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的讲，崇祯算不得昏君，还有一点小可怜。毕竟他勤政如雍正，节俭如杨坚，为大明努力过，挣扎过，君王死社稷也是他烙上去的。

这也是他风评远超其他亡国之君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殉国前的那句“皆诸臣误朕也”却是滑天下之大稽。大明亡国并非什么臣有负于君，而是君对不起臣，毕竟他不是傀儡之君，19岁登基就能轻松愉快的铲除魏忠贤一党，崇祯一朝，他始终牢牢把握着君权，无论佞臣还是忠臣，他都能一言而决生死。

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崇祯到底祸害了多少忠臣良将？

魏忠贤、袁崇焕之流不算，毕竟他们虽有功于社稷，但也有必杀的理由。

耿如杞，字楚材，山东东昌馆陶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天启初年升任陕西参议。当时的巡抚让他给魏忠贤立生祠，他坚决拒绝，又有人把魏阉的画像挂于中堂，让臣僚参拜，他不但坚拒还要毁之，魏忠贤得知后，下令逮捕他，拟秋后问斩。恰逢天启驾崩，崇祯即位，大赦天下，他才得以免罪，出任山西巡抚。

耿如杞到任后，修塞筑垒，铲山堑谷，整军备战。

崇祯二年，清军从喜峰口入关，兵临城下，崇祯诏令天下兵马勤王，耿如杞一马当先，率山西总兵张鸿功等八千人驰援北京。

由于事发仓促，耿部并没有携带大量军粮，而朝廷也没有准备足够的粮食以资军用，所以为了不让勤王兵马吃饱饭，指挥部门开始频繁对部队进行调动。

耿部到的第一天就被勒令守通州，第二天调昌平，第三天又调良乡，围着北京转了三天，愣是一口热饭没吃到。部队终于忍不住开始就地抢粮，耿如杞既弹压不住，也无心弹压。崇祯不问青红皂白，将他与张鸿功一起逮捕，并于崇祯四年一同弃于西市。后来福王即位，其子章光上书鸣冤，才得以平反，加左佥都御史。

如果说耿如杞是有功有罪，属于情有可原，那么一切听指挥的颜继祖就完全是为崇祯背锅，属于冤杀了。

颜继祖，字绳其，福建龙溪人，万历四十七年进士，历任工科给事中、吏科都给事中、太常少卿。

颜继祖也是一名反阉斗士，天启六年因反对魏忠贤，被削职为民；崇祯元年，复起为礼部尚书后，揭发魏党李维垣等11人，大快人心；魏阉余党袁弘勋串通锦衣卫张道濬，诬陷大学士刘鸿训贪污渎职，又是他站出来仗义执言，指斥袁混淆是非，张越权乱政，才使崇祯将袁张二人查办。

崇祯三年，颜继祖奉命巡视京城十六门，上疏列陈八事，受崇祯嘉奖，升吏科都给事中。后因丁忧，卸职归里。

崇祯九年，颜继祖居丧服满，起复为太常少卿，并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履职期间，他分兵守境，加强青州、济南一带的防务，使河南的农民军不敢进入山东境内。

十一年，京畿戒严，颜继祖奉崇祯之命移驻德州，他只带了三千人马，在50天内先后调防济南、德州、吴桥，兵疲马乏。

后来，崇祯又令他专防德州。颜继祖鉴于兵力少、战线长，数次请求增援，但其他诸将皆逗留不进。清军在他驻守德州时，趁机攻克济南。

虽然颜继祖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崇祯之令，但是济南城破还是需要一个背锅侠，于是，颜继祖被崇祯逮捕入狱，最后斩首示众。

杨鹤，字修龄，湖广武陵人，进士出身，早年曾在陕西当过知县，万历四十年擢为御史。他在仕途上三起三落，万历年间被人挤兑，一气之下称病辞职。天启初年复为右佥都御史，但在党争大潮中，不得不随波逐流，由于庇护熊廷弼，被阉党除名。

崇祯元年九月，杨鹤再次复起，被起为右检都御史，由于曾向崇祯上过一篇关于培养元气（休养生息）的奏疏，不久就被派去陕西，出任三边总督，镇压民变。

杨鹤虽然为官清廉，非常自律，但一直担任御史工作，属于光说不练型，所以，甚有自知之明的他召对时，向崇祯审明自己不懂军事，没有勘乱之才，然而崇祯坚持认为他行。杨鹤无奈，只好赴任。

杨鹤虽然只会纸上谈兵，但一腔热血足以让他胜任。他到陕西时，陕西民变已有相当规模，且处于上升态势，但他到任后，加大了对民军的打击力度，民变首领王二、王大梁被刘应遇击斩，王左挂被参议洪承畴击败，陕西民变受到极大遏制。

然而己巳事变打断了镇压民变的进程，使形势急转直下。

事变从两个方面恶化了陕西形势：一是釜底抽薪。陕军入京勤王，造成兵力空虚，官军力量大为削弱，民军乘机活跃起来；二是火上浇油。逃亡和哗变的士兵（如前面提到的耿部，八千士卒看到主帅被逮，一哄而散；比如甘肃巡抚梅之焕统领的一万士兵，半路就杀将夺饷，发生哗变）有不少加入到造反行列，壮大了民军的力量。

眼见事态变得严重，杨鹤对民变的态度开始由主剿改为主抚。他高举招抚大旗，和陕西巡抚刘广生一起派出官员，拿着招安票牌，四处招降，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招降活动最初取得了不错的效果，王左挂、黄虎、小红狼、一丈青、龙江水等一批民变首领前来投降。杨鹤、刘广生发给他们免死票，安插到“延绥之河西”。

然而由于安置不到位，民军没多久就出现了旋抚旋叛的现象，大批遣散于乡村的降丁“淫掠如故”，骚扰祸害百姓。

于是一些官员纷纷指责杨鹤剿抚不力，使局面难以收拾，但崇祯却对招抚工作表示认可，多次指示要“相机抚贼”，崇祯四年初，甚至派出御史吴牲带着十万内帑前往陕西赈抚。

受到皇帝鼓舞，杨鹤又加大了招抚力度，他策划招抚了陕西境内势力最大的神一魁部，并掀起了一股招安高潮。点灯子、满天星、上天龙、独头虎、金翅鹏等一大批贼首接受招安。

然而，由于军事压力不够，灾情依然严重等因素，招安未能持久，很快，依然饿肚子的民军又重新造反。崇祯四年七月，独行狼、李老些攻克中部县，田近庵、翻山虎复叛响应。九月，实力最强的神一魁部复叛，攻占军事重镇宁塞，明廷的剿抚政策彻底破产。

九月，崇祯下令将杨鹤逮捕问罪，并最终判处“遣戍袁州”，几年后杨鹤死于戍所。

其实，对主抚失误最应该负责的是崇祯，而不是杨鹤。杨鹤虽然主抚，但从未放弃过剿杀，他和洪承畴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剿抚并用，恩威并施。在民军人数众多、官军力不从心的情况下，通过招抚来分化民军，各个击破，缓解“剿”的压力，并非没有可取之处。

而崇祯帝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强盗虽然调皮，却是自家孩子，只要动之以情，再给点糖豆，就会放下武器。如果不是他发出了“寇亦吾子民”的煽情喊话，并拿出十万内帑，发布赈抚诏书，杨鹤是不会一条路走到黑的。

杨鹤是主抚的急先锋，对问题认识不足，确实难辞其咎，但崇祯帝才是最终的决策者，是他改变了官军剿抚并用的策略，也是他助长了杨鹤主抚的力度。

只能说，没有永远不犯错误的帝王，但是帝王犯错误却永远不用承担责任。这个责任只能由杨鹤来负，虽然他百般辩解，洪承畴也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替他辩护，但最终他还是冤死了。

蒋允仪，字闻韶，江苏宜兴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桐乡、嘉兴知县，天启二年升御史。

在御史任上，蒋允仪敢于犯颜直谏，时广宁之败，熊廷弼、王化贞俱论死，但兵部尚书张鹤鸣却安然如故，纠劾者俱遭贬谴，他依然上疏鸣不平，说张应与熊、王二人同罪。红丸案时，又力诋方从哲，请尽夺其官禄。后又因弹劾魏忠贤，被革职归家。

崇祯元年，蒋允仪复起为御史，次年，赶上京官大考，贬黜者二百余人，仕路一时清明，蒋允仪因清廉敢谏被擢为太仆少卿，崇祯四年六月，又以右佥都御史抚治郧阳。

当是时，洪承畴正继任三边总督，全力围剿民军，因力度很大，民军在平原无法立足，开始向河南西部和湖广山区转移。

而郧阳位于陕、豫、川、湖、广五省交界处，属于五不管地带，辖区内崇山峻岭，自古就是“盗贼薮渊”。民军向山区转移时，郧阳是首选的好地方，这里很快就成了民军的总部基地。

蒋允仪看到大量民军聚集到郧阳，料到早晚会被攻击，悲剧很快就要上演，于是他大声疾呼，给皇帝打预防针。

他向崇祯诉苦道：郧阳是个苦地方，底子太薄，虽然他到任两年来干了不少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也只能勉强维持局面，阻挡不了民军进入郧阳，望朝廷早做定计。

蒋允仪说得虽委婉，但很有道理，小小的郧阳确实对付不了如潮的民军，不过他的道理并没有被接受，崇祯非常直接、毫不留情地了办了他，将其革职拿问，下狱戍边。

事实上，蒋允仪并非庸碌之辈，他在郧阳任上颇有政绩，又是修城，又是积米，又是制造武器，又是练兵，深得民心，因此，当锦衣卫抓捕他时，当地老百姓哭声一片，就差上万言书了。

然而，崇祯不讲程序道理，只知杀一儆百，陕西出了问题，办胡廷宴，主抚出了问题，办杨鹤陈奇瑜，山西出了问题，办宋统殷，河南出了问题，办樊尚燝。民军一路流窜，大明的总督、巡抚就掉了一地。

现在民军流窜到郧阳，蒋允仪被办自然也顺理成章。

好在，接替他出任郧阳抚治的卢象升不是等闲之辈，新任五省总督陈奇瑜更是中流砥柱。

但坏在，他们都没能逃脱被崇祯祸害的命运。

陈奇瑜，山西保德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历任洛阳知县、礼科给事中、陕西副使，史书说他镇压陕西农民军：“甚力，名噪关、陕”。

崇祯五年，张福臻因部下发生哗变被崇祯罢免，时任陕西右布政使的陈奇瑜接替其出任延绥巡抚。

陈奇瑜上任时正赶上洪承畴在陕西对民军大开杀戒，陈奇瑜乘风破浪，指挥部下剿杀了截山虎、一条龙、开山鹞、马红狼、一块铁等，使延绥一带“诸渠魁略尽”。

陈奇瑜当过礼科给事中，嘴上功夫相当了得，当年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时，他也跟风弹劾，受到崇祯的亲切嘉奖。

深受皇帝器重，陈奇瑜干活自然更加卖力，不久又率军斩杀了盘踞在延水关的钻天哨、开山斧、金翅鹏、一座城，扫除了陕西境内的最后一股民军。他战果辉煌，威震关陕，光芒甚至盖过了大名鼎鼎的洪承畴，成为大明政界和军界的一颗新星。

崇祯七年初，民军进入中原以后，活动面积大大增加，原先提高晋、豫二省巡抚权力的做法不足于应付到处流窜的民军，设立数省总督便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人选问题上，以资历、声望论，似乎非洪承畴莫属，但风头正劲的陈奇瑜早已简在帝心。因此，他被火线提拔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陕西等五省军务。

二月，陈奇瑜走马上任，立即指挥各路人马杀向民军。

四个月内，陈奇瑜组织打了二十三仗，全部获胜，民军无法在平原立足，只得逃窜于汉中、兴安、郧阳、房县一带的山区。

民军进入山区以后，官军在难题面前畏首畏尾，谁也不愿进山追剿，都以把民军逐到邻省为能事，崇祯对这种踢皮球行为十分不满，四月亲自下旨催战，并对各镇抚予以口头警告。

为贯彻落实崇祯的指示精神，陈奇瑜策划了一个关门打狗的战略：他令陕西巡抚练国事遏守北线，郧阳府治卢象升遏守西线，河南巡抚玄默遏守东线，湖广巡抚唐晖遏守南线，然后亲自担起打狗重任，率军入山追剿民军。

不管战况如何，陈奇瑜作为一个领导，勇挑重担，不怕狗急跳墙，还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陈奇瑜和卢象升首先重点对郧阳附近山中的民军进行剿杀，两人督率官军翻山越河，缘崖攀树，对民军展开跟踪追杀，屡有斩获。在成绩面前，陈奇瑜也不免洋洋得意，他上疏向崇祯报告，由于他本人亲自入山搜剿，楚中大盗基本被扫荡干净。

然而崇祯并没有表扬他，因为洪承畴向朝廷汇报有大量的民军从湖广山区转移到了陕西汉南地区，他指示陈奇瑜“尽速扫荡”，于是陈奇瑜继续率军北上。

崇祯七年夏，民军李自成、张献忠、蝎子块等部在官军的压力下，误入兴安南面的车箱峡。车箱峡，四围悬崖绝壁，无法攀爬。民军人马断粮，又赶上天降大雨，走投无路，只得祭出屡试不爽的必杀技——诈降。

陈奇瑜把请降事上奏朝廷，崇祯和兵部尚书张凤翼经过考虑，同意招抚。在崇祯的亲切关怀下，被困的三万六千民军成建制地走出了栈道。一路上与护送的官兵有衣同穿，有饭同吃，其乐融融。但刚走出栈道，民军就突然反叛，将遣送官或杀头、或割耳、或捆绑掷之道旁，然后连陷七县，沿途烧杀掳掠，形势一片大坏。

一时间，陈奇瑜成为千夫所指，从香饽饽变成了臭狗屎，言官交章弹劾，陈奇瑜上疏为自己辩解，然而皇帝是不可能为此担责的，这年十一月，陈奇瑜被除名、戍边。

虽然陈奇瑜犯了错误，但在战场上的表现是可圈可点的，不应一棍子打死，更何况招抚还是皇帝定夺的。明亡后，南明唐王召陈奇瑜为东阁大学士，陈奇瑜以道远没有赴任，不久病死。

大明没有给他机会，他也没有再给大明机会。

卢象升进士出身，为人忠义，政绩突出，历年考核都是“治行卓异”，最难得的是，他虽是一介文人，却勇武有胆略，手使140斤镔铁大刀，为正史记载的第一重兵器，人送外号“卢阎王”。

卢象升原是文官，己巳事变时，时任大名知府的他自组“天雄军”前去勤王，虽然赶到时，战事已经收尾，但他的态度令崇祯欣赏，升他做了右参政副使。

此后数年，卢象升就一直奔波于各地扑灭农民军。崇祯九年，他又被调往北边，主持抗清。

十一年，卢象升回家奔丧，恰逢皇太极进击京师，占领了北京郊外的牛栏山。崇祯火速召卢象升回京，总督天下援兵。

但卢象升虽名曰“督天下兵”，却事事受制于兵部尚书杨嗣昌，这也是崇祯的意思，目的自然是不想让卢象升独大。

于是，杨嗣昌就让宦官高起潜担任援军总监，把4万多援兵分成两半，只将宣府、大同、山西三地援军归卢象升指挥，“象升名督天下兵，实不及两万。”

如此境遇下，卢象升还主动出击，与清兵大战于庆都。但这惹恼了主和的杨嗣昌，他向崇祯诬告卢象升指挥不当，贻误军机，崇祯也不问缘由，立马撤了他的总督之职，让他以副将身份戴罪立功，继续与清军交战。

但杨嗣昌还不罢休，又下令关闭城外瓮门，拒不供给卢象升粮饷。不久，还以“云晋告急”，将原属于他指挥的山西王朴部调离。这样一来，卢手下就只剩5千残兵，不得不退守贾庄。

这时杨嗣昌又上奏，称卢象升消极避战，崇祯一听大为光火，诏令卢主动出击。

12月，备受压力的卢象升在巨鹿蒿水桥遭遇清军主力，清军以数倍兵力，将其合围。卢象升舞动大刀连砍数十清兵，但自身也中四箭三刀，最终因流血过多，战死沙场，所部5000人也全部阵亡。

崇祯坑害卢象升与当年李隆基坑哥舒翰一样，乱命瞎指挥。

郑崇俭，字大章，山西乡宁人，万历四十四年进士，初任河南府推官，后又任济南兵备副使。崇祯初年升任陕西右参政，史书说他通晓军事，巡抚宁夏期间曾多次击败蒙古军的袭扰。

崇祯十二年，郑崇俭以兵部右侍郎接替去辽东的洪承畴，出任三边总督，当时已受招安的张献忠再次起兵造反，郑崇俭亲自率军于玛瑙山将其击败，“斩首一千五百级，降贼首二十五人，兵器马骡不可胜计。”

郑崇俭在任期间从无败绩，他带领的还是左良玉、贺人龙这种拥兵跋扈的军阀，可见其驭众之能。但因杨嗣昌诋毁，“撤兵太早，致贼猖獗”，崇祯将他革职。而这时，张献忠又恢复了元气，攻克襄阳，杨嗣昌惊惧而死。崇祯大怒，竟然怪罪于郑崇俭欺君罔上，骗自己张献忠已败，不等秋后就将他斩首示众。

这位一次败仗都没打过的总督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杀了。

崇祯自即位以来先后杀过七个总督，分别是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抃。虽然其中不乏应杀之人，但大多数还是其行可悯、其罪可恕的，况且封疆大吏，崇祯不走程序，一言而决，也实在是过于酷苛。

当年，京师失陷，崇祯自杀的消息传来，一部分崇尚气节的人以惨烈的方式回报了大明国君。其中有勋戚巩永固、刘文炳等六人，内阁大学士范景文以下臣子二十一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北京外城陷落后，巩永固和刘文炳奉诏率家丁巷战，后因人马太少作罢，相约自焚殉国。归家后，巩永固在墙上书写八字：“世受国恩身不可辱”，然后用黄绳缚子女五人，自焚而死，其妻乐安公主也早已先于其自缢。

刘文炳全家也是自焚而死，其祖母瀛国太夫人，即崇祯的姥姥，年已九十，投井而死。

十九日内城陷落后，大学士范景文到内宫找寻崇祯未果，又去朝房，这时民军已堵塞道路，随从劝他换衣归家，他质问道：“身为大臣，不能灭贼雪耻，已死有余恨，况逃生乎？”于是先自缢，被随从救起后又投井而死。

当时的北京城，殉国而死者，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何谈臣负于君？

有人说，大明亡国亡于天灾，要我说，这完全是亡于人祸，正是崇祯的刚愎自用，反复无常，刻薄寡恩，用时拿人当宝，无用时杀之如杀狗（最典型的就是袁崇焕，五年平辽时，兵马钱粮任他所用，吏兵户工四部任其所调，一旦兵临城下，就万刃分尸），才真正祸害了大明。

崇祯对谁都缺乏信任，十七年换了二十二任内阁，一开始不信任太监，朝夕除魏忠贤，后来发现文官不可靠，又重用太监，最后太监又胡搞，于是再用文官。

崇祯不会折腾瞎折腾，不会操作瞎操作，临了又诿过于臣下，死不悔改，不是昏君却是庸君，实在没有必要为他翻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