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档案室的有关车耀先的回忆材料这样记载: ……他对我经常谈到范绍增(编者注:范绍增即后来广为流传的“傻儿师长”)在军队里的笑话……至于他在息烽集中营的表现，与罗世文略有不同，是很谨小慎微的。……他与罗世文之间，还有一定距离，由于他在旧社会的经验很丰富，而当时环境又相当险恶，他对于政治上的话，很少谈到，也从不表态，他也很少与人接触。……因为他不愿与人接近，又不下棋，走动也不方便(跛足)，所以他经常一个人呆在房子里或院子里看书,所看的书，又大都是一些古典的东西，尤其爱读《易经》，也会以《易经》占卦，有时他为同斋的人占卦开心，生活是相当单调的。” “车耀先在阳郎坝地牢期间，我所了解的(1943.7-1945)这段时间里，他都是在监狱图书馆当管理员，总是一个人在馆里整理图书。” 其实这些记载，是因为当事人没有条件深入了解车耀先而得出的一种虚假的印象，真实的车耀先则记录在与他有比较密切关系的人士的回忆中: “他虽然腿有毛病。但在狱中很活跃的。他很聪明，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利用了一切能够利用的条件，为党作了不少工作。 “……在开始时，他担任一段时间的对‘犯人’中青年教育工作。反动当局是让他对青年灌输反动思想，可是他利用了这一好的机会，对青年进行了有益的教育，形式是教青年作文章，他给他们修改，范围包括狱中的青年看守。……有一个青年作了一篇短文，短文是写太阳与牢房关系:牢房是黑暗的，是因为太阳光照不进来，如能使牢门打开，让太阳光射进来，使我的心房得到温暖，车耀先改后，加上两个永远，即永远打开牢门，永远使我心房得到温暖。通过这种方式对青年进行教育。” 与车耀先同为狱中秘密临时支委的韩子栋回忆说: “车耀先博闻多见，有广泛的知识，诙谐、健谈，他能在谈笑中鼓舞人心。……1944年提车耀先当工作修养人，管图书馆（只他一个人)。于是图书馆变成了我们的精神食粮供应处和通讯联络站，遇着重要的消息，车耀先就把线装书拆开，把消息夹在里头再把它订上，然后把书拿出去。” 韩子栋还回忆起车耀先给他讲过的这样一件事: 一个叫肖复权的特务假惺惺地劝车耀先： “你要快自首呵!” 车罐先回答说: “我不懂得什么叫:‘自首’!” 特务又威胁说: “你不自首就一辈子都出不去了。” 车耀先轻蔑地说: “出不去就算球!” 真实的车耀先，还记载在车耀先本人留下的字里行间，车耀先被捕后转押息烽监狱之前，与罗世文同押在军统重庆望龙门看守所。在看守所里，特务发给他一套蒋介石极为推崇的《曾文正公家书),车耀先由此受到启发，再想到自己今后能否出狱断难预料，妻儿一别不知何时再能团聚，何不乘此机会给儿女们留点什么，让他们能得到正确的引导。想定之后，车耀先借口要写《曾文正公家书》读后感，向特务要来纸笔，完成了自己的自传。在《自传》的开篇，他以《先说几句》为序: “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余因政治嫌疑被拘重庆，消息不通，与世隔绝。禁中无聊，寝食外辄取《曾文正公家书》自遣。遂引起写作与教子观念。因念余出世劳碌，磨折极多，奋斗四十年，始有今日。儿女辈不可不知也。故特将一身之经过写出，以供儿女辈将来不时之参考。使知余:出身贫苦，不可骄傲;创业艰难，不可奢华:努力不懈，不可安逸。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则余愿足矣，夫复何恨哉!” 1996年11月，当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举办的红岩魂展览在杭州展出期间，一位老太太在展厅里面对车耀先的遗像，泪流满面，激动得难以自持。原来，这位老人就是车耀先在成都教授“注音符号”时，聆听过车耀先教诲的学生。在车耀先的遗像前，她颤抖着双手捧出一本珍藏了五十年的笔记本，笔记本上记录着车耀先亲笔题写的毕业赠言: “经济生活和文化确实有密切地联系。人类的经济生活，是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人类的文化，又只是经济生活的上层建筑。但这种联系，并没有证明有钱人一定文明和穷人一定野蛮。这联系只是表现为这样的事实，那怕是在社会上处于被屈辱的地位的人，那怕在这地位上不断地感到经济生活的恐慌和穷乏，如果这恐慌和穷乏是逼着他们向上，逼着他们对屈辱和被掠夺的现状起来反抗时，他们的反抗的努力就是‘知荣辱’的表现。他们在反抗的努力中就同时会促进了文化的向上。反之，对别的国家或人民实行侵略掠夺，或者帮着侵略者掠夺别人，以达到自己的丰衣足食的人，才真正是‘不知耻’的人群，是文化的破坏者。 玉珍同学毕业女师纪念 耀先 一九三七年六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