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是和平解放的。1949年12月，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毅然宣布起义，居功至伟。

在西南地区，云南的匪患发生的时间比其他省份稍晚。

西南军区在1950年4月前发给各军区的剿匪指示中，往往用“各军区，并云南”开头，内容不涉及云南，“并云南”是为了让云南军区了解大局。

在四川、贵州土匪蜂起时，云南还颇似一个“世外桃源”。

然而，不费一枪一弹占领的地方，却很难不费一枪一弹地巩固。

从4月份开始，云南匪患开始抬头，到月底，土匪已发展到250余股4.5万余人。

尤其严重的是，匪患集中发生在腹心地区的产粮区，对省会昆明形成包围之势。

土匪攻占了10多座县城，杀害我征粮干部就有600余人，抢走公粮260多万公斤，一时闹得全省人心惶惶。

5月6日，云南军区在昆明召开第一次剿匪会议，军、地干部200余人参加。

4兵团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是一位传奇将军，他救过蒋介石的命，又蹲过蒋介石的大狱，是毛泽东的爱将，敢于半夜去敲毛泽东的门。

在我军高级将领中，他的风趣幽默可谓首屈一指，据说除了不敢和彭德怀开玩笑外，连朱德总司令他都敢开玩笑。

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上面讲话，在台下的陈赓口渴了，径直走上主席台拿起毛泽东的茶杯咕噜咕噜喝开了，引得台下一阵大笑。

但是，在今天的会议上他一点也幽默不起来，表情严肃，他首先作检讨：

“我首先承认，我们在剿匪上处于被动，影响了一切工作的进行，影响了我军在群众中的声誉，更有可能影响云南的长远建设进程。”

他用手扶了一下眼镜，接着说：“同志们，老百姓称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救命恩人，可是土匪当着几十万救命恩人的面就敢杀人放火，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拍了拍胸脯，提高声调说：“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必须向云南1800万人民作出回答！”

会议学习西南局、西南军区的剿匪指示，确定了先腹心，后边沿，分片包干，互相协同的剿匪部署。

简单地说，14军兼滇西卫戍区负责滇西，首先确保滇西公路畅通；

13军兼滇南卫戍区负责滇南，首先解除土匪对昆明的威胁；

13军37师负责滇东北，确保滇黔公路的畅通；

15军45师负责滇东北，歼灭昭通地区股匪。

这次会议掀开了云南剿匪斗争新篇章，经过4个多月的重点进剿，歼匪4万余名，腹心区和交通要道沿线的大股土匪被歼，余匪逃到边远地区。

5〜9月，是云南剿匪的决胜阶段。我们先从离昆明最近的江川暴乱说起。

江川暴乱的策划、指挥者金绍云，是浪广坝镇镇长，一个横行于江川、华宁、澄江一带的大恶霸地主。老百姓把他及其弟金绍宽、金绍禹并称为“金家三虎”。

云南解放后，我军曾派人去争取他，他表面上与我虚与委蛇，暗中却秉承国民党江川县党部主委李康的旨意，联络了当地的20多名地主，拉起一支反共武装。

1950年4月23日，金绍云在江川的海虎举行暴动，正式成立了“云南反共救国军滇中独立师”。

金绍云自封师长，下编5个团，开完成立大会就去攻打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征粮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130多人。

金绍云之所以敢暴动，除了自恃“反征粮”的口号欺骗群众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一个当团长的把兄弟王耀云。

王耀云原是滇军第93军的一名团长，在辽沈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经教育释放后，又回到云南当上了保安部队的团长。

卢汉和平起义后，起义部队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番号为暂第12军、暂第13军。王耀云的团被编为暂13军第34团，他仍为团长。

暂13军集中在玉溪整训，军长龙泽汇是起义有功之臣，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对部队的约束比较严格。

可他的部下王耀云骨子里极端反共，且曾在成都中央陆校的“游干班”受训，但迫于大势，一时还不敢造次。

1950年3月，他母亲去世，请假回江川浪广坝办丧事。当地的地主官僚纷纷前来吊孝，送上丧礼。

他的把兄弟金绍云更是出手大方，除了奉送一副柚木棺材外，还抬来了4000块大洋。

虽是把兄弟，但金绍云送这么大的礼，其中必有目的。王耀云心领神会，把他让进密室，两人边抽鸦片边进行密谈。

金绍云问：“老兄奉命留在‘敌后’打游击，不知准备咋个搞法？”

王耀云说：“陈赓的4兵团厉害得很，龙泽汇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还能咋个搞法？”

金绍云说：“老兄是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啊！现在，共产党正在到处征粮，民心可用嘛。”

“另外，台湾方面传来消息，美苏战争一触即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我这里已拉了1000多人的武装。该断不断，反受其难，老兄再不能迟疑了。”

如此密谈一番，两人决定联手举行暴动，并与新平“东山大王”的侄子李崇安取得联系，在滇中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伺机攻打昆明。

王耀云办完丧事回到部队不久，我13军为把起义部队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派岀以第四兵团警卫团团长陈正平为首席军代表的12名军代表及13名战士进驻34团。

他们负责与先前派往该团做联络工作的“边纵联络员”王华民以及昆明学联派去做宣传工作的10多名学生，一起负责对该团进行教育改造。

滇桂黔边纵队

但王耀云可以和军代表交杯换盏，却坚决抵制对部队进行政治教育。

你进行一次教育，他马上暗中进行一次反教育；

你讲革命不分先后，起义不咎既往，他说共产党是先甜后苦，引你上钩，迟早要把你杀掉；

你讲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他说那都是骗人的，当兵吃粮，当官发财，天经地义；

你讲三大民主，他说那是煽动士兵造军官的反；

你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他让士兵把意思反过来唱，还散布说“军代表过不了几天就要走，还是老子说了算”，威胁士兵说“谁接近军代表，当心脑袋”。

金绍云在江川发动暴乱之后，5月25日，我13军38师114团、116团、兵团警卫营各一部岀动平叛。

暂13军军长龙泽汇不知道王耀云和金绍云是把兄弟，便向陈赓司令员请求派未参加昆明保卫战的第34团参加这次平叛战斗。

龙泽汇

陈赓感到这有利于在实战中改造起义部队，同意暂13军派王耀云的34团配合13军部队一起进剿金绍云，由38师副师长王长有统一指挥。

按照38师的剿匪部署，13军部队从南向北，暂13军34团由北向南，同时向浪广坝发起攻击，南北对进，严密包围，力求全歼。

在13军部队奋力进剿时，王耀云的团部距金绍云仅仅两公里，不仅按兵不动，而且暗中与金绍云勾结，故意留出口子让金匪自由出入。

江川县委副书记黄河清代表县剿匪委员会到34团联络，发现王耀云表现异常：

夜里金绍云在南面点火，王耀云的部队就对空鸣枪，疑似相互联络暗号。34团部队没有打一个土匪，而军官却经常秘密开会。

黄河清与首席军代表陈正平研究，确定继续以团结为重，暂不对王耀云釆取处置措施，但也没有釆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二人的疏于防范给王耀云以可乘之机，在114团全力剿匪时，34团公开叛变了。

4月28日黄昏，细雨霏霏，天色阴沉，34团警卫排突然荷枪实弹，冲上我首席军代表陈正平所住的大庙的楼上。

叛军士兵不由分说便收缴了挂在墙上的手枪和步枪，威胁“不准动，要动就打死你！”

陈正平厉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匪徒们说：“不干什么，要你下楼。”

陈正平下楼不久，发现在团机关和各营连的十几个军代表和战士全部都被捆绑送了来，昆明学联的十几个学生也被带了下来。

王耀云杀气腾腾地集合部队，命令两个匪徒看押一个军代表，带着1400余人的部队向西北方向的业家山窜去。

叛军队伍走到业家山村后的洞子沟，天已大黑。王耀云下令把军代表全部杀掉。

手无寸铁的军代表们面对土匪的枪口厉声痛斥：“背叛革命绝不会有好下场，反革命是会被坚决消灭的。”

在匪徒将刺刀戳进边纵联络员王华民的胸口后，他仍然忍痛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另一个匪徒用手帕塞他的嘴，他咬着匪徒的手壮烈牺牲。

在匪首向首席军代表陈正平动手的时候，他的通信员赵东源猛冲过去用身体将陈正平撞下山沟，陈正平负伤后得以逃生，赵东源为掩护首长英勇牺牲。

驻连军代表杨树森是侦察连长，突然将准备向他动手的匪徒撞翻，跳下山沟逃脱。

驻营军代表杨文学遇到了一个有良知的叛军排长，他抬高枪口朝天放了一枪，紧接着一把将他推下山沟，杨文学因此捡了一条命。

这个排长连夜脱离匪部，一口气跑到昆明向4兵团兵团部报告了王耀云叛变的经过，受到兵团部嘉奖。

除上述3名军代表侥幸脱险外，另有2名通信员存活，一名通信员因叛军一名副连长实在不忍下手，故意将子弹打偏，让他跳沟逃生；

另一名通信员被土匪捅伤多处，但没捅中要害，土匪走后被群众救出。

被王耀云杀害的共有10名（含边纵联络员）军代表、11名战士，县委副书记黄河清、区委书记槐可荣以及西南服务团的5名团员。

对昆明学联的10多个学生，王耀云暂时未杀，想留下来为他所用。叛匪让这些学生走在队伍中间，专门派他的政工主任来“教育”他们，欺骗说：

“这次是全省大行动，昆明市内也干起来了，共产党的日子不长了，只要你们跟我们走，不仅能保证生命安全，而且会得到重用。”

这些学生以唱革命歌曲来表示反抗，政工主任拿着手枪说：“谁敢再唱跟着毛主席走，我就毙了他！”

偏有两个女生胡亚芬、万立珍不怕死顶嘴说：“我们就是要唱，你能怎么样？”政工主任气得发抖，但未敢开枪。

这时已是次日黎明，队伍行进到江川与昆阳交界的刺桐关附近的上方街。

王耀云做贼心虚，害怕我军在昆明至玉溪的公路上堵截，把看管学生的警卫排也调到他身边来保护他，政工主任也慌慌张张地跟着警卫排走了。

匪徒们自顾不暇地穿越公路，趁这机会，学联的学生全部跑光。

之前，我军对金绍云股匪的进剿打了4天，我13军部队歼匪480余名，金绍云的两个弟弟，匪副师长金绍宽被击毙，匪代总指挥金绍禹被活捉。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剿匪战斗却因王耀云的阵前叛变而功亏一篑。

奇怪的是，王耀云叛变后，非但没投靠他的把兄弟金绍云，还见死不救，坐视解放军继续围剿。

那王耀云叛变后为什么不去救他的把兄弟金绍云呢？两月前刚收到人家送的4000块大洋和一口名贵大棺材，现在见死不救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原来，金绍云由于王耀云的按兵不动和有意放马，虽然没有被全歼，但已被打得七零八落。

这棵大树没法乘凉了，所以王耀云叛变后不是向金绍云靠拢，而要去找一棵更大的树，那就是新平的李崇安。

新平县的耀南乡背靠哀牢山，东临元江，地势险要，森林遍布，又是民族杂居地区。

号称“东山大王”的大恶霸李润之的老巢就设在这里，其势力范围囊括邻近几县。

李润之曾代理云南省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带兵围剿我边纵部队。

因反共积极，李润之受到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赞赏，还被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封为“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拨给其一批美械装备。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人凤派遣大特务、原伪满洲国驻德国大使吕宜文来担任副总指挥，协助李润之建立反共游击根据地。

保密局特务、云南省保防处组长胡笑博带着电台，来李润之匪部工作。

解放后，李润之因罪大恶极被我逮捕枪决，吕宜文漏网后，扶持李润之的侄子李崇安，让他当上了新的“东山大王”和“反共自卫义勇军”总指挥。

1950年4月，李崇安匪部攻占了新平县县城，杀害了人民政府干部和各区征粮队队员共100多人，重新建立了伪政权。这棵大树比他的把兄弟金绍云那棵树大多了。

王耀云带着叛军队伍直奔新平而来，可走在途中得知，新平县城已被我13军39师116团3营收复，县城内的400多名土匪向我缴械投降。

李崇安、吕宜文带领匪部流窜到新平、镇沅、墨江、景东、双柏等县结合部的哀牢山区。

哀牢山区

于是王耀云带领叛军向哀牢山窜去，准备与李崇安合流，在窜到新平城北的迤施河时，与我收复新平县城的116团3营不期而遇。

一场遭遇战打下来，王耀云的叛军被打死20多人，丢弃全部迫击炮、重机枪竞相逃跑。

王耀云叛变后，一向乐观开朗的4兵团司令员陈赓非常生气：

一是因为这是起义部队发生的第一起叛变事件，开了个坏头，如不迅速解决，很难说不会发生连锁反应，从而破坏起义部队和四兵团的关系。

二是刚叛变的34团因没参加昆明保卫战，还算齐装满员，王耀云之前又伪装进步，第四兵团政治部有意将其树为起义部队改造标兵，派了不少兵团直属部队的干部担任军代表。

因此，这次王耀云一叛变，不少陈赓熟悉的干部壮烈牺牲。

在云南军区剿匪会议上，陈赓命令13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友光：

“3个月内必须灭了王耀云这股叛军，对叛匪王耀云本人，就是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归案，不能活捉也要见到他的尸体。”

13军在接到陈赓司令员的命令后，立即调整军事部署，命令在江川剿匪的114团暂时放弃对金绍云残部的搜剿，快速尾追王耀云匪部。

周希汉军长特别交代团长陈文琪：“一定要追上王耀云，决不能让他逃到缅甸去了。”

陈赓司令员还在昆明召开的省市机关团体和起义部队的干部大会上宣布：“不要三个月，必将王耀云这个反革命的家伙打死，或抓回来交给人民审判。”

114团昼夜不停地向新平方向追来，终于在6月4日于约湾、期约克咬上了王耀云匪部。王耀云后有追兵，更倒霉的前遇堵绝。

这完全是个偶然，在当地搜索散匪的116团9连突然发现来了这么一大股叛军，便给了他一个迎头痛击。尾追的114团听到前面的枪声，便立即从后面展开攻击。

王耀云毕竟是一个久经战阵，见过世面的匪首，见遭到前后夹击，立即组织匪部占领山头和隘口固守，企图等到天黑之后逃离。

但打到天黑时，王耀云的部队已经被打得所剩无几，阵地也丢失殆尽，被压缩到元江戛洒渡口一带。

天黑后，因丛林中不便夜战，枪声止息。王耀云不是本地人，道路不熟，夜间也不敢贸然行动。

次日天亮，王耀云组成了4个敢死队，许诺1人给大洋100元，企图杀出一条血路，但敢死队被114团的迫击炮炸得血肉横飞，其政工主任也被炸死了。

此战王耀云匪部一下被打死300余人，被俘200多名，但由于丛林地形复杂，最后王耀云还是带着200余人渡过元江逃走了。他进入东瓜岭的太平掌，投靠了李崇安。

王耀云4月28日发动叛乱时，全团是1400多人，自以为很有本钱，想不到37天后，手下就只剩下丢盔弃甲的200来人，一点底气都没有了，只能寄人篱下乞求李崇安的保护。

更让他感到沮丧的是他一路辛苦想要来背靠的大树李崇安，此时已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

虽然他们合伙后，共同打起了“云南人民抗共军”的旗号，虚张声势，互相打气，但谁都明白这时已到了各自逃命的时候，谁也管不了谁了。

所以在简单地开了一个会以后，便分散潜逃躲藏起来。

鉴于王耀云匪部的有生力量已被歼灭，而滇南、滇东南其他地区的匪情加剧，云南军区和13军将114团调出执行其他任务，把最后歼灭王耀云残部的任务交给了39师115团。

115团在太平掌地区展开搜索，始终没见王耀云的行踪，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群众报信。

部队于是分散到各个村寨做群众工作，两个月后的8月21日中午，太平掌的一位人称“马老爹”的老人，跑到115团团部报告说：“豆峰山上有4匹军马，可能是土匪头子的。”

“马老爹”叫马子安，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土匪杀害了，对土匪有杀子之恨，但过去怕土匪报复，又怕解放军驻不长，所以离部队远远的。

看到部队扎下不走了，胆子就大了。他拉着战士的手说：“李崇安、王耀云土匪害得我家破人亡，土匪不灭，就没有我的活路。我跟共产党走定了。”

从此他到处打听匪首下落，这4匹军马就是他主动搜山发现的。

115团的副政委赵伟（当时团长生病住院，政委、副团长、参谋长相继调到上级机关工作，由他担任剿匪的最高指挥）与3营营长杜天胜判断：

这4匹军马极有可能就是王耀云和他的亲信的，因为只有叛军军官才有马骑。

他当即命令7连立即出动搜山。连长茹志德派2排上了山，只见豆峰山上有4间彝族民居，军马就拴在村外大树下，2排搜遍民房，未见土匪。

突然，副排长赵保山在看到村头一个破衣烂衫的少年，手里提着一个瓦罐，眼中露出惊恐的目光，躲躲闪闪。

赵保山上前和气地用云南方言问：“你给哪个送饭嘛?”少年回答说：“给我家大人。”

赵保山脑子一转，天都快黑了，干活的人都要回家吃饭，哪有天黑往田里送饭的呢？便不再追问，而用眼色示意战士们悄悄跟着他。

战士们不远不近地尾随少年，来到一个山谷里，果然，在一条小溪旁发现有个穿黄军衣的家伙。

那家伙同时也发现了尾随而来的解放军战士，便故意大声咳嗽，给其他土匪发信号。

6班长鲍银好见状，一枪把他捲倒，2排迅疾展开搜索，在一个用芭蕉叶搭成的简易窝棚里，发现抽鸦片烟的烟灯还亮着，这说明土匪没有跑远。

6班沿着一面长满草丛的陡坡往上攀登搜索，班长鲍银好在草丛里一下摸到一个人头，马上用冲锋枪抵着他大喊一声“不准动”。

副排长赵保山和战士燕飞雄拿着绳子赶过来，把这家伙捆了个结结实实，翻过来一看，此人就是王耀云！

晚年，115团副政委赵伟在接受解放军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当晚，我在李润之的堂屋里点上蜡烛，审问王耀云，了解李崇安的下落。

他供认他们的队伍被我军击溃后，他和李崇安分住两处，如果一个被抓走，还有一个，不致同时被俘。又说，他们已经弹尽粮绝，只有束手就擒了。

我又问他，你杀了那么多军代表，杀了那么多干部和群众，你知道你的罪行吗？王耀云沉默了一会儿，有气无力地回答说，知道。

第二天，王耀云就被押到了玉溪。因为他是暂编第13军的人，为了团结教育起义部队，陈赓决定把他交给暂13军军法处审理。

9月18日，在玉溪城里，暂13军军长龙泽汇亲自主持召开追悼烈士、镇压王耀云大会。

被王耀云杀害的军代表和战士的灵牌被摆在临时搭起的灵堂里，龙泽汇带领参加大会的4000多人，向烈士鞠躬致哀。龙泽汇在宣读祭文后说：

“今天追悼烈士，全体同志应学习和改造，全心全意地跟共产党走，为人民服务，为烈士报仇！”

暂13军军法处处长王镇华宣读对王耀云的判决书，在读到“报经云南军区核准，将叛匪王耀云处死刑，立即执行”时，会场上响起了一片“坚决镇压反革命”的口号声。

王耀云被押到了城外的刑场，由谁来执行王耀云的死刑呢？军长龙泽汇与军法处商量后，决定由在王耀云叛变时死里逃生的军代表来执行。

幸存的军代表一共有3位，首席军代表陈正平、驻营军代表杨文学、驻连军代表杨树森。

他们都参加了今天的大会，当王耀云的眼睛与他们对视时，对方眼中仇恨的火焰，烧得他低下了头。

他下令杀害军代表时，是那样的嚣张，那样的自鸣得意，此刻他只能哀叹自己逃不脱善恶的因果报应了，可惜已经没有时间让他来忏悔了，杨树森扣动了扳机……

回头再说金绍云，他躲过了一劫之后，跑到了抚仙湖。在发动反革命暴动前，他号称有3000人枪（实际1000余名），此时只剩下400余人了。

王耀云叛变后虽然没有如约与之会合，但他把进剿部队114团“引”走了。金绍云在抚仙湖建立了自己的巢穴，准备与我长期对抗。

抚仙湖是横跨澄江、江川两县的一个较大的淡水湖，状如先秦古钱币中的刀币，是我国第二大深水湖，平均水深90米，最深处达155米，水质清澈，风景秀丽。

在湖的西南角有一小岛，因其为湖中唯一岛屿，故名曰孤山岛。此岛傲然陡立，顶部距湖面40米，离湖岸最近处约900米。

金绍云把司令部设在孤山岛上，利用岛上的天然洞穴，构成坚固防御体系，自以为踞此即可进退自如，进，可以随时坐船岀去骚扰，退，可以坐船缩回孤山。

还有一点他没有说，就是他的水性极好，号称“水怪”，万一不行，他可以潜水逃生。

抚仙湖

金绍云盘踞孤山岛颇有自信，还因为此岛有一段土匪的“光荣历史”。

上世纪30年代初，江川土匪头子蒋世英占岛为王，在岛上开设了印制假钞的印钞厂和制造枪弹的兵工厂。

当时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亲自指挥，岀动三个团的兵力，还派飞机进行轰炸，打了几个月，最后无功而返。

金绍云给匪徒们打气说：“我们比当年的蒋世英强多了，共产党对我们也无可奈何。”

金绍云在抚仙湖过了近3个月的“太平”日子。1950年9月10,解放军的铁拳砸了过来。

云南军区调集13军37师109团、38师116团2个营以及其他部队共8个营的兵力，统一由37师师长周学义指挥，对金绍云匪部进行合围进剿。

攻击孤山岛金绍云巢穴的任务由109团配属116团一部承担，由109团团长顾永武指挥，封锁抚仙湖外围的任务由其余部队承担，由116团团长裴全江指挥。

抚仙湖孤山岛

在渡江战役中，109团曾经用木船渡江，抢占了国民党军队严密防锁的江心岛。

照说现在要拿下这个小小孤山岛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目标完全处在我炮兵和重机枪的火力射程之内，只要有岸上的火力掩护，登岛是比较容易的事。

但作战中最大的敌人不是对面的敌人，而是自己的轻敌麻痹思想。

在排以上干部会上，马子安政委反复强调，这股土匪拥有一批反共反人民的死硬份子。我们千万不能因为部队曾强渡黄河、杀过长江而轻敌。

因此，109团战前准备工作做得很扎实。通过当地政府征来了船只，找到了水手，都是当地湖上富有经验的渔民。

对船只被打漏以后，如何封堵也专门进行了训练，准备了堵漏的木塞、棉絮和舀水的葫芦瓢、木瓢；还专门练习了船上射击和攀岩的本领。

经6天的战前练兵后，9月8日凌晨5时整，小孤山攻坚突击队分乘24只木船，在炮兵和10多挺重机枪的掩护下，仅用15分就强行登陆成功，占领了滩头阵地；

接着通过正面佯攻，两翼攀登穿插的战法，两个连队用带来的梯子、绳索攀上悬崖占领了山顶，土匪后背突遭打击，顿时晕头转向，乱了阵脚。

小孤山上一片“缴枪不杀”“把金绍云交出来”的喊声。在一个岩洞里抓出了匪主力团团长宋秉宽，解救出被土匪掳掠上山的良家妇女。岛上土匪被全歼，但没有找到金绍云。

搜遍小孤山，不见金绍云，清点土匪尸体，里面也没有金绍云。他到哪里去了呢？

有一个被土匪抓到小孤山的船工告诉团长顾永武：“金绍云带着他的亲信，乘船往东北方向跑了”，并说“走的时间不长，我带你们去追。”

顾永武赶紧用电话和报话机通知沿湖警戒部队和湖中的巡逻船只，注意搜索，强调“一定要活捉金绍云”。

顾永武乘船来到湖上，指挥湖上搜索，当日碧空万里，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湖面上远处有一个小小的黑点，很有可能就是金绍云乘坐的船只。

顾永武

他立即命令身边的6连船只向东北方向猛追。6连连长赵成昌带着3排的3只小船，奋力向前，船小速度快，很快就接近了匪船。

赵连长鸣枪示警，喊话让他们停下来，匪船不但不听警告，反而划得更快，而且突然向我开火，我一名船工牺牲，两名战士负伤，赵连长乘坐的木船也被打了3个窟窿。

他一面组织火力还击，一面让战士堵漏，仍然死死盯着匪船不放。

在距离匪船不到50米时，赵连长命令8班、9班的两条船分别向两侧迂回，喊话令土匪投降，匪船继续顽强抵抗，于是我3条船的3挺轻机枪同吋向匪船开火。

匪船哑火了，我正要靠上去抓俘虏，突然从匪船的船舱里跳出一个大个子土匪，端起机枪向我扫射。

这时，团长顾永武也坐船赶到了现场，给部队提供情报的船工叫道：“金绍云，他就是金绍云。”

晚年顾永武回忆剿匪往事

顾永武大声喊：“抓活的，不要打死他！”并做手势让战士不要开枪，谁知他的警卫员却沉不住气，一枪打过去，金绍云手中的机枪掉落在船上。

顾永武靠近6连连长赵成昌的船，再次向他交代，“一点要抓活的，交给群众审判，要用他的头祭奠被他杀害的130位烈士。”

6连的3条船靠近了金绍云的船，在伸手就可以抓俘虏的瞬间，金绍云拿着一支手枪纵身一跃，跳入了抚仙湖中。

眼看俘虏抓不成了，6连通信员丁生根对准金绍云落水的地方就是一梭子，其他战士也一起对水中开火。

都以为这下把他打死了，哪知金绍云不愧为“水怪”，几次从水里冒出头来，吸一口气又钻进水里，吸一口气又钻进水里，多轮射击也没有打中他。

连长赵成昌发火了：“团长说要抓活的，谁要你们开枪了，谁再开枪就处分谁。”

金绍云水性再好，也不是两栖动物，来回折腾10多次后，浮出水面的他已脸色苍白，如死人一般，两只胳膊无力地划着水，再没有潜水的能力了。

赵连长伸出一根竹竿让他爬上船来当俘虏，没料到他抓住竹竿喘息了一阵，又一头扎进了水里。

7班长刘文学见此情景，没及报告，便飞身跃入水中，与金绍云展开搏斗。

一会，刘文学抓住金绍云的头发浮了上来，不等他喘气又把他按下去，反复按了几次后，金绍云终于被呛得失去了抵抗能力，老老实实地被擒上船来。

金绍云被抓的消息传遍了抚仙湖周围，老百姓抬着整猪整羊和抚仙湖的大头鱼赶来剿匪部队慰问。

因金绍云被抓，岸上的土匪失去了首领，纷纷岀来登记投降，金绍云股匪至此宣告灭亡。

9月17日，109团在玉溪召开了公审大会，金绍云随他的把兄王耀云去了，他和王耀云在同一个会场受审，在同一个地点被枪决。

三大匪首，王耀云、金绍云已不复存在，还剩下一个新“东山大王”李崇安。

如前所述，他与王耀云合伙后，两人分散行动。李崇安改攻城略地的方针为隐蔽游击打持久战：

“我们要用共产党的办法对付共产党，让他们进山容易出山难，把他们拖垮，拖不垮也要饿垮病垮。”可简称为“三垮”战术。

李崇安的这一套的确厉害。因山路曲折，又屡遭伏击，我后勤供应经常中断，许多连队没有粮食做饭。

有的连队天天喝稀饭，有的连稀饭也喝不上，只能用竹笋、芭蕉心、洋丝瓜充饥，官兵体力严重下降。

云南的气候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在山下热的流汗，到山上冻的发抖，官兵只穿着单衣，又没有蚊帐，饱受蚊虫叮咬之苦。

一时疟疾、痢疾流行，整排、整班地病倒，个别的甚至病死了。

他的“三垮”战术初见成效。要粉碎“三垮”战术，唯有依靠群众。

军民关系如鱼水，眼下的问题是“水”被李崇安控制了，不让“鱼”进“水”。

这里是“东山大王”的老巢，长期的反动宣传，使老百姓视解放军为洪水猛兽，加上极其残忍的杀戮政策，谁接近解放军就杀谁，群众见我就躲。

有天，战士碰到一个老百姓，和和气气地向他问村里的情况，他一个劲地摇头，说了句“听不懂”，突然一下滚下山坡逃走了。

干嘛这样？他要不跑，被土匪发现就有杀身之祸。在太平掌，115团7连发现有4个老百姓被绑在树上，腹腔被破开，肠子流了一地，惨不忍睹。

调查得知这4名群众，也不过就是与剿匪部队说了几句话，土匪就将他们杀了。

我们讲鱼水关系，李崇安讲“石水关系”：“解放军是河里的水，我们是河里的石头，水一流就走，石头永远在”。

他这个谬论倒从反面启发了剿匪部队：我如果不落地生根当“石头”，群众就发动不起来。

因此，剿匪部队除留少数机动兵力外，全部分散驻到村寨，并组成了由地方干部、军队干部和开明士绅参加的剿匪委员会，落地生根当“石头”了。

当地群众最大的困难是缺盐吃，部队便先把解决这个困难作为群众工作突破口，武装护送运来盐巴发给群众。

吃上了解放军送的盐巴，又看到官兵天天为群众做好事，还养起了猪，种起了菜，看来不像李崇安说的是河里的水，一流就走了。

渐渐地，群众开始来看部队宣传队演节目、讲政策了。如此耐心工作两个月后，终于有人向部队报告匪情了。

女战士为群众表演节目

7连连部的房东是一位老大妈，家里缺柴烧，战士每天搜山回来，都给她带回柴火，时间一长，她说出了儿子刀子美也在当土匪，并上山把儿子叫了回来，交出了一支“二十响”。

刀子美对7连干部说：“你们这么好，李崇安却说你们共产共妻，我过去是上他的当了。”

7连1班的房东也是一个老大妈，开始无论怎么做好事，她都是不理不睬，表情木然。

一天在打扫院子时，战士在院子角落里的柴火堆中发现了一只小口袋，口袋里装着15块银元和30个铜板，这是他儿子在被土匪抓丁时，悄悄藏下来的，老大妈根本不知道。

在战士把这只小口袋交给她时，她终于被感动了，说，“李崇安说解放军见银元就没收，原来是骗人的。”

她主动为战士烧开水，晚上还为战士烧洗脚水。几天后她上山把儿子叫了回来。

115团团直炮连炊事员郭德明在追剿土匪途中掉了队，因背着个大行军锅，在密林中行动很不便，没能追上部队，于是敲开了一户老乡的门。

开门的老大妈见他真是解放军，便把他让进屋里，藏在堆杂物的阁楼上，把行军锅埋在柴火堆里，并告诉他土匪经常来这里查，你藏在那里千万别乱动。

果然，天亮后就有两个土匪跑到这家来搜查，用枪头抵着她，追问是否见到了解放军，被老大妈沉着冷静地应付过去，郭德明在她家藏了一整天。

第二天，她听说附近有解放军的部队，土匪跑到外面远处山上去了，便找来邻居张世宾挑上行军锅，带郭德明安全找到了部队。

群众基本发动起来后，土匪在山上就很难藏身了，一些中小匪首也开始动摇。

匪大队长刀文宽解放后当了人民政权的乡长，在李崇安的蛊惑下叛变为匪，害怕回来会把他当叛徒处决。

部队委托开明绅士三次前去劝说，他终于消除了顾虑，带着队伍下山投降了。

另一匪大队长陶国忠不听劝告，部队侦知其巢穴，一举将他击毙。

两个都是大队长，态度不同，下场不同，消息通过匪属传到山上，投降自新的人越来越多。

李崇安见匪部动摇，谣言破产，只有更加疯狂地报复。

有一个自新的土匪被他派人偷偷杀害了，一个进步群众的耕牛被砍掉一条腿，一个他认为被“赤化”了的村寨竟然被放火焚毁。

为回击李崇安的“白色恐怖”，经上级批准，115团在李崇安的老巢太平掌召开公审匪首和政策兑现大会。

大会上，解放军当场枪决了他的情报处处长李道能和刽子手饶继周，释放了一批经教育后愿意悔改的匪中队长、大队长。

政策兑现的影响巨大。第二天，李崇安的参谋长带着“云南人民抗共军”的印章下山投降了。

连大印都让人交给解放军了，李崇安惶惶不可终日，准备远走高飞。

往哪里逃呢？李崇安自认为从戛洒渡口逃出去最保险。戛洒是一个傣族集镇，这里有他一个“江防大队”，匪大队长是白忠明、白志昌，他俩和手下匪众都是傣族人。

但此时已非彼时，这里的万亩良田全部被李崇安霸占，剿匪部队发动群众算土地账，算得群众靠拢了解放军，匪众也纷纷洗手不干了。

两个大队长一看手下的兵都跑光了，为争取宽大也投降了。

剿匪部队在戛洒镇的各个村寨都建立了情报组，做到了耳聪目明。

李崇安偷偷摸摸地来到戛洒渡口，联络不上他的“江防大队”，便找到他的一个佃户，要他扎一个竹筏送他过江。

佃户借口要找人帮忙，出门就跑去向剿匪部队报告了。李崇安预感不妙，在佃户出门后，就悄悄溜了回去。

戛洒渡口

他逃到了恩乐大山，发现这里有解放军在搜山，便一天换几个地方躲藏，风声鹤唳，惊恐万状。

10月6日晚，一个放牛的老头跑到115团7连连部报告说：“我亲眼看到，李崇安带着两个狗腿子躲进曼空石洞里。”

指导员程永耀一听大喜，可部队都被连长带去搜山了，连部只有文书、司号员、文化教员和3个病号，算上指导员一共才7个人。

机不可失，他带着这7个人连夜赶去，把曼空石洞包围起来。天明时，病号之一的8班长贺仁义握着手榴弹进入洞内，土匪打了两枪就再没动静。

一会儿，他把一个蓬头垢面的家伙拖了出来。这家伙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像个死狗。问他叫什么名字，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叫李大保，做小生意的。”

也许他饿昏了头，连慌都撒不圆，文化教员陈文贤掏出一个小本，里面夹着李崇安的照片，对着照片一看，大声说：“李崇安！不要再装蒜了。”

那家伙突然动了一下，轻声说：“是我，是我。”

他的随从也一个个从洞里被拖了出来，全都饿得奄奄一息。在命令他们站起来下山时，李崇安央求说：“请你们先给我一碗饭吃，然后再枪毙我。”

他的“三垮”战术之一是把解放军“饿垮”，没想到最后被饿垮的是他自己，饿得只怕饿，而不怕死了。

在李崇安被架下山被送到戛洒镇时，傣族群众载歌载舞，欢庆胜利。

李崇安被抓13天后，他的副总指挥、大特务吕宜文被115团8连4班在木厂击毙。至此，所谓“云南人民抗共军”彻底覆灭。

115团7连因先后活捉了王耀云、李崇安两大匪首，滇南卫戍区（13军兼）给该连记大功两次，云南军区授予其“剿匪英雄连”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