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世界与过去相比，是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我们感受到科技的进步、生活的便捷，但也面对着技术的异化、价值的分裂；越来越高比例的人不用再担心温饱问题（但是全球仍有十分之一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可获得幸福和快乐似乎更难了。
我们可以就这个问题争议下去，直到我们开始考虑“有多少孩子活不过15岁”——这个人类社会面对的最大悲剧之一。今天的世界比过去好了太多：直到19世纪末，全球都还有一半的孩子会在成年前死去。而在今天，这个数字是4.4%。这意味着，在过去一百年里，有无数的家庭不必再承担这人世间最心痛的失去，他们的孩子不必过早夭折，能够体验和创造世界的美好。
这个堪称是“奇迹”的挽救生命的成就，一大半需要归功于一个不起眼的“小物件”——疫苗的研发与普及。
根除一种疾病，有且仅有一次
以历史上杀死了最多人的传染病之一天花为例，仅20世纪，全球就有大约3亿人死于天花。他们可能是任何人的孩子、朋友，尽管被周围人所爱，但活在痛苦之中：浑身长满了皮疹，感到困惑和恐惧，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也不知道能做些什么。在疫苗诞生之前，没有什么能为他们做的：人类还不够强大，没有足够的知识对一个看不见的“怪物”进行反击。从伯罗奔尼撒战争到美国的南北战争，天花病毒存在的时间杀死的士兵和平民数量，比任何武器和军队都多。
人类反击天花的号角从1796年开始吹响。爱德华·詹纳医生发明了将正在出牛痘的女孩皮肤上的水泡中的液体，接种到一个8岁男孩身上——历史上第一支疫苗诞生了。随后，在科学家、医生、政客、社会工作者的持续努力之下，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人类消灭了天花病毒，这是我们第一次彻底根除了一种传染病。这个曾让全球5亿人丧命的疾病，通过人类跨国际的长时间努力，成为了历史。
然而，从天花疫苗诞生，到天花被彻底根除，我们用了近200年的时间。这期间，每天还是有成千上万人因为天花死去。
这一“延迟”并不是特例。
因为想要消除其他那些威胁儿童生命安全的传染病，挑战都是类似的。研发出疫苗只是挽救生命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工作是疫苗的普及，即大规模接种。只有当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打上疫苗之后，大多数人才是安全的。而要想形成这种群体免疫，疫苗接种率至少需要达到一个最低限度，不同的疾病各有分别，但一般不会低于70%。
也就是说，根除天花，或其他类似的传染病的真正困难之处在于：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克服距离、医疗条件、贫富差距、冲突动荡、资金匮乏的种种限制，让所有有需要的人都能及时接种疫苗。
这往往高度依赖各国政府推行免费、强制的儿童免疫规划。可对于经济实力、交通与医疗基础设施都高度匮乏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这个任务太艰巨了。
天花能被消灭，即使用了200年，也依然是值得我们称道的。毕竟迄今为止，我们再也没有消除过第二种人类传染病了。针对乙肝、麻疹、百白破、脊髓灰质炎（小儿麻痹症）等病毒的疫苗早已诞生，可这些疾病仍然在几十年后每年造成数以万计的孩子死亡。
转机发生在世纪之交。那时，全球的疫苗分配不公平问题达到了顶峰，大约有3000万儿童无法获得挽救生命的疫苗。
从需求端来看，他们生活在80多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这些政府不仅缺乏采购疫苗的财政资金，更无法提供运输疫苗所需要的冷链，也无法训练出疫苗注射所需要的专业护士和防疫人员。在一个连基本的饮水和用电都无法保障的国度，想要找到所有的孩子、为他们打上疫苗（甚至需要打几次），简直不可想象。
从供给端来看，因为低收入国家群体没有能力支付，疫苗企业就没有动力扩大产能，导致疫苗供给数量不足；有时候，企业也会因为无利可图，不会投资去研发那些在这些最不发达国家广泛流行的疾病的疫苗。如此，对于企业来说，唯一合理的商业模式便是低产能、高价格，这使得真正需要被广泛普及的疫苗的价格反而高居不下。
聚焦公平的创新，逆转不可能
这一困局刺痛了刚刚开始思考如何做慈善的世界首富盖茨。2000年，他在基金会成立之初捐赠了7.5亿美金，联合了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成立了一家全新的非营利组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Gavi的使命很简单：让全世界所有人，无论他出生或居住在哪里，都能平等地接种守护生命的疫苗。
自二十多年前向“疫苗分配不公平”问题宣战以来，Gavi已经在数十个国家推动了疫苗免疫规划的实施，帮助超过10亿欠发达国家的儿童获得常规免疫接种，避免了1730万儿童的死亡，创造了超过2200亿美元的社会经济价值。
能在如此困难的大问题上作出如此卓著的影响力，Gavi的成功背后是一系列极具想象力和开创性的创新。在Gavi看来，全球疫苗分配不公的悲剧的核心是疫苗市场的失灵、供需错配。慈善，可以通过革新市场机制来催化大的改变。
既然80个国家各自的支付能力都很弱，那么第一步，可以由Gavi出面整合最贫困国家的疫苗需求，形成规模效应，从而给企业提供了一个可预测的、较大的疫苗需求量来激励疫苗研发与供给。换句话说，企业不再需要面对不确定的、单一市场的弱需求，而可以只面向Gavi一家采购量极大、且具有信誉的买方谈判，摊薄成本，接受“高产能、低价格”的模式。
除了扩大产能，Gavi所配套推出的预先市场承诺（Advance Market Commitments）机制，也可以在研发阶段就为企业提供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购买合同，激励企业加速研发过程，减少他们的创新风险。肺炎链球菌疫苗、埃博拉疫苗等对低收入国家儿童生命尤为关键的疫苗的快速研发都受益于这个机制。人类历史上研发与分配速度最快的疫苗——新冠疫苗——背后的功臣也是预先市场承诺方案。
在大大激励了企业之后，Gavi并没有听之任之，向“资本”投降。
由于Gavi代表了几十个国家统一采购疫苗，使其成为了议价能力极强的买方，这意味着它可以大大压低疫苗价格。这种价格降幅有时是极其惊人的：在Gavi那里，7种常规免疫疫苗的采购总价从1000美金左右降到了27美金左右。这大大缓解了欠发达国家极其紧张的公共卫生预算压力。
不仅如此，通过与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沟通，Gavi设立了设立“毕业”机制，提出当受助国连续三年超过世界银行低收入国家水平开始，Gavi会逐年减少对援助疫苗支付的百分比（约15%），直到这个国家从Gavi资助中“毕业”，转型成为能够完全自行支付疫苗的采购费用的国家。这样的机制设定，可以在早期减轻受助国的医疗负担，并在后期扭转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过度依赖国际援助的预期。
更重要的是，善意有时也会循环起来：2010年，中国从Gavi乙肝的疫苗援助项目“毕业”，2015年正式成为Gavi的捐助国。迄今为止中国已捐赠2500万美元用于支持Gavi为世界各地的儿童提供挽救生命的疫苗。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未来会有更多Gavi的“受助国”转为“捐赠国”，为全球健康公平事业源源不断地注入力量。
在市场问题之外，Gavi也会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孵化各种技术创新，帮助受助国解决疫苗的递送与交付难题。从不插电就能冷藏疫苗一个月之久的冰箱，到能翻山越岭快速运送疫苗的无人机，在挽救生命的决心与热情面前，人类社会的智慧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我们仍然能关注到那些最被忽略的人群的庞大需求，改变就依然是可能的。
守护，每一个生命都同等重要
即使到今天，全球儿童死亡率已经下降到4.4%，这依然意味着：每年仍有上百万的儿童死于疫苗可预防的疾病，他们绝大多数是无法接种疫苗的、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弱势儿童。
世界向来是不公平的——全球目前儿童死亡率最高的国家是西非的尼日尔，约有14%的儿童会过早死亡。而在全球儿童死亡率最低的区域，欧盟，这一比例则是0.47%。
这一巨大的鸿沟向我们揭示：今天世界与过去相比是更好了，但它仍然远非完美；如果像疫苗这样关键的挽救生命的手段能被更公平地研发、生产与分配，每年仍有上百万本应当活下去的孩子可以真的活下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在Gavi模式的成功故事里，我们不仅能看到为什么“公平”与上百万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更能深切地感受：
“一个人的死亡是悲剧，而一百万人的死亡（绝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百万个悲剧。”
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安与失落的时代，意识到每个痛心悲剧的大数字背后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并以此为志，追求更有影响力、覆盖更多人的互惠创新与利他努力，我们都还可以做更多。
参考资料：
1. https://www.gavi.org/vaccineswork/how-many-lives-do-vaccines-save
2. https://futureoflife.org/future-of-life-award-2020/
3. https://scholar.harvard.edu/files/manela/files/pox-chinese.pdf
4. https://ourworldindata.org/much-better-awful-can-be-better
5. https://blog.jaibot.com/500-million-but-not-a-single-one-more/
6. https://www.gavi.org/investing-gavi/funding/donor-profiles/china
7. https://www.gavi.org/our-impact/evaluation-studies/gavi-government-china-hepatitis-b
作者：李治霖
益盒CharityBox联合创始人 & CEO，带领团队寻找中国最佳的捐赠机会，探索公益与行善背后的科学与哲学。他毕业于香港大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专业，是独立摇滚的忠实乐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