注视着那个搪瓷盆,许久才长叹一口气。
那是我们家最窘迫的一年,我爸进厂打工被机器切断了右手,夏天伤口烂了一整圈。
工长欺负我们一家什么都不懂,连哄带吓唬要我爸赔厂里的机器,我妈提着家里的笨鸡蛋去求情,她数过很多遍那篓鸡蛋,有三十个,个个有半个拳头那么大。
最后工长给我妈塞了二百块钱,他说:
“这都是公家的机器,大几千万的,我知道你们也赔不起,这两天我也替你们走动了走动,这事就算了。二百块钱是我给老李看病的,别嫌少,哥为这事走关系花了不少钱,手里实在紧张。”
我妈收了钱,拉着我深深鞠了一躬。
后来我才知道我爸这算工伤,不仅不用赔机器钱,厂子还要负责。
我气不过,告诉了我妈,她没吵没闹,对着虚空长叹了一口气,她怕惹更大的麻烦。
穷人做事总是瞻前顾后,再三考虑,最后只能说一句:“算了,就是可惜了那三十个大鸡蛋。”
谭秋的眼睛和母亲叹气时的眼睛重叠,她的过界也总让我想起那条扎人的红围脖。
我对谭秋的感情很复杂,她总让我想起过去,使我不得不注意她,又因为她能勾起我幼时的创伤,让我有些回避。
在这种复杂的情绪里,我缄默得像只沙地的鸵鸟,靠着谭秋的主动来维系这段关系。
说不清从哪天开始,谭秋不再联系我。
在我们断联的两个月后,我按捺不住自己的心,在她生日那天主动发了问候,仅有短短的八个字——愿你今后重获新生。
谭秋没有回复我,直到过了十二点,她才发来一条语音,带着疯感的平静,她说:“妹妹,我没新生了。”
谭秋的房子爆雷了。
最初是谭秋下工后照例去工地,她想看看有没有建到她那一层。
接着她发现工地里叮叮咣咣施工不停,可偏偏没进展,再然后勾机挖车都从工地撤出,最后坚持的两个工人也一同消失不见。
工地成了空城。
谭秋昂着头细细地数着,她买的那一栋已经建到了第八层。
我看过谭秋的贷款信息和购房合同,她家是第九层。
墙体披着绿网,内里钢筋悬挂,谭秋费劲地攀上去,她站在楼顶,只觉得茫然。
隔壁是别墅区,能看到着装体面的富人休闲自得,隔着一条街就是大商场,往来者络绎不绝。
谭秋站在楼顶,今天是她三十五岁的生日,十年前她脱离了原生家庭,许诺自己十年后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家。
如今她就站在“家”中,反而比十年前逃脱时更茫然。
谭秋在上面枯站了一整天,她看着人们下班,看着周边小区逐渐亮灯,谭秋站在秋风里给我发来一条语音。
她说:“妹妹,我没新生了。”
我接到谭秋时简直认不出来她,谭秋站在路灯下,脸上像被蒙上了一层翳,因身体消瘦,两个眼窝凹陷,黑漆漆的,似两个深坑,会把一切都吸纳其中。
“小李律师,对不住,我不能请你来家里做客了。”谭秋上车后的第一句话就是道歉。
那条断了的红围脖被我妈梳成了绒,她混着旧棉套,绷了一床被子,过年的时候给我换上了。
妈妈坐在我床边帮我掖被角,她侧着头,白炽灯的光洒在她脸上,我看不清她的神情。
我爸没挺过正月,他从不爱说话变成不爱吃饭,身子一点点坏下去,最后倒在那床新被子上,再也没醒来过,我妈说他是抑郁成疾的。
下葬那天,我妈对着坟头木然地站着,没埋怨,没流泪,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妮子,家里对不住你,生在咱们家让你受罪了。”
时至如今,我都不能参透母亲为什么要在父亲的坟头像我道歉,就如现在我不明白谭秋为何也像我道歉般。
我说不出话,只是望着她的脸出神,就如过去我站在坟前望着母亲的脸。
谭秋比我父母更有生命力,她和我断联的两个月内做过不少事情。
她不懂法律法规,只有一些老法子。
农村被邻居占了房基地协商不成就要扰得对方不得安宁,搅得天翻地覆,让对方坐不住。
谭秋也照猫画虎,拉了条幅站在门口。
她就站在铁皮围挡下面,高举着红条幅,她说不来好听话,上门只印了五个大字:还我血汗钱。
最初业主心齐,一帮人乌泱泱地站着,很有威慑力。
开发商集结了一群浑小子,他们冲进人群乱打一通,又迅速逃跑,业主身上都挂了彩,只有谭秋伤的最重。
对方要抢她手里的条幅,她不肯,被一板砖开了瓢,新房的对门邻居王姨送她去了诊所,不打麻药地缝了五针。
王姨握着谭秋的手,她紧张得手心里全是汗,不住地捻动着谭秋的小拇指,嘴里话不停:“这可怎么是好?这可怎么是好?”
针尖带着针体刺入皮肤,又从另一端钻出来,谭秋泯着嘴,她死咬住自己的下嘴唇,一声不吭,一滴泪都没流。
“要不,要不还是算了,想别的法子吧,总不能把命搭进去。”王姨扶着谭秋从诊所出来,不停地嘟囔。
谭秋没反驳也没应承,她只是日复一日地站在那,举着那个红条幅,额头上的疤痕如蜈蚣样蜿蜒盘旋,像勋章。
王姨劝不动她,捡瓶子时会特意绕过来看看她。
不知道谁给谭秋出了主意,他说:“咱们闹一闹不管用,隔靴搔痒,人家也不在意。只有上头的大领导下了命令,底下的人才会执行。”
谭秋听进去了,她生平第一次走进网吧,混在一群打游戏看直播的人中搜索“谁能管得住盖房子的人”。
谭秋去了信访部门,她坐在那,任凭谁调节都不松口,她只有一个要求,要么继续盖房子,要么把钱还给她。
她分不清对方嘴里的职责划分,不信任调解流程,就执拗地坐在那,不断地重复着自己的需求。
谭秋就在一遍遍的重复中,最后那根弦崩断了,同十年前对着父母要钱的电话崩溃一样,她对着接待员工尖声质问:
“你们劝我做什么!你们都来劝我做什么!我的钱给了他们,房子却没了!为什么都来劝我?我做错了什么?我只想要回我的钱,这也有错吗?”
车里的暖气足,玻璃上氤氲着一层水汽,谭秋的眼里也含着一层水汽,我不敢看她的眼。
“你说世上咋还有这样的道理?”谭秋歪着头,眼神并不聚焦,我分不清她是自语还是对我发问。
我主动提出接下业主的集体诉讼,谭秋木讷的眼里终于有了点微光。
她侧头看着我,车载暖风吹动她的发丝,斜斜地贴在脸上。
“我,没多少钱。”谭秋说出了初见时的话。
“没事,权当交个朋友。”我重复过去一样的话。
“妹子?”谭秋郑重地喊我,她最初叫我律师大人,后来叫我小李律师,这是她毫无边界感的处事风格中唯一的界限,从未逾矩,这是第一次。
“你为啥这么帮我?”谭秋轻声发问,“我啥都没有。”
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妈其实私下找过工头的,她攥紧工头的袖子,咬着牙把声音磨碎。
她说:“你们应该我们家赔偿款的,钱呢?”
工头没继续撒谎欺骗她,也没解释,只是淡淡地回复:“你老老实实的,还能继续过日子。你再闹,老李缺得就不止是一只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