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四年（1647年），博洛晋多罗郡王，顺治六年（1649年）晋亲王，顺治八年（1651年）晋封为和硕端重亲王：顺治元年（1644年），尼堪晋多罗贝勒，顺治五年（1648年）晋多罗郡王，顺治六年（1649年）晋亲王，顺治八年（1651年）晋封和硕敬谨亲王。

博洛、尼堪的这段晋升历程隐含玄机，也是一个冷门且重要的知识点。

清初宗室分封有一个基本原则，嫡出子，年龄小功劳低或没有功劳，也可封为第一等的和硕亲王；庶出子，年龄再大功劳再高，也很难获得和硕亲王封号，其爵位普遍要低很多。

努尔哈赤的庶出儿子们就因为身份低，最高的只能封多罗贝勒爵，多数封第七等的镇国将军，身份低者甚至不封。

皇太极改元称帝，重新制定了宗室分爵的规则，其中就明确指出：“定庶子受封制，凡皇子系庶妃所生者，封镇国将军。”比如阿拜、汤古岱、塔拜都是皇太极的长兄，年龄更在多尔衮、多铎之上，但他们皆因庶出而被封为镇国将军。

嫡子的情况与庶子差距十分巨大，多尔衮、多铎就是最好的说明。多铎是努尔哈赤的幼子，9岁那年就被封为旗主了。努尔哈赤驾崩后，13岁的多铎正式成为一旗之主。多铎被封为旗主，是凭借嫡出的身份，进而才能在崇祯九年（1636年）封为和硕亲王，实际上与他所建立的军功并未多大关系。

铁帽子王

遍观清初八个铁帽子王（除硕塞外），其实都是嫡出身份，不能否认这些开国诸王的确功绩非凡，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亲王、郡王爵位，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嫡出。

清入关之后，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皇子庶出身份得以提高，庶出者照样也可以封王，但所谓的庶出仍只限于庶妻中的高身份者，即侧室所生子。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硕塞。

硕塞是皇太极侧妃叶赫纳喇氏所出，于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封多罗承泽郡王。这一年硕塞才16岁，尚没有参加过征战，毫无军功可言，其封王原因完全是因为他是太宗皇子、当朝皇帝皇兄。在册封硕塞的诏书中写的也很清楚：“尔乃太宗之子、朕之庶兄，当兹国庆，宜笃懿亲，特授以册印，封尔为多罗承泽郡王，本支百世，与国咸休。”

硕塞此后参与征战，并于顺治八年（1651年）晋封和硕亲王。但基本可以肯定，硕塞如果没有凭借皇子获得的郡王爵位，仅凭借不太突出的军功，是不可能获得最高的和硕亲王爵的。

博洛、尼堪是阿巴泰、褚英之子，与顺治皇帝皆为太祖孙辈，他们并不具备皇子的身份，所以获封亲王的难度较大。

爱新觉罗・博洛

博洛是阿巴泰之子，早在天聪年间就随军出征，崇祯九年（1636年）封固山贝子。入关初，他又参加镇压农民军、江南福王南明政权的战争。后来还两次担任主帅，一为征南大将军，率师平定福建；二为定西大将军，平定山西。顺治四年（1647年）博洛晋多罗郡王，顺治六年（1649年）晋亲王。

需要注意的是，晋亲王与晋封和硕亲王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博洛并非皇子，所以地位不能与那些嫡出的和硕亲王相比。和硕亲王在官方史料中称为“大藩”，不带“和硕”号之亲王不列大藩。这一点就和关外时期的“大贝勒”与“贝勒”的差别一样。

尼堪是褚英之子，他的封爵过程与博洛类似，也曾在入关前多次参战，担任过统兵主帅，后在任定远大将军征西南李定国时阵亡。

尼堪崇祯九年（1636年）封固山贝子，入关后顺治元年（1644年）晋多罗贝勒，顺治五年（1648年）、顺治六年（1649年）先后晋多罗郡王、亲王。同样，他的亲王也不带“和硕”号。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才正式晋封为和硕敬谨亲王。

博洛、尼堪可以说实打实的靠军功晋封为和硕亲王的，而且他们与硕塞都在同一时期受封。可是比较起来，硕塞是凭皇帝本宗、顺治帝皇兄的身份。若单论军功，硕塞从未担任过主帅大将军，其战功根本无法与博洛、尼堪相比。

爱新觉罗・硕塞

博洛、尼堪已经取得了和硕亲王的爵位，是不是证明他们与硕塞已经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这一点通过博洛、尼堪薨逝后和硕亲王爵的承袭就明白了。他们薨逝后，儿子第一次承袭的爵位仍是和硕亲王。但是此后因诸多原因，袭爵的子孙一降再降，直到公爵甚至以下。而硕塞薨逝后，亲王爵位不降等，后来还得了个世袭罔替的铁帽子王。

嫡出王爵实行的是不降级承袭原则，即使是子孙后代犯了罪甚至是死罪，也只能将犯罪人革爵，沿袭下来的王爵并不除爵也不降爵。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得知，所谓的“铁帽子王”其实并不是指他们立下了多大军功，他们头上的那顶铁帽子，归根结底还是因嫡出所得，这一点是需要引起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