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6年12月底，陈独秀自从1932年10月15日被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以“危害民国罪”逮捕入狱后，他已经在里面待了四五年。

这期间，百无聊赖的他向监狱的管事要过纸，要过笔，要过书，甚至要人找胡适来陪他聊天。

但是有一天，他却十分客气的托人买了一点酒，买了一点菜。

有人给他弄好酒菜，只见他斟满了一杯酒，高高举杯，然后抬头说道：

“大革命以来，为共产主义牺牲的烈士，请受奠一杯，你们的深仇大恨……有人给报了！”

接着，他第2杯还没有斟满，就低头呜咽起来，含泪说道：“延年，乔年，为父的为你俩酹此杯！”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他就失声痛哭起来。

这么多年，监狱里的管事见过他狂放大笑，也见过他勃然大怒，唯独没有见过他失声痛哭，更没有见过他老泪纵横！

不久前，“西安事变”的消息传来——

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实行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国民党一众高官。

狱中的陈独秀｜《觉醒年代》于和伟饰

1

1913年8月，安徽讨伐袁世凯的行动失败后，安徽督军府秘书长陈独秀，丢下家中的妻子、儿子独自避祸而走。

8月末的一个下午，袁世凯的爪牙北洋将领倪嗣冲突然带兵闯进安庆城内的陈家。

当时在邻居的帮助下，翻过墙头，连夜逃到了怀宁乡下，躲到了亲戚陈遐文的家里。

陈乔年的弟弟，陈独秀的小儿子，仅有六七岁的陈松年，却慌不择路，跌入邻居家的大水缸中。

还好邻居急中生智，连忙打了松年几下，使他痛得嚎啕大哭，然后脱下他的衣服，装作是在给自家孩子洗澡，由此躲过一劫。

气势汹汹的倪嗣冲，既没有抓到陈独秀，也没有抓到陈独秀的儿子，心中非常气愤，于是就将陈家的财产劫掠一空，封了陈家的老宅。

几个月后，逃亡在外的延年、乔年得知父亲已回到上海，就悄悄返回了安庆老家，拿了一些衣物，便告别母亲，去往上海。

此后，直到陈延年和陈乔年先后被捕牺牲，他们二人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亲娘，再也没有回到过故乡。

那一年，陈延年15岁，陈乔年仅11岁。

陈延年与陈乔年

年轻的延年和年少的乔年兄弟二人，虽然是一母所生，但是二人无论是内在性格还是外在相貌，都有着迥然的不同。

延年打小体格强壮，身体厚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严肃正经，平时不苟言笑，沉默寡言，有的时候脾气上来比他的父亲陈独秀还要倔强，活像一个“黑面武生”

乔年却自幼就皮肤白皙，眉清目秀，文静和顺的性格之外，又不失开朗活泼，颇有一点“白面书生”的意味。

两个人刚到上海的时候，和父亲陈独秀、姨母兼继母高君曼，一起住在法租界吉益里21号。

高君曼，是陈独秀妻子，也就是延年和乔年生母的高晓岚的妹妹，她见两个外甥到来，心里十分开心，对他们嘘寒问暖，添置衣物。

但是陈独秀却坚持让两个儿子到外面，自己生活。

无独有偶，陈延年早就看陈独秀不顺眼，他在到上海之前，就决心自己带着弟弟乔年闯出一番事业，干出了一个前程。

觉醒兄弟｜陈延年与陈乔年

2

为什么陈独秀和延年、乔年父子之间，会有那么大的隔阂和裂痕呢？

这还要从陈独秀和陈延年、乔年父子两代人从小的生长环境说起。

“我自幼便是没有父亲的孩子。”晚年的陈独秀在自己的传记中这样写道。

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陈独秀，本来应该有着一个不错的童年，但不幸的是，在他小时候，父亲陈衍中就因为染上瘟疫，不治而亡。

所以，陈独秀名义上被过继给了四叔陈衍庶，平时则跟在自己的祖父陈章旭身边，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

陈章旭是一个典型的“专制大家长”，脾气格外暴躁，他坚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因此，跟在他身边的时候，陈独秀吃了不少苦头。

从七八岁开始，陈章旭就要求陈独秀背诵四书五经，稍有错讹，就对他棍棒相加，拳脚相向。

陈独秀从小也是个倔脾气，面对祖父的打骂，他从不掉一滴眼泪，也绝不开口求饶。

而他越是这样，陈章旭就越是怒不可遏，多次对外人说：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强凶恶盗，真是家门不幸！

陈独秀的一生都在反抗与革命中度过

与陈独秀差不多，在陈延年的童年，几乎也是没有父亲的。

在他的记忆中，陈独秀总是不着家的。

为什么不着家呢？在延年看来，一方面，陈独秀的确是一个有大志向值得敬佩的人，因为他忙于革命，忙于救国。

但另一方面，陈独秀也确实是一个让他瞧不起的“伪君子”——陈独秀明明是嫌弃自己的母亲没有文化，却以婚姻自由的名义，不声不响的将她抛弃。

陈延年和陈乔年的生母高晓岚，也就是陈独秀的原配妻子，是由陈独秀的四叔，也是他的嗣父陈衍庶安排的包办婚姻。

比陈独秀大三岁的高晓岚是一个很少接受教育，而且还裹小脚的传统女性。

作为一个传统女性，高晓岚既不懂的革命，也不关心救国，她只希望自己能够安分守己，相夫教子。

当时年轻气盛，意气风发胸怀远大抱负的陈独秀劝高晓岚多读书，接受再教育，但高晓岚却劝陈独秀安分守己，不要搞什么革命。

于是，陈独秀和高晓岚这对观念和追求都大相径庭的包办夫妻，本来就不是很好的感情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裂痕。

庚子国变后不久，陈独秀不听家人的劝阻，抛下高晓岚和幼子陈延年独自一人东渡日本。

但此时的陈独秀却并没有与家庭彻底断绝联系，他和高晓岚仍旧保持着通信和联系。

由于高晓岚识字不多，所以无论是看信还是回信，都是有她同父异母的妹妹高君曼完成的。

高君曼

当时的高君曼正在北京女子师范上学，性格开朗，思想进步，对于自己这位一心搞革命，救国救民的姐夫十分仰慕。

就这样，通过读信、回信，一来二去，陈独秀和高晓岚的情分越来越生疏，对高君曼却是越来越依赖，俨然把她当做了自己的革命伴侣和红颜知己。

1910年，陈独秀和高君曼不顾家人的反对，毅然决然的一起离开了安庆，前往杭州，并转到安居在上海。

陈独秀和高君曼走后，高晓岚越来越沉默寡言，这一切，年幼的陈延年都看在眼里，记在了心里。

陈乔年｜《觉醒年代》

3

也许是幼年丧父，使得父亲这一角色在陈独秀生命中缺失，尽管他是一个领袖，一个革命家，但他始终不知道如何做一个父亲。

也许是受够了祖父的高压和专制，所以陈独秀对待自己的孩子采取了放养的态度。

再加上他认为，要改变我国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现状，嗯必须要实行“兽性”教育。

因此，他毅然决然的决定，让延年和乔年自己出去住，而且只给他们很少的生活费。

搬出去之后，陈延年跟随著名旅法作家潘玉玲的丈夫潘赞化学习法文。

年幼的乔年则去陈独秀的老朋友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那里当帮工，两人都寄宿在亚东图书馆。

两兄弟的生活十分艰苦，白天一边工作一边上学，饿了吃干饼，渴了喝凉水，困了睡地板，一年四季就一件夹衣。

在一个北风大作的夜里，外出回家的潘赞化，看到自己家门前的路灯旁隐约站着一个身穿单衣的青年。

他走近一看，吃惊的问道：“子无寒乎？”

被笼罩在寒雾中和微弱灯光底下的青年回答说：“尚可！”

这个青年就是出来卖报，至晚未归的陈延年。

看着身形憔悴的陈延年，当时的人都不忍心想要帮助他。

尤其是两兄弟的姨母高君曼，她多次给延年乔年送去衣物，吃食和生活费，但都被延年拒绝。

陈独秀知道后，批评高君曼是“妇人之仁”，他说高君曼虽是善意，但却反生恶果，“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途可也”。

知子莫若父，虽然陈独秀与延年、乔年两兄弟接触不多，也没有过多少交流，但他对两个儿子的认知却是十分准确的。

1915年，两兄弟都考上了上海著名的学府，今天复旦大学的前身——震旦大学。一个读本科，一个附中。

也就是在这一年，陈独秀受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薪300元。

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收入颇丰，但即便如此，他临行前仍然嘱咐汪孟邹不要私下里多给两兄弟钱，只需要从自己的稿费中抽出些许作为他们的生活费即可。

一次，安庆老家的叔祖母谢氏带着家里人在上海找到了延年和乔年，见他们衣衫褴褛，生活困难，十分心酸。

谢氏怪陈独秀没有照顾好两个小辈儿，使他们流落街头，衣食无着，并当即给他们二人添置衣物，表示以后从老家汇款，支持他们读书上学。

但陈延年再一次拒绝了家人的好意，所以，两兄弟依旧过着半工半读的艰苦生活。

结语

1919年12月末，陈延年和陈乔年等百余名青年，乘坐法国邮轮从上海黄浦江启程前往法国巴黎勤工俭学。

在法国巴黎期间，两兄弟先是接受了梦寐以求的无政府主义的熏陶，后来发现无政府主义并不像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科学，于是逐渐接受了另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

1922年6月，陈延年和陈乔年同赵世炎、周恩来等人一起成立了少年中国共产党，并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不久经中共中央特派员廖焕星介绍，陈延年与陈乔年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此后陈独秀父子三人，都投入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去。

但党内的同志关系，不仅没有缓和陈独秀与陈延年的父子关系，反而使他们更加生疏了。

同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延年要么知乎陈独秀的名字，要么称独秀先生，或者独秀同志。

一直到1927年7月4日，陈延年被捕牺牲，他也没有叫过陈独秀一声——

“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