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领域的巨头默克在中国投资建厂，投入1.3亿欧元，这是默克在中国的最大单笔投资；化工行业的领军企业巴斯夫，在与湛江历经多年洽谈后，加快了投资进程，敲定在湛江投入100亿欧元。建成后，湛江将成为巴斯夫全球第三大的一体化生产基地。

除了上述企业，空客、道达尔、英力士、ABB、达诺巴特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也纷纷带着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计划在中国开拓新的业务版图。

从数据来看，去年1-8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384亿美元，同比增长20.2%，其中来自欧盟的对华投资更是大幅增长了123.7%。很明显，欧洲的大型企业正加速向中国转移。

此前，一直有传闻称资本和产业都在逃离中国，但如今这些欧洲公司却排队涌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就来和大家深入探讨一下欧洲产业转移的相关话题。

说实在的，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些巨头在中国建厂的新闻时，着实感到有些惊讶。

以巴斯夫为例，在化工行业，巴斯夫可谓是声名远扬、实力超群。作为全球最大的化工企业之一，其生产的产品种类超过8000种，涵盖了塑料、溶剂、粘合剂、涂料等多个领域。

在涂料和染料方面，全球每两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使用了巴斯夫的产品。在橡胶、制药、印刷等各个细分领域，巴斯夫也都占据着重要地位。

同样发动机制造领域的巨头罗罗、飞机制造领域的霸主之一空客、电力和自动化领域的领军企业ABB等，个个都实力非凡，这些国际知名企业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全球的广泛关注。

像巴斯夫在湛江建设的这种大规模工厂，以往通常会选择建在德国本土或比利时等发达国家，毕竟大家都倾向于将优质资源留在国内。

这次巴斯夫却和众多欧洲巨头一样，毅然选择了中国，甚至不顾德国总理舒尔茨的劝阻。这背后肯定有着深层次的原因，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我发现欧洲巨头们的这一布局，确实是出于无奈，结合当前的大环境来看，其中还蕴含着更多值得深思的因素，而这也正是包括巴斯夫、宝马、默克、道达尔等在内的众多巨头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

首先，中国拥有广阔的市场，这无疑是吸引这些企业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宝马最大的单一销售市场，也是巴斯夫的第二大市场。

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中建立工厂，不仅能够更贴近消费者，还能有效降低运输成本，提高市场响应速度，这对于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合理的选择。

实际上，包括巴斯夫在内的很多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计划在中国建厂，相关的框架协议在四五年前就已经开始逐步签署。但从22年起，他们明显加快了在中国落地的步伐，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欧洲本土遭遇了一些困境。

俄乌战争爆发后，随之而来的各种制裁措施，以及“北溪管道被炸”这一国际事件，让欧洲陷入了严重的能源危机。北溪管道是俄罗斯向欧洲输送天然气的主要通道，整个欧盟40%的天然气依赖俄罗斯供应，其中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度更是高达66.1%。

在能源危机的影响下，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大幅上涨，一度达到每兆瓦时300多欧元的历史高位。天然气的短缺问题，成为了当时出租车司机和午夜烧烤摊热议的话题。

随着事态的发展，情况变得越发复杂。由于欧洲的天然气储气设备有限，很快就被填满，港口也堆满了尚未卸货的LNG船。在这种情况下，卖家为了避免高昂的LNG船租金，不得不降价出售天然气。这种短期的供过于求和仓储不足的情况，反映到期货市场上，更是出现了极端现象。

欧洲个别短期天然气合约价格甚至跌至-15.78欧元每兆瓦时，创下了历史最低价。一边是缺气的欧洲，一边却是天然气期货价格为负数，这种情况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尽管欧盟各国提前采取了储气措施，并将保障居民生活用气放在首位，但对于企业来说，天然气的短缺和价格上涨，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整个欧盟每年约有27%的天然气用于工业生产，而天然气是制造氨的重要原料。

以巴斯夫为例，其每年消耗的德国工业天然气量占比达到4.5%，用于生产氨。氨作为化肥、塑料、柴油机尾液等产品的必备原料，其成本的上升，直接导致了这些下游产品成本的增加，进而影响整个产业链的发展。

天然气的短缺和涨价，还使得欧洲化工产品的价格与国内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例如，维生素A和维生素E每吨的差价分别接近3万美元和3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据巴斯夫表示，如果天然气供应再减少一半，情况将更加糟糕，其位于德国路德维希港的工厂——世界上最大的化工厂，甚至可能面临停工的风险。

德国工商大会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德国，已经有超过1/4的化工企业和16%的汽车企业被迫减产，还有17%的汽车企业打算将部分生产迁至国外。在过去的一年中，欧盟国家的铝产量大幅下降，减少了100万吨。

铝冶炼厂关闭容易，但重启成本极高，高达4亿欧元。欧洲有色金属协会表示，按照欧洲目前的能源状况，重启铝冶炼厂几乎是不可能的。路透社的数据也显示，欧盟全部9座新冶炼厂都已减产或停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巴斯夫等欧洲企业的焦虑可想而知。于是，早在2018年就考虑在湛江建厂的巴斯夫，在22年7月果断做出了最终的投资决策。

该工厂23年就能部分投入运营，并计划在2030年全部建成。与此同时，英国壳牌、德国科思创等高耗能的高端制造业企业，也都因为能源问题，纷纷转向与中国展开合作。

在巴斯夫最终决定投资广东之前，还有一个小插曲。巴斯夫的CEO在接受德国媒体《明镜》的采访时，展现出了极高的情商。当记者提问“德国是否应该摆脱对俄罗斯和中国的依赖”时，CEO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表示全球化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果完全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那将是非常致命的。

随后，记者又抛出“听说中国准备闭门造车、闭关锁国”的问题，CEO立刻进行了反驳，指出是美国发起的贸易战在试图孤立中国，而他在中国生活了10年，深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从这次采访中，我们可以看出巴斯夫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和信心。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俄乌战争只是加速了欧洲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进程，而全球供应链的转移其实一直在持续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技术水平和产业链地位不断提升，对高端制造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我们并不是要得出“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国和欧洲抱团，中国又赢麻了”这样片面的观点，而是要认识到，我们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整个世界也迎来了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时刻。

回顾历史，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发生过4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每一次产业转移都推动了世界经济的新一轮繁荣，也造就了一批实现高速增长的工业化国家。

例如，日本在承接欧美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从纺织工业到重化工业，再到中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型升级；韩国也经历了从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轻纺工业，到发展重化工业和电子产业的变迁。在这新一轮的产业转移背景下，中国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

这一次产业转移的大致趋势是，东南亚承接部分中国的产业，而中国则继续向更高端的产业迈进。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关于国际资本和部分产业从中国撤出的消息，其中不少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电子产品组装等，转移到了东南亚、印度甚至墨西哥等地。

这背后是一种被称为“中国+1”的策略逐渐成为主流。所谓“中国+1”，就是外资企业在继续在中国办厂的同时，选择在其他地方建立另一个生产基地，以此来降低对中国生产的依赖，分散风险，同时也能降低成本。以苹果公司为例，其在中国、越南、印度都建有工厂，就是这一策略的典型体现。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认为，高调撤离中国市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表态，从经济角度来看是非常不明智的。因此，“中国+1”这种看似摇摆不定的策略开始流行起来。

总的来说，虽然部分企业将部分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但像苹果在印度设立最大产能工厂、三星在印度建立最大手机厂等情况，也表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依赖中国市场。

看到这些，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些低端制造业搬走正好，不影响我们产业升级。但问题在于，当这些所谓的“廉价产业”搬走后，技术、资金密集型的高端产业未必会及时进入中国，甚至可能回流到传统的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近年来通过出台一系列芯片制造业补贴等政策，试图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美国也成为了欧洲高端制造业转移的目的地之一。例如，世界最大钢铁制造商之一的安赛乐米塔尔，就计划关闭其在德国的工厂，将生产转移到美国德克萨斯州；荷兰化肥公司OCI也打算增加在德州的产能。

如果我们应对不当，就可能出现低端产业已经转移出去，而高端产业又没能及时引入，最终导致两头落空的局面。

只要这些企业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不偷税漏税，相信大多数人和我一样，都非常欢迎这些欧洲企业带着技术和资金来中国投资兴业，助力中国的产业升级。

仅仅依靠引进外资企业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都知道“后发优势”理论，即一个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起步较晚，但可以通过引进、模仿和学习先进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实现快速发展，甚至超越先发展的国家。

还有一个“后发劣势”理论，可能大家并不太熟悉。该理论认为，后发展的国家由于长期依赖模仿和借鉴，在发展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一旦遇到发展瓶颈，就很容易陷入困境。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一直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引进巴斯夫、空客、罗罗等国际知名企业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巴斯夫”“空客”“罗罗”。

只有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我们才能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中国产业的持续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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