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年初，只出版过一些书籍的刘文武，实现了从编辑到制片人的成功跨越，由他首次担任制片人的历史大剧《雍正王朝》，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以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该剧不仅打破了中央电视台的收视纪录，还一举拿下了含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长篇电视剧奖、飞天奖长篇电视剧奖在内的众多电视剧奖项。
鉴于该剧的成功，这位“跨界”而来的影视行业新丁，又带着《雍正王朝》的主创团队，打造了一部以晚清作为故事背景的《走向共和》。
不曾想，《走向共和》差点毁掉了刘文武凭借《雍正王朝》积累起来的名声，险些让他“阴沟里翻了船”。
原因是该剧播出以后遭到了不少人的质疑，争议之大“为中国电视剧史上所仅有”，很多历史方面的专家一致认为它贬低了翁同龢，称该剧是李鸿章的“翻案文章”。
面对这些否定的声音，刘文武只好声明说：“《走向共和》只是一部电视剧，并非历史研究，也不是写论文，没打算也没有必要给历史人物下定论，电视剧是以愉悦观众为目的。”
而该剧的编剧盛和煜则表示自己“做了好事还不讨好”，也不得不站出来就“是否拔高了李鸿章”做出解释，说愿意为自己创作的人物形象负责。
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盛和煜一开始根本“看不上”电视剧，也不愿意为该剧编写剧本。
刘文武好不容易才劝他答应了下来，没想到才写了十多集，盛和煜又“撂挑子不干了”，最后还是张建伟接任，才让该剧呈现在了观众们的面前。
那么，这部电视剧的孵化过程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辛酸往事呢？该剧又是怎么创作出来的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走向共和》的幕后故事。
《雍正王朝》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刘文武得到了行业内的一致认可，于是央视又委托他创作一部新的历史剧。
纵观华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刘文武认为清末民初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各种人物、思潮、党派沉浮奔逐，非常适合拍成电视剧，于是他就将新剧的创作背景定在了晚清。
主意甫定之后，刘文武第一时间就找到了之前便想合作《雍正王朝》的张黎，并邀请他来执导这部即将投拍的新剧。
张黎非常赞成刘文武的这个想法，但是他仍有些“疑虑”，因为那是一段扑朔迷离的时期，剧中即将要呈现的一些人和事，至今尚无定论，一旦把控不好就会落得个鸡飞蛋打。
于是，两人经过讨论后就为该剧确立了一个方向：突破旧体制下的“当家难”，为走向新时代“找出路”。
有了方向和定位之后，接下来就是剧本的创作。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继续找刘和平担当编剧，但刘和平写完《雍正王朝》之后就生了一场大病，身体并不允许。
鉴于刘和平是戏曲编剧出身，两人商量后决定仍然从戏曲编剧中，去挑选合适的人来操刀剧本。
1999年6月，在罗浩（《雍正王朝》的策划者之一）的推荐下，刘文武就找到了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盛和煜。
但那个时候的盛和煜根本看不起电视剧，他认为“电视剧很轻率，只是精神快餐”，所以不愿意为该剧编写剧本。
无奈剧组除了他之外再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在刘文武和罗浩的轮番劝说下，盛和煜最终答应为该剧编写剧本。
对于剧本的“格局”，刘文武提出，要在基于历史的基础上，做到故事上真实，人物的真实，以及细节上的真实，要把剧本写得和（教科书）中国近代史一样。
可是那一段历史，就连很多专门家都“弄不清楚”，很多事情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密，谁敢说自己写出来的内容能够真实“还原”史实呢？可想而知，剧本的创作难度有多大。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段历史，盛和煜把自己关在了书房里，足足读了差不多半年的书。
即便盛和煜在动笔前就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当他写了十多集的剧本之后，他还是想到了放弃。
“剧本创作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我那时差点都想死了，后来实在写不下去了，我就求他们放我回去，让我卷铺盖回家。”
盛和煜解释说，《走向共和》反映的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事内容纷繁复杂，不像《雍正王朝》集中在一个朝代，集中在一个人物，集中在一个主题上面。
就那段历史而言，无论是以宫廷为中心，还是以家庭、个人为中心，线索都是断的。并且，在此期间重大的事件和重大的人物层出不穷，也成为了创作剧本最大的障碍。
他认为，虽然剧本写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故事，但反映的却是与人有关的主题。而提炼出剧本的主题，才是一部作品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
所以他整理出了300多人的人物传记，然后经过艺术上的筛选合并精简到了130人，并且每个人都有详细的人物生平，以及人物性格等等。
这样的工作量让一个人来做，无论是谁，可能都会有点“抓狂”。
就在盛和煜准备“撂挑子不干”的时候，刘文武看到了作家张建伟写的《张建伟历史报告·晚清篇》，知道张建伟熟悉清末民初的那段历史，于是就邀请他加入了创作班子。
“《雍正王朝》的制片人刘文武先生找到我的时候，一开口就说我那5本书反映的历史，和他们正在写的历史正剧很相似，所以想请我写这部剧的后半部分。”
张建伟非常喜爱《雍正王朝》，所以他和刘文武的谈话一直很投契。当刘文武谈到将《走向共和》的主题概括为他们在为走向新时代“找出路”时，这个说法彻底让张建伟动了心。
因为张建伟在创作《晚清篇》的时候，就想过要“写一写晚清思想发展史上的沿革”，在他看来，很多人都是以现代的思维去评判他们不应该“那样”做，却没有设身处地的去思考问题。
张建伟加入剧组之后，经过分工，盛和煜写前22集，由他写后半部分。
剧本出来以后，张黎就开始物色起了演员的人选，历史上的李鸿章、慈禧等人是什么样子，他就找什么样子的演员。
据“反派专业户”李明回忆，剧组第一个定下来的演员就是他，饰演的角色是大太监李莲英。
不过，《走向共和》开机的时候，他刚刚（在呼伦贝尔）拍完《嘎达梅林》，副导演田沫连续给他打了几天的电话，奈何大草原上就是没有信号，最终该剧也成为他的一个遗憾。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部戏给我留下的遗憾特别大。”
相比李明的“不走运”，饰演爱新觉罗·载湉的李光洁，就纯属“走了大运”成功的。当时剧组接连试了好几个人都不满意，后来就去丢满演员自荐表的垃圾桶里翻找，第一个就是李光洁。
在这部剧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王冰饰演的李鸿章了。
一开始张黎也不确定能够请到70岁的王冰，因为他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拍戏了。所以张黎就找了一个借口说要看看王冰老爷子在《武则天》里的剧照，并问他对李鸿章这个人物怎么看。
没想到王冰对李鸿章这个角色非常感兴趣，他说：“作为一个演员，老的也好，年轻的也好，见到好的角色总是有想演的冲动。”就这样，张黎很顺利地就把王冰签进了剧组。
不过感兴趣归感兴趣，他的心里还是有点“发虚”，因为“慈禧、李鸿章、袁世凯这三个角色是最难把握的。这三个角色只要有一个走样，这部戏就砸了。”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王冰不仅看了很多关于李鸿章的书籍，还提前一个月进入剧组，并且在剧组一待就是七个月。
不仅如此，“退休”的他每天都要和大家聊天对台词，试造型，而这种良好的剧组氛围也“影响”了扮演慈禧的吕中老师，据说吕中老师经常熬夜看剧本琢磨角色，最后还大病了一个月。
饰演袁世凯的孙淳进组最晚，他原本要出演电影《周渔的火车》，刘文武得知后就劝他说：“去那边，也就是拍一部普通的电影。在这边，它会是你一辈子的成就。”
孙淳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最终推掉了《周渔的火车》。不过他的身材和袁世凯还有一段距离，为此张黎还特意给他开了小灶，每天都要吃四大碗的面条。
在张黎“填鸭式”的催重下，孙淳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增重了30斤。
如此“努力”也为他迎来了回报，《走向共和》播出以后，袁世凯一角也得到了观众们的高度认可，观众评价说“孙淳之后再无袁世凯”，与扮演慈禧太后的吕中，并称为“剧中两宝。”
2001年10月8日，《走向共和》剧组在大兴开机，经过9个多月的拍摄之后，于2002年7月28日杀青。
为了真实还原剧中的场景，剧组还特意在大兴搭建了4000多平方米的摄影棚，其中就包含议会大厅、垂花门、李鸿章住宅、储绣宫、纯佑门、养心殿、玉澜堂七大场景。
2003年4月12日，《走向共和》在央视一套黄金档首播。观众的反响“异常”强烈，舆论关注的焦点就是剧中塑造的人物和历史人物“相差甚远”。
很多人都认为这部电视剧拔高了李鸿章、袁世凯，矮化了孙中山。特别是李鸿章一角，还引起了文学界的“百家争鸣”。
比如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三个近代史研究重镇的很多专家，就曾集体抵制过这部戏，最终导致该剧一度被“雪藏”！
个人觉得，即使电视剧原封不动地照着史书上去复原，也不能说明它表现出来的内容就绝对真实和“靠谱”。
在那段历史还没有被完全下定论的情况下，编剧从人物的性格出发，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他会干什么也并非随意捏造。
如果电视剧在细节上全部拘泥于史料记载，那么在整体把握上反而会失去人物的本真，因为文字所能记载的毕竟不全面。
很多人将清政府的无能和错误都怪到李鸿章的身上，难道就因为不平等条约上签的是他的名字吗？
清王朝的无能和腐败，是长期积弱积贫的综合结果，不是李鸿章一个人导致的，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卖的。
李鸿章曾经说过，自己只不过是个“裱糊匠”，清王朝就是“篾编的屋子”，屋子有窟窿了，他就赶紧去裱一下、糊一下，以保证屋子里面的人安宁。
但是那外边的风要是刮得太大太厉害，他这个裱糊匠也只能看着这个屋子轰然倒塌，因为他也无能为力。
李鸿章虽然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但他却是比清王朝的任何人，都了解清王朝当时的处境。
然而，就是因为他在决定是否与日开战的时候提出了“和”，就被斥责为“卖国”，以至于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多少还是有些失了公允。
史学家可以并且应该从各个侧面来解读李鸿章的这个‘和’，但不能以‘卖国’一词概而论之。
总的来说，虽然剧中有许多历史上的错误，但它所要表达的主题“找出路”，却是最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谁也不想一直挨打！
或许就是这个原因，《走向共和》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逐渐得到了“平反”，不少人认为这部剧是国产历史剧的巅峰之作，近十年内都无人能出其右！
《走向共和》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以全新的角度重新解析了那段历史，与人们近百年来形成的固定观念和思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对视觉的冲击力就不言而喻了。
在人物的刻画上，它打破了历史课本中的脸谱化形象，让刻板的历史人物变得性格鲜明、有血有肉，使得他们更接近于现实生活中应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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