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花是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传染病之一，其中“大天花”毒株的致死率高达30%。1980年，天花被认证为首个被根除的人类疾病。在这场空前的战斗中，有很多被“正史”忽略的战场和人。流行病学家，KFF高级研究员席琳·冈德（Céline Gounder）博士追踪了近50年参与了天花根除运动的南亚卫生工作者，挖掘了他们不为人知的抗疫故事。下面是她的讲述。

天花于1980年被认证为第一个被根除的人类疾病，但我到了1996年才第一次了解到天花曲折而传奇的历史，当时我还是个在世卫组织实习的大学生。全世界为了消除天花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吸引了我的注意。

■ 小时候在母亲怀里的巴努

■ 现在近50岁的巴努和丈夫及孩子们住在孟加拉国的一个小村庄

■ （上方两图）1975年，拉希马·巴努（Rahima Banu）是1975年记录的最后一个感染了“大天花”（天花病毒有大天花和小天花两种毒株，大天花更为致命）的病例。迈克尔·施瓦茨/美国疾控中心；席琳·冈德/KFF健康新闻

多年来，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着这段历史，寻找灵感和方向——以帮助人们在面对这个时代的其他公共卫生威胁时，怀抱必胜的信念。

20世纪90年代末，我有幸见到了一些参与过根除运动的医疗专业人员和工作者。我发现，这一非凡成就的历史主要是通过美国，当时的苏联以及欧洲其他地区的白人男性的视角讲述的。

■ 医生兼播主席琳·冈德于2022年前往孟加拉国，追踪了近50年前参与了天花根除运动的南亚卫生工作者。这张照片是她和参与了根除运动的德洛瓦尔·侯赛因的合影。/雷德万·艾哈迈德

但我知道还有不同的视角，我担心南亚很多卫生工作者的故事可能会消失在历史的烟尘中。南亚存在密集的城市贫民窟、人烟稀少的乡村、复杂的地缘政治、恶劣的地形以及一定程度的腐败问题，这片土地是根除天花的难点。因此，我决定记录下其中一些历史片段，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八集的音频纪录片：《流行病：根除天花》。

我的实地报道始于2022年的夏天，当时我去了印度和孟加拉国，这两个地方是根除运动最艰苦卓绝的战场。我追踪到了年迈的根除天花工作者，其中一些人现在已经八九十岁了，他们曾不辞劳苦地追踪本地区的每个病例，并为所有接触过病例的人接种疫苗。许多天花运动的“老兵”彼此已失去了联系。他们的友情是在长途电话还很贵，电报只用于紧急情况的时候建立起来的。

他们是如何战胜天花的？这场胜利对今天的人有什么启示？我们能从天花幸存者身上学到什么？

我遇见的一位幸存者和我的父亲没什么不同，他在印度南部农村长大，童年受到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人生机会有限。他和我分享的有关印度巨大的社会与经济鸿沟的故事，激励着我选择从事公共卫生事业并为健康公平而努力。随着我们逐渐摆脱新冠大流行的影响，这种关联是我想从过往经验中寻找当前挑战的解决方案的重要契机。

一种天真的乐观精神

我找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卫生工作者，还有世卫组织的流行病学家（主要来自美国和欧洲），他们设计和策划了南亚的天花根除运动。这些60至70年代的根除运动领导者有着非凡的远见卓识：许多医生和科学家认为阻止这一种持续了几千年的疾病胜算寥寥，但倡导者们畅想着更为宏大的愿景：不仅要减少感染和死亡病例，还要彻底根除这个疾病。他们没有把自己的目标局限在明显或渐进的进步上。

70年代的运动领导人比尔·福格博士说，相比之下，如今的政策制定者可能不愿意执行尚无数据支持的项目。他们通常希望在投资新项目之前获得可持续性的证据，但真实世界的可持续性证据往往只有在创新的想法付诸于大规模实践后才会变得清晰。

那些希望根除天花的“梦想家”们则不同，福格：“他们有种天真的乐观精神。”他们相信自己能让“一些无法预见的事情发生”。特别是在印度，许多领导人希望自己的国家能在世界舞台上与其他超级大国竞争。这种理想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他们对天花可以被根除的信念。

在南亚的根除运动期间，马亨德拉·杜塔博士可称得上一位大冒险家，他想超越现实和政治上的局限。作为一名医生兼公共卫生领袖，他利用自己的政治头脑帮助印度各地引入了变革性的天花疫苗接种策略。

当时，根除运动在印度已经进行了十多年，国家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资源，并进行了广泛宣传以普及疫苗接种，但病毒依旧肆虐。杜塔是向决策者宣布大规模疫苗接种不起作用的发声者之一，当时印度领导人渴望展示超级大国的实力并保护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

杜塔告诉他们，印度早该采取一种新的更有针对性的疫苗策略：“搜索与控制”（Search and Containment）。工作小组到印度各社区追踪活跃的天花病例，一旦发现病例，卫生工作者就会隔离感染者，然后为任何可能与之有过接触的人接种疫苗。

为了给新的策略铺平道路，杜塔打电话寻求政府的支持，甚至威胁要辞职。

杜塔于2020年去世，我与他的儿子雅戈斯博士进行了交谈，他说杜塔跨越了两个“战场”：根除天花的运动和印度的官僚主义：“我的父亲任劳任怨，我敢肯定他在这个过程中树敌无数，但他义无反顾。”

应对危机，尊重当地文化

■ 1970年毁灭性的博拉飓风来袭时，孟加拉国的Shohrab（左）还是个少年。当时天花正在肆虐，但这种致命病毒并非他最关心的问题：“我没考虑这一点，我更关心的是在哪工作，吃什么。”席琳·冈德/KFF健康新闻

根除天花工作者了解需要通过伙伴关系来建立信任：世卫组织的“全球天花根除计划”让流行病学家与印度及孟加拉国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合作，同时吸纳了受过培训的热心人士和怀抱热情和理想主义的医学生。这些本地工作者是公共卫生项目的得力信使，他们能凭借本地丰富的文化和传统，为人们接受天花运动及克服“疫苗犹豫”铺平道路。在鼓励人们接受疫苗的同时，他们还利用本土文化进行宣传，包括用民歌宣传公共卫生信息，并尊重当地人用印楝树叶提醒其他人远离天花感染者的方式。

南亚的天花根除运动是在自然灾害、内战、宗派暴力和饥荒等恶劣条件下展开的，这些危机创造了许多迫切需求。从很多层面看，根除运动都极为成功，天花被控制住了。但在大家全力以赴消灭病毒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运动无法满足的是人们的其他基本需求，如住房和食物。

我采访的天花工作人员提到，他们遇见的很多本地人都曾明确表示，即使疫情肆虐，他们也有比天花更迫切、更大的担忧。

工作人员沙哈杜尔曾在孟加拉国南部社区工作，他听到很多人抱怨：“大家肚子里都没米，疫苗又有什么用？”根除运动无法满足这些迫切需求，卫生工作者经常为此感到束手无策。

一个社区的迫切需求没解决，人们会感到被忽视，这个失误会损害公共卫生部门的声誉和未来工作的效力。当卫生工作者在几年或几十年后回到这个社区时，人们对被忽视的记忆可能导致对公共卫生工作的不配合，而要应对下一场公共卫生危机，我们需要人们的合作。

最后一个感染了天花的孩子

根除天花是人类最伟大的胜利之一，但许多人，哪怕是这个胜利中的代表人物，也没有分享到胜利的果实。当我遇到拉希马·巴努时，我深深意识了到这一点。她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幼儿时，就作为世界上已知的最后一个自然感染了“大天花”的人而被人所知。她当时还是个孩子，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和家人们得到了卫生工作者前所未有的照顾和关注。

但这种关注并没有让这个家庭生活稳定下来，也没能让他们摆脱贫困。巴努成了“全球天花根除运动”的象征，但她后来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福祉或生活的馈赠。近50年后，巴努和丈夫、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挤在只有一间房，用竹子和瓦楞金属板搭建的房子里，地还是水泥地。他们的经济状况极不稳定，负担不起好的医疗服务，也无法送孩子上大学。近年来，当她出现健康状况或视力出问题时，也没有卫生工作者在旁边随时提供帮助。

巴努：“我做不了针线活了，我看不清楚，无法帮儿子去掉头上的虱子。因为视力问题，我无法好好阅读《古兰经》。没人想了解我和丈夫及孩子们的生活状况，过得好不好，生活是否安定。”

过去的失误正在重演

我认为，我们今天的一些公共卫生工作正在重复根除天花运动的失误：无法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并错过了利用当前危机或流行病持续改善整体健康的机会。

2022年抗击猴痘就是一个例子。这种传染性极强的病毒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主要在男男性行为者中传播。例如，在纽约市，疫情暴发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黑人和西班牙族裔对市政官员有一种历史沿袭的不信任，这些群体的猴痘疫苗接种率很低。未能接种疫苗还意味着错失了健康教育、获得HIV检测及预防工具或其他保健服务的机会。

而新冠的应对则是个正面案例。来自有色人种社区的卫生工作者、神职人员和社区领袖被召来帮助推广疫苗。这些社区信赖的“信使”成功地缩小了疫苗接种覆盖率方面的种族差距，这不仅保护了他们自己，也保护了医院免于超负荷运转的影响。许多人做这项工作是无偿的，尽管有诸多理由不信任医疗系统，但他们依然挺身而出。在一定程度上，政府履行了社会契约，提供了必要的社会和经济支持，帮助这些社区度过了疫情。

但现在我们又恢复到了以前那种状态，金融、住房、食品、医疗保健和护理的不安全感在美国呈上升趋势。与这些社区建立的信任再次受到威胁。不安全感来自于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它剥夺了我们展望未来的能力。我们对医疗保健和护理等迫切需求的不安全感正在侵蚀对政府、其他机构和彼此之间的信任，这会导致我们难以做好应对下一次健康危机的准备。

作者：席琳·冈德（Céline Gounder）博士，内科医生和流行病学家，KFF高级研究员，KFF健康新闻公共卫生特约编辑。她主持了播客节目《流行病：根除天花》。

本文译自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官网健康专栏的文章：The improbable victory over smallpox holds lessons for health threats in 2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