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武侠大师笔下的“侠”虽同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侠义精神，但在具体内涵、表现形式和哲学基础上存在显著差异。

梁羽生提出“以侠胜武”，强调“侠是正义行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即为侠”。其侠客多具儒家入世精神，如《白发魔女传》中练霓裳为家国大义牺牲个人情感，《大唐游侠传》中段珪璋以武止戈。这种“侠”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常以维护社会公平、反抗压迫为己任，甚至带有理想化的集体主义色彩。

金庸在梁羽生基础上深化侠义，提出“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郭靖），但更注重人物在道德困境中的挣扎。例如张无忌的优柔寡断、杨过从叛逆到救世的转变，均体现对“侠”的辩证思考。金庸的侠兼具儒家济世情怀与道家超脱智慧，如《笑傲江湖》中令狐冲对权力桎梏的反抗。

古龙笔下的侠客常游离于传统道德之外，如李寻欢为朋友放弃爱人、傅红雪背负仇恨却寻求救赎。其“侠”更关注个体自由与人性真实，如《小李飞刀》中“正义的代价是孤独”的命题。古龙通过浪子形象（如楚留香、陆小凤）探讨人在江湖中的生存哲学，侠义行为常伴随对自我存在的追问。

侠客形象 高大全，如张丹枫的完美君子 复杂矛盾，如郭靖的忠厚与杨过的偏激 飘逸孤傲，如李寻欢的忧郁与陆小凤的洒脱。

行为动机 明确的正义目标（如反侵略、除暴安良） 家国情怀与个人情感交织（如乔峰的民族认同危机） 内心孤独与自我救赎（如傅红雪的复仇执念）

社会关系 多依附门派或历史事件（如天山派、宋辽之争） 融入历史洪流（如《射雕》中的宋金对抗） 超越门派，聚焦江湖恩怨与个人情仇。

其侠义观根植于儒家“仁政”思想，强调“除暴安良”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手段。例如《女帝奇英传》中李逸反抗武则天，既是对暴政的批判，也暗含对理想君主的期待。

金庸将佛家因果（如谢逊的赎罪）、道家无为（如张三丰的太极）融入侠义精神。例如《天龙八部》中“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宿命感，体现对人性局限的深刻洞察。

古龙通过“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等命题，揭示现代人的生存焦虑。其侠客常面临身份认同危机（如萧十一郎的边缘性），体现对传统价值观的解构。

梁羽生的侠是传统士大夫精神的延续，以集体利益为最高准则； 金庸的侠是儒家与现代性的调和，在历史厚重中探讨人性深度；古龙的侠是后现代的个体觉醒，以孤独与自由解构传统侠义。

三者共同构建了武侠文学从“集体正义”到“人性本真”的演变脉络，而梁羽生作为新派武侠鼻祖，其“以侠胜武”的理念至今仍为武侠创作提供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