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修水——宋 黄庭坚故里
陈寅恪（1890.7.3-1969.10.7），字鹤寿，江西修水人，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早年在海外求学，学识渊博，学贯中西，不问名位文凭，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与吕思勉、陈垣、钱穆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金明馆丛稿》《柳如是别传》《寒柳堂记梦》等。
陈寅恪像
一、世代书香，留学海外
陈寅恪籍贯为江西义宁(今江西省修水)。义宁陈氏一族源远流长，是唐昭宗御笔亲题的"旌表义门陈氏"之后。清朝康熙年间，陈寅恪六世祖从福建上杭辗转迁徙至江西义宁定居。经过几代的苦心经营，作为客家居民的陈氏家族逐渐在义宁立足，并且繁衍成书香门第。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是晚清维新派名臣，曾任曾国藩幕僚，甲午战争期间，光绪皇帝曾召见陈宝箴，询以战守方略，所奏甚合帝意，后授任为湖南巡抚，成为镇守一方的封疆大吏。他大力推行新政，开设时务学堂，办矿务，出刊《湘学报》，整顿吏治，革除旧习，启用、推荐维新人物谭嗣同、梁启超等，一时湖南风气大开，各项新兴事业次第蔚起。
陈宝箴与陈三立及陈寅恪子孙三代像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秋，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陈宝箴作为地方督抚中推行新政最力者被"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是陈宝箴的长子。清光绪十二年进士，授吏部主事。曾参加戊戌变法，与谭嗣同、吴保初、丁惠康并称“维新四公子”，后与父亲一同被革职，隐居江西，致力于诗歌写作，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在西湖之畔的净慈寺特地拜晤了陈三立，传为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话。清光绪十六年五月十七日（1890年7月3日），位于湖南长沙通泰街的陈宝箴府第诞生了一个男孩，因生于农历庚寅年，排行为恪字辈，祖母黄氏为其取名寅恪。
青年时期的陈寅恪
陈寅恪出生在世代书香之家，自幼饱读诗书，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等名流，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为陈寅恪兄弟打下深厚的国学根基。1902年，13岁的陈寅恪随长兄陈衡恪（即著名画家陈师曾）自南京经上海赴日留学。与陈寅恪兄弟同时到日本留学的，还有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及附设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其中包括周树人、周作人兄弟。他们到日本后，一同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这是一所为中国留学生学习日语和各专业的补习学校。
日本富士山
1905年，陈寅恪因患脚气病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1910年，陈寅恪自费赴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伊士大学和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游学。在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学习期间，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结识了欧洲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和。伯氏精通汉、藏、蒙、突厥等十四种语言，并拥有大量敦煌莫高窟的经卷，在法兰西学院讲授敦煌学。与伯希和结识之后，陈寅恪第一次有机会大量接触到以敦煌文献为主的各种新材料，学术眼界大为拓宽。然而正当陈寅恪在学术上大有进展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之中。1914年，陈寅恪不得不匆忙回国。
巴黎埃菲尔铁塔
二、再度游学，扬名清华
当时民国初建，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大位。他不放心倾向革命，拥兵自重于云南的蔡锷，将他诱调至北京，封为“始威将军”，委以参政院参政、经界局局长等虚职。蔡锷曾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与陈家系世交。1915年春，陈寅恪赴京任蔡锷的秘书，主要工作是翻译东西方有关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图书资料，探讨中国经济界发生的问题及解决办法。袁世凯妄图复辟帝制后，蔡锷秘密潜出北京，绕道日本，进入云南，组织护国军，高举护国大旗，反对袁世凯复辟。陈寅恪也很快离开了北京。回到湖南后，在父亲陈三立向湖南督军的谭延闿推荐，陈寅恪出任省长公署交涉股长。短暂的仕途经历，使年轻的陈寅恪厌倦了官场的勾心斗角，他决心离开这是非之地，继续回归他的书斋。
蔡锷戎装像
1918年秋，陈寅恪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他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后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师从吕德施教授继续深造梵文等中亚语言文字。留学期间，陈寅恪把全部精力用来读书，以至于有人把他和傅斯年俩人比作"宁国府大门口的一对石狮子”，整天沉迷在图书馆中。在"许多留学生都以求得博士学位为鹄"的世俗风气中，陈寅恪与傅斯年一样，连个硕士学位也没拿到。但是，陈寅恪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没有人不佩服他的学问渊博。他国学根基深厚，国史精熟，又博览群书，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涉猎了许多人文社会学科，构建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成为我国近代学贯中西，独树一帜的学术泰斗。
柏林大学
民国十四年（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并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大学的前身是20世纪初用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1909年8月，清政府内务部把北京西北郊一座荒芜的皇家园林清华园拨给学校作为校址，故名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清华学校。1922年4月，曹云祥出任校长，筹备将清华学校升格为大学，成立大学部。在一段时间内，清华学校中形成留美预备部、大学部、国学研究院三部并存的局面。曹云祥校长动员胡适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并主持院务。胡适谦辞并推荐说：“非一流学者，不能做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梁启超）、王静安（王国维）、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
曹云祥校长像
1925年2月，曹云祥校长聘请留美学者吴宓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他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很快聘请到著作等身的学界泰斗梁启超、王国维来校任导师，但章太炎拒绝了邀请。后吴宓又聘请到了哈佛大学哲学博士、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在聘请陈寅恪时却遇到了不少周折和麻烦。因为陈寅恪尽管留学多年，学贯中西，但却一无学历，二无学位，三无著作，在国内也没有什么声望。但是，吴宓在哈佛大学留学期间，曾与汤用彤、陈寅恪一起，被誉为“哈佛三杰”。他认为陈寅恪“最为学博识精”，极力向曹云祥校长推荐，梁启超也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曹云祥终于同意以薪资四百元邀请陈寅恪至国学研究院任导师。
吴宓像
1926年7月7日陈寅恪抵达北京，住在西河沿新宾旅馆。当天吴宓亲往拜访，第二天又亲自接他到清华报到，并安排住在工字厅的西客厅。工字厅是原皇家园林清华园的主体建筑，原名工字殿。因其前、后两大殿中间以短廊相接，俯视恰是一个工字故得名。清华初建校时，它是学务处所在地，后来成为学校文化娱乐和交往应酬的中心。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曾在后厅下榻。清华国学研究院继承中国古代书院的办学传统，吸收英国牛津等名校实行导师制的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国学人才。36岁的陈寅恪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成为后来人们常常提起的清华四大国学导师。他们之间惺惺相惜，关系融洽。陈寅恪曾给研究院学生撰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有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敬重，也有对学生的期望。
吴宓与清华四大导师
三、邂逅知音，满门忠烈
陈寅恪多年在外游学，专心学术，无心考虑个人问题，一直没有婚娶。当时，很多教授住在南院住宅区。不久，陈寅恪也住进南院一号，赵元任与杨步伟夫妇住南院二号，两人相邻。陈家与赵家是世交，陈寅恪平时在赵家“搭伙蹭饭”。杨步伟每天都做出可口的饭菜，还帮陈寅恪料理家务，陈寅恪觉得方便多了。饭后他们常一起聊天，有时王国维也来参加。大师们这种放松式的学术聊天，使他们互有启发，相得益彰。当时已是“大龄”的陈寅恪，连恋爱经历也没有。同事、朋友也很着急。直到其父陈三立警告：如果再不结婚，就直接下聘礼。果然这句话很奏效。陈寅恪接触的西方教育，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很是反感，于是就只能恳求父亲延长时间以便安排张罗相亲。没想到，陈寅恪因为同事家里的一幅字画找到了一生的灵魂伴侣。
清华园
在一次和同事的聊天中，说到北大有一个女老师叫唐筼，她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画，在画的下方落款是“南注生”。同事请教陈寅恪。陈寅恪本身就是一部活字典。他很快就说出唐筼家中的画是清代官员唐景崧的作品。唐景崧是清同治四年进士，是一位爱国将领，曾任台湾巡抚。陈寅恪读过唐景崧写的《请缨日记》，心中对唐景崧的才学和爱国情怀很是敬仰。如果能见到他的后人，那真的是一件好事情。陈寅恪立马请同事帮忙联系。终于，在中间人的牵线下，陈寅恪和唐筼约好在北京中山公园见面。那天，两人如约见面了。陈寅恪穿了一件长衫，和陈寅恪想象的一样，唐筼就是唐景崧的亲孙女，是一位秀外慧中的新女性，在北师大教书，是鲁迅妻子许广平的老师。
唐筼像
唐筼性格内向，专注学术，一直不把谈婚论嫁放在心上，也是一个30岁的“大龄”姑娘。同样性格的两人见面后，居然聊得轻松，相见恨晚。直到天黑分开时，还依依不舍的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1928年，陈寅恪和唐筼在双方父母的催促下喜结连理。次年，陈寅恪迎来了两人的爱情结晶，本来是件高兴的事。没想到，却给幸福的小家带来痛苦。原来唐筼从小就患有心膜炎，生育的痛苦使之成心脏病。虽然抢救及时捡了一条命，但从此也被这病折磨一生。为了让陈寅恪专注研究，唐筼辞了工作，一边养病一边在家相夫教子。三口之家度过了一段平静和美的日子。后来，唐筼为了给陈家延续香火，又冒着生命危险，相继生下了二女儿和三女儿。
陈寅恪去哪家照
1929年前后，陈寅恪在城里西四牌楼周边的姚家胡同租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座有三个院子及一个小菜园的住宅。1934年，年逾八旬的陈三立来到北京，住在正院堂屋东侧主卧室。当时陈寅恪的大哥、著名画家陈衡恪（陈师曾）已去世，大嫂住在西屋。陈寅恪及家人平日住清华园寓所，周末及假期乘车回城与父亲团聚，住在东跨院内。陈三立曾游西山，看到被八国联军破坏的园林遗址，他义愤地连叹“国耻”！面对日寇日益猖獗的侵略行为，平日性格恬淡的陈寅恪，也表现出刚烈而深沉的爱国热情。早在“一·二八”事变之前，他便将长女、次女分别命名为琉球、小澎，要自己的女儿们“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本属于中国的台湾、澎湖”。他曾作诗多首，表现对日寇侵略的谴责和对民族命运的担忧。
圆明园遗址
而耄耋之年的陈三立对当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形势也深感忧虑。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他爱憎分明，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辅佐溥仪建立伪满政权。陈三立痛斥他“背叛中华，自图功利”。他在再版自己的诗集《散原精舍诗》时，愤然删去郑孝胥所作之序，以示断交。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日军多次游说陈三立与他们合作，均遭到严词拒绝。一天又有一汉奸上门，他呼喊佣人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五日不食，忧愤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陈寅恪携妻女于1937年11月初，离开北京，结束了他十二年的清华学术生涯。
陈三立像
四、辗转西南，回归清华
陈寅恪离京后前赴长沙，在长沙临时大学任教。由于战局变化，1938年，长沙临时大学奉命迁往云南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陈寅恪从衡阳转到广西桂林，再乘船抵达香港并取道安南到云南西南联大授课。同年8月，陈寅恪在西南联大开学之前抵达昆明，担任文学研究所史学组导师，次年6月主持文学研究所的口试招生工作。在西南大学任教期间，就连一概狂傲的国学教授刘文典也对学问如渊似海的陈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点造次。他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多次对学生说: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的敬佩。刘文典对人宣称，西南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冯友兰，他和唐兰算半个。
西南联大旧影
刘文典对讲授语体文写作的作家教师沈从文甚有偏见。当他获悉联大要提升沈为教授时勃然大怒，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某日空袭警报响起，师生们争先恐后到处跑，刘文典忽然想起他"十二万分"佩服的陈身体羸弱，视力不佳，行动更为不便。便匆匆率领几个学生赶赴陈的寓所，一同搀扶陈往城外躲避。而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面露不悦之色，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你们跑是为了未来，沈从文替谁跑啊?"
刘文典像
在长期的颠沛流离和日夜研读中，陈寅恪右眼视网膜脱落，近乎失明。其妻子唐筼和女儿身体状况同样欠佳。由于战时医疗条件较差，而未能将陈寅恪的眼病根治。陈寅恪靠着对知识的记忆和毅力完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这些著作使他跻身于世界著名史学家之列。1939年春，牛津大学正式聘请陈寅恪为该校的汉学教授，并授予他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的职称.陈寅恪成为牛津大学建校以来第一位中国人专职教授。同年6月22日，陈寅恪从昆明出发抵达香港，准备前往英国，但由于二战爆发而终止行程。
英国牛津大学
重返昆明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3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授予陈寅恪新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学术研究社科类一等奖，同年4月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聘为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因不满蒋介石指定顾孟余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于是离开重庆返回香港。11月，陈寅恪被聘为香港大学哲学客座教授，次年担任中国史教授。1942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并攻占香港，陈寅恪辞职闲居。日本人曾持日金四十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被坚决拒绝。虽然生活贫困但仍保持文人气节。1942年，陈寅恪一家终于回到了内地。由于路途的奔波和劳累，1944年，陈寅恪的一双眼睛失明了，丈夫突发意外，唐筼温柔的对他说：“我就是你的眼睛”。
陈寅恪手书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但由于此前在国内进行过一次不成功的手术，再经英医诊治开刀，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陈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1949年返回祖国。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专程到南京看望他，并聘请他重回清华任教。1946年10月，陈寅恪夫妇携小女儿美延自南京北上，重返阔别九年的清华大学，出任清华大学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兼任燕京大学的研究院导师。当时清华园受日军破坏，一派破败，尚未恢复。学校将他们一家安排住在条件较好的新南院52号。
梅贻琦像
校长梅贻琦见陈寅恪身体病弱，双目基本失明。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学校给他配了两名助手，讲课就在他家稍大的一间房内，以免奔波劳累。陈寅恪始终把上好课当作自己神圣的职责。即使是讲过多次的熟悉课程，课前他也要参考多种典籍和资料，反复思考，认真备课。课后要助手们去征求学生意见，然后再修改讲稿。陈寅恪没有门户之见，不管向他求助或求教的学生来自哪所学校，或是出自哪位老师门下，他都会不图回报地给予耐心指导或帮助，希望他们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他对在学术上崭露头角的后辈，更是倾力相助。比如对季羡林，周一良等学生，他都给予过悉心帮助指导，展现了一代大师教书育人的风范。
授课中的陈寅恪
五、南迁广州，魂断岭南
陈寅恪重返清华园时，内战已经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北平的冬天气候严寒，新南院住宅虽装有供暖设备，但学校资金短缺，无力供暖。陈寅恪体弱畏寒，也无钱购煤取暖。知道此事的北大校长胡适想赠一笔美元供他买煤取暖，陈寅恪却坚辞不受。最后，陈寅恪决定将自己珍藏的图书卖给北京大学，以换取购煤之资。1948年12月，平津战役激烈进行，清华园内人心惶惶。南京政府拟定了一个所谓“抢救计划”，组织北平学者南迁，陈寅恪是被接的重点人士。此时他对国民党政权已十分失望，不愿再与其合作。正在犹豫之间，他的妹夫、时任国民党交通部长的俞大维催促他离京。
俞大维估计北平会有一战，他担心陈寅恪一家的安全，特捎来口信，要陈寅恪务必随胡适一起搭乘飞机离京。仓促中，陈寅恪只带了简单的行李，于12月15日和家人一起在南苑机场搭上了南下的飞机。陈寅恪百感交集，途中赋诗一首，其中一句为“去眼池台成永诀”，表明这一去，可能很难再回古都了。他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请，在南京住了一晚，便到上海，接着乘海轮去了广州。1949年1月19日，陈寅恪一家到达广州，在岭南大学任教。从此开始在广州长达二十年的生活。
岭南大学旧影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曾几次邀请他回北京工作，都遭到了他的婉拒。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在亲自给高年级授课的同时，他又写了多篇论文，继续向学术高峰攀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次运动中，陈寅恪因其特殊的学术地位以及身体等原因得到保护，没有受到大的冲击，生活上也受到很多优待。郭沫若、周扬、胡乔木、陶铸等人都到中山大学看望过他。但在上世纪60年代末，陈寅恪还是遭到严重冲击和摧残。他的身体健康状况迅速恶化。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去世。他的夫人唐筼料理陈寅恪的后事后不久，于11月21日晚，因突发脑溢血，追随丈夫而去了。
中山大学陈寅恪故居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寅恪开始得到公正评价，中国文化学术界和世界史学界，掀起一股“陈寅恪热”。然而陈寅恪身后的最后一件大事——安葬，却费尽周折，直到34年之后才最终解决。2003年6月16日（农历五月十七日）是陈寅恪113岁诞辰，陈寅恪夫妻合葬于庐山松门别墅旁的一座小山上（他父亲陈三立曾住过五年，现在属于庐山植物园）。植物园将墓址所在的小山岗命名为“景寅山”（景仰陈寅恪之意）。当天，在新建的墓前举行了简朴的落成仪式，陈寅恪夫妇终于叶落归根，入土为安。
庐山植物园——陈寅恪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