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允熬 来源：《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简介
沈允熬 1937年7月生，浙江慈溪人；1960年毕业于北京外交学院，同年入外交部；先后任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职员、随员，外交部欧美司副处长、处长，中国驻秘鲁大使馆一等秘书、参赞，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中国驻阿根廷大使，中国驻巴西大使，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中国驻墨西哥大使；2001年退休后，任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副会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在我41年的外交生涯中，算来有23个年头是在大洋彼岸的拉丁美洲度过的。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在古巴。
1960年，我在北京外交学院本科四年级学习，除外交专业课程外，所修的外语是西班牙语。那时我国与拉丁美洲的交往开始逐渐增多，西班牙语翻译紧缺，为此，上级领导决定让我们西班牙语班提前一年毕业。
是年春夏之交，我接到一项临时借调出差任务，让我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张超当翻译，陪同他访问古巴。
当我完成出差任务返京回到外交学院时，学校已经放暑假。我的同班同学们也已经毕业分配完毕，各奔东西。学院值班室查询后告诉我，我被分配到外交部，并给我开出了去外交部报到的介绍信。
外交学院1960届西班牙语班全体学员与西班牙专家卡尔伏老师（二排左三）合影。前排右一为作者。
我以这样特殊的方式结束了四年大学生活，既未赶上参加毕业典礼，也未能与同学互道珍重。当我只身一人提着简单的行李步出母校时，回首校园，人去楼空，不见师长同学的身影，不见昔日的生机与忙碌，心中不禁萌生出几分眷恋、几丝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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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进外交部大门几天就受命去古巴工作
1960年仲夏时节，我去外交部报到，被分配到美澳司，从此正式开始了我的外交生涯。数天后，上级领导就通知我准备去古巴常驻。
上世纪60年代初，驻古巴使馆的年轻翻译们与陪团出差到哈瓦那的黄志良在使馆留影。右起依次为李国新、李云溪、黄志良、俞成仁、沈允熬（作者）。
原来那年9月2日，卡斯特罗总理在百万人参加的古巴人民全国大会上正式宣布“断绝与蒋介石集团的一切关系，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1960年9月2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在百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讲。（图源：古巴官方新闻网站“古巴辩论”）
为此，我国外交部正紧锣密鼓地搭建去古巴设馆的班子，需要几名西班牙文翻译。当时部里会讲西班牙语的干部屈指可数，自然而然地，我也被选为赴古巴的人员之一。
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是当时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点。拉美历来被视为美国的“后院”，尤其是古巴，与美国仅一水之隔，距离佛罗里达半岛南端只有90海里，战斗机15分钟就能抵达。
历史上，美国曾武装占领古巴，而且还长期占据着本属于古巴的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古巴的政治和经济命脉均在美国的掌控之下。
1959年1月，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举手者）推翻了独裁者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将军，人们欢迎他进入首都哈瓦那。
但就在美国的眼皮子底下，居然发生了一场深刻的反帝民族民主革命，推翻了美国庇护下的巴蒂斯塔独裁政权，先后采取了土地改革、将美国公司收归国有等措施。这是美国未曾预料的，也是不能容忍的。美国以各种手段向古巴革命政府施加压力，古巴则针锋相对，毫不示弱。双方剑拔弩张，关系相当紧张。
中古建交是新中国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因为古巴是西半球第一个决定同我国建交的国家，我国驻古巴大使馆也是那时我们将在西半球设立的唯一一个大使馆。我国政府旗帜鲜明地支持古巴人民和古巴革命政府，高度重视对古巴的工作，很快就任命时任外交部美澳司司长的申健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
申健与熊向晖、陈忠经一起，当年都是潜伏在蒋介石爱将胡宗南麾下的中共地下党员。他们身入虎穴，大智大勇，为我党提供了重要情报，对保卫延安党中央的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隐蔽战线的“后三杰”。
隐蔽战线“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申健大使的夫人熊友臻是熊向晖的姐姐。申健和熊友臻建国前都曾留学美国，是我们党内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美国有直接接触和研究了解的宝贵人才。
建国初期，申健被派到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亚非国家印度工作，拥有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建馆的经验。中央选派申健为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是对他的高度信任和重托。行前，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等还曾单独接见他，面授机宜。
鉴于当时古巴的紧张局势加上古巴紧挨美国的独特处境，可想而知，美国早晚将会针对古巴革命有所反应，我国派往古巴的人员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很难预料，他们应该准备好经受与古巴革命共存亡的严峻考验。因此，领导在组建使馆班子时做了一些特殊安排。
从领导的谈话中得知，被挑选去古巴工作的使馆成员都是党团员，并经过外交部和公安部的双重审查。政务参赞黄文友负责建馆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离京前，大家分头做了各项建馆准备工作。分派给我的任务是准备使馆的办公用品，包括到驻外使领馆供应处定制、定购大使馆要用的铜牌、国徽、国旗（从挂在使馆正门外的大国旗到大使专车上用的小国旗），各种规格的对外照会，内部办公用纸、信封，向办公厅索取对外文书格式，以及与使馆工作有关的规章制度等。礼宾司专员韩叙专门给我们讲了一次礼宾知识和去国外工作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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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天气恶劣，我国首任驻古巴大使差点飞往迈阿密
1960年年底，申健大使夫妇、大使馆二等秘书陶大钊和夫人宋洁（机要秘书），加上作为翻译的我，一行5人，顾不上在京过新年和春节，启程赴古巴履新。
当时从北京去古巴很不容易，可选择的航线很少，班机的续航能力也差，途中须经停多处并转机多次。
从北京出发，先在伊尔库斯克停了一夜，接着又先后经停莫斯科、布拉格以及瑞士的苏黎世。在上述各地，我们都还能休息一两天，倒倒时差。从苏黎世登上荷兰航空公司当年最先进的星座式四引擎螺旋桨客机后，沿途就只作技术性停留，加油、换机组，一两个小时后接着飞。
飞越大西洋前，经停葡萄牙的里斯本和亚速尔群岛中的葡属圣塔玛利亚；越洋后则经停加勒比海中的荷属库拉索岛、阿鲁巴岛和牙买加首都金斯敦，最后才总算飞向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哈瓦那。
拉丁美洲名不虚传，果然是距离中国最远的地方。我们离开瑞士之后，经过20多个小时的飞飞停停、登机和下机，加上时差和季节差的困扰，难得安然入睡，大家都感到不胜疲惫。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我们望眼欲穿地盼着快些抵达目的地时，哈瓦那上空刚好有一场热带暴风雨。只见乌云密布、风雨大作、雷电交加，飞机在黑云中上下盘旋、颠簸剧烈，围着哈瓦那兜了好几圈，却一直难以下降。
开始时，航空小姐还宽慰我们，说机长正在做最大努力下降。后来不得不据实相告，因为气象条件极为恶劣，无法降落，只好飞往最近的备降机场——美国的迈阿密。
对机组来说，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无可奈何的，而且也完全符合国际航空界的飞行规则，但对我们来说，这个决定却犹如晴天霹雳。因为当时中国和美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还因为在朝鲜战场打了一仗，双方仍处于严重的敌对状态。
就在我们离京出发前不久，美国驻古巴大使馆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还在新华社驻哈瓦那分社办公室的周围安装了精密的窃听系统，幸被古巴政府破获。美方此举表明，美国对中方人员在古巴的一举一动极为重视。如果申大使一行飞到美国，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影响难以估量，但起码将会严重干扰申健大使去古巴履行使命。
申大使当即果断地表示绝对不能飞美国，令同行的陶大钊秘书和我立即向机组交涉，要求他们与哈瓦那机场地面联系，尽一切可能设法降落；如实在不行，那就要求飞回上一站——牙买加的金斯敦。同时申大使命我们准备立即销毁随身携带的机密文件，以防落入美方手中。
飞机颠得很厉害，大使夫人等两位女同志已呕吐不止。我也感到头晕反胃难受，勉强忍着，坚持与机组交涉。
机组人员回复说，飞回金斯敦汽油不够，最近的备用机场就是迈阿密。看到我们表情严峻、态度坚决，并从公文包里取出文件准备销毁时，他们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似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答应再次与地面联系，做最后的降落努力。
时光在一秒一分地流逝，所剩不多的汽油在不断消耗，飞机这样盘旋徘徊已不能再持续下去。机组与地面商量后终于作出决断，完全听从地面雷达的指挥，实行盲降。幸亏那位驾驶员的技术较好，飞机在强制性降落中安全着地。一场虚惊过后，我们松了一口气，庆幸躲过了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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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瓦拉亲临机场迎接我国大使
这是发生在飞机上的情况。在下面机场，除了先期抵达的大使馆临时代办黄文友参赞、哈瓦那新华分社社长曾涛等中方人员外，还有一个人也焦急不安，他就是赫赫有名的格瓦拉少校。他与土改委员会主任希门尼斯上尉以及古巴外交部礼宾司官员等到机场是来迎接申健大使的。
1960年11月18日，格瓦拉率领古巴经济代表团正式访问新中国，这是新中国和古巴建交以来，古巴派出的第一个官方代表团。
格瓦拉少校是古巴革命最享盛誉的领导人之一，他刚率领古巴政府代表团访问过我国，在中国已经与申健大使相识。从外交礼仪方面来说，一位外国新任使节抵达驻在国首都，通常的做法是由驻在国外交部礼宾司负责官员去机场迎接。格瓦拉亲自到机场迎接中国大使，显然是破格之举，显示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真挚的友情。
格瓦拉一身戎装，冒雨伫立在舷梯旁。申大使走下舷梯，与格瓦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申健说：“刚才我们差一点飞到迈阿密去了。”格瓦拉回答说：“我们绝不会让他们把中国大使送往美国。”从格瓦拉的语气看，是他进行了干预，才使荷航班机终于在哈瓦那强行着陆，避免了一场严重的外交事件。看到他们雨中相拥，尽显战友深情，我们在一旁也难掩心中的激动之情。
格瓦拉还在机场上告知，古巴政府为申大使提供了一辆革命胜利时没收过来的凯迪拉克轿车、一名可靠的古巴司机、一辆警卫车和三名武装警卫，以确保申大使的安全。从那一天起，每逢申大使离馆外出，他们总是紧随左右，直到三年多以后申健大使离任。
【出处：《情系大洋彼岸》 （2008年10月出版）
本文作者：沈允熬
编辑：《外交官说事儿》凤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