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先拔伞，伞不破则黑难打；除恶必务尽，不尽则后患无穷。

2008年，通过地下赌场积累了一定资金和人脉的董忆，开始了自己的罪恶行径。因为听说矿山开发利润比较高，于是董忆就带着自己的小弟们，以威逼利诱的手段拿下不少矿山，这一举动为董忆带来了巨额的非法收获，也助长了董忆熊熊燃烧的野心。

矿山行动取得的成功，让董忆对自己的眼光越加满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董忆在拉人入伙的同时，还从国外走私枪支弹药，将自己小弟们手中的武器进行“升级”。很快，董忆的组织已经具有了一定的规模。

于是董忆将在目光从地下赌场转向当地各种赚钱的行业。凭借自己组织的手下们，经过一系列非法手段的运作，董忆身家一增再增，很快就超过了十几亿。但是这些钱财明显是非法所得，自己的势力也只是无根浮萍，一阵风就吹来就可能烟消云散。

董忆明白，自己需要一把“伞”，来为自己“遮风挡雨”。

在金钱开道之下，一些公务人员纷纷被其腐蚀掉初心、信仰，一把把大伞也相继为董忆“撑起一片天”，成为董忆称霸十多年的巨大助力，甚至让其势力遍布澳门金三角。

然而天再黑，终有黎明之时；雾再大，也有消散之日。全国范围内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开启，犹如一把利剑，刺破了董忆的保护伞，将他的罪行揭露在青天白日之下。称王称霸多年的董忆，终于落入了法网。

在撕开董忆的保护伞之后，董忆和其组织的黑社会所犯下的累累罪行也被揭发。这群不法分子以暴力或者软暴力的方式，先后实施了开设赌场、聚众斗殴、故意伤害、非法拘禁、行贿等违法行为五十多起，涉及罪名二十多项。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犯罪分子有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的，应当对其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而对于那些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则判处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那些受到黑恶势力伤害而无处伸张的人来说，对于黑恶势力的“保护伞”进行这样的处罚，显然并不是那么严厉。

那些“保护伞”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利，对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进行包庇、纵容黑恶犯罪，并且还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的行为，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其逃避惩处。

尽管这些保护伞并没有参与到实际的犯罪行为中来，但正是因为他们的纵容才会导致黑恶势力的嚣张气焰，因此，不能仅仅以并未参与实际犯罪活动就对其进行从轻处罚。

巨额的利润和偏低的违法犯罪成本，才是这些“保护伞”纷纷撑伞的原因，因此是否应该提高对于“保护伞”的量刑呢？相信只有提高违法犯罪成本，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才能切实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

很多人都关心一个问题，如果对于这些违法犯罪分子的处罚并不严厉，仅仅是判处几年有期徒刑，就能获得释放，甚至这些违法犯罪分还能在狱中获取减刑。那么对于当时审判庭上的作证人和举报人来说，是否会存在安全隐患？

我国许多法律规定属于防君子而难防小人的情况，对于所规范制约的人群总是抱着很大程度的善意，总是想着有法律的约束，所有人都会自觉地以最大道德良心去遵循。高估了人性的善，低估了人性的恶。

如果说法律的作用是对犯罪分子加以威慑，而不是用来报复惩罚，那么就应该以“人性本恶”作为立法的前提做出防卫规范。

因此对于这些受害者、举证人以及举报人，应当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保护，避免犯罪分子有期徒刑结束之后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而且作为黑社会的首脑，董忆仅仅只是被判处无期徒刑，而他的保护伞也被判处十几年不等。对于这些情节十分恶劣、造成社会影响极大的凶恶之徒，是否应该慎重考虑是否适用减刑呢？

扫黑除恶斗争应当长久进行，反腐问题也不能松懈。只有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