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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故宫西边，离故宫不到2000米的辟柴胡同内（今改名为辟才胡同），有一座简陋的青砖房。1953年9月17日，一个中年妇人突发了心肌梗塞而去世，终年四十四岁，她无儿无女，临终前只有丈夫陪在身边。

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普通女人，傅玉芳在弥留之际还是对丈夫交代了自己一生隐瞒的最大秘密：

“我的真名叫文绣，是大清朝的末代皇妃。”

额尔德特·文绣，这才是她的本名，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后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文绣或许并不如皇后婉容那般受人关注，但她文采过人，在思想解放后坚决同溥仪离婚，“刀妃革命”曾轰动一时，她隐姓埋名，努力投入平民百姓的生活，一生颠沛坎坷难以言表......

1909年12月20日，文绣出生于北京方家胡同锡珍府邸，她的身份非常尊贵，是满清八旗中的镶黄旗人，祖上从明末就追随多尔衮入关，她的祖父锡珍曾官职吏部尚书，后来的民国大总统徐世昌都是他的门生。

文绣的父亲端恭则是锡珍的长子，不过到了他这里时，却没能闯出什么名堂，还是靠着祖上的关系才做了个内务府主事。

文绣出生较晚，所以在她非常年幼的时候父亲便去世了，时值晚清，朝廷的力量日渐衰微，家中的男人去世后，文绣和母亲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几近沦落到了贫民的地步。

但母亲蒋氏毕竟乃大家闺秀，深知读书教育的重要程度，所以即便苦苦替人做针线活，还是努力将女儿送入了当地的私立敦本小学读书，并有了学名傅玉芳。

而文绣学习十分认真，天赋也相当过人，在学校里的成绩很是优秀，这也为她后来的思想觉悟和颇高的文学才华打下了基础。

原本的文绣或许和其他晚清末世皇族一般，或是在坐吃山空的富贵梦中逐渐消散，或是逐渐融入民国，嫁一个新式的如意郎君。

但一次偶然的契机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让她在近代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叹的一笔。

众所周知，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这个孩子从继位以来就被无数风风雨雨包裹着，而到了他稍微长大一些后，关于他婚姻的问题，又掀起了一阵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

几番调和之下，最终还是依照清朝旧制，决定从满蒙贵族的后代中挑选，于是王公大臣们纷纷将自家的女儿送选。

文绣有位五叔叫做华堪，曾经也是晚清的吏部尚书，他听到这个消息，想要趁机光复家族，于是找到蒋氏，在征得同意后，便将文绣的照片也提交到了内务府待选，虽然她的家族已经没落，但身份仍然是够格。

选拔的过程也十分激烈，宫中的端康、敬懿、荣惠三位太妃拼命拉扯，最后还是因为端康太妃和袁世凯关系较好，由她亲自指定了婉容作为皇后，而淑妃的人选则是由溥仪本人亲自圈出的文绣。

这个年轻女孩的命运从这一天发生了改变，不但家庭生活一跃百丈，而且也从学校退学，开始由专人为她讲述宫中的行为制度、女戒等。

1922年11月30日，就在皇帝正婚的前一天，文绣作为淑妃先行一步被溥仪迎娶进宫，此时的她还没有过自己的十四岁生日，然而在溥仪见到了年轻貌美的婉容之后，新婚之夜甚至都没有见文绣一面。

郭布罗·婉容是正白旗人，出身同样高贵，但是和文绣不同的是，她的父亲荣源一直都是内务府大臣，所以婉容从小就在富贵的环境中长大，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外貌秀丽，很早就已经名气颇大。

而事实上，婉容也的确让溥仪一眼就迷上了，从此每日他们二人都形影不离，文绣则住进了长春宫里，虽然待遇一应俱全，但丈夫却很少与他见面。

最早的时候，溥仪还崇尚平等，对两个妻子一视同仁，婉容有的文绣也有，但是很快婉容就对此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既有她打心眼里瞧不起文绣的原因，也有争风吃醋的原因。

于是文绣便只能长期一个人独居深宫，很多时候都受到婉容的孤立，只能自己以写字读书打发时间，她的性格比较内向，和当时外界崇尚的开朗的“西洋风格”很不相同。

但随着1924年11月15日爆发的“北京政变”之后，情况便大有不同了，军阀冯玉祥率部包围总统府，威逼清帝正式出宫，溥仪只好带着一众女眷离开紫禁城，移到醇王府内居住。

或许对于溥仪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打击，因为他彻底从皇帝变成了一个普通人，身份再无什么不同，但文绣却由此而彻底解放了，因为她不在受那些宫里条条框框的约束。

最重要的是，她比婉容最强的优势就在于，她是一个真正有能力、有学问、有眼光的人，在如今落难的境地下，溥仪在很多事情上不得不仰仗她的意见。

可是情况很快又变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1924年年底，溥仪接见了一个名叫郑孝胥的人，他曾是前朝的湖南布政使，但后来长期生活在日本，此时已经成为了日方的走狗。

溥仪此时心中极其失落，一门心思想着要“复辟”，郑孝胥的到来让他喜不自胜，很快就倒向了日本人一边，满脑子想着靠他们重新登上皇位。

文绣很清醒，她拼命劝阻溥仪不要相信日本人，这些人残暴、无情、善于欺骗，背地里不知有什么企图，可惜溥仪非但不听，在文绣几番规劝下，反而对她愈发疏远。

此时的文绣几近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还好几次想要自杀，但1925年时，她侥幸认识了一个名叫玉芬的女人，就此走向了自由的道路。

玉芬乃是文绣远房表姐夫的女儿，接受过不少新式教育，而最关键的是，她的前夫是前民国总统、直系军阀冯国璋的孙子冯曙山。冯曙山多次不忠于婚姻且屡教不改，玉芬在百般难耐下最终选择了和丈夫离婚，算是个有经验的人。

在得到玉芬的开导后，文绣可谓茅塞顿开，在仔细研究了中华民国法律中关于婚姻法的条目后，她更加坚定了要和溥仪离婚。

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绣和自己的几个姐妹精心策划，到了1931年8月25日，文绣特意在午饭间大发脾气，惹得溥仪勃然大怒，事后她妹妹借出门散心之机把她带了出去，几个人直奔天津国民饭店。

在这里，文绣拿出了早已写下的三封信递给太监，让他回去禀报溥仪，自己要跟他诉讼离婚！

看到信件的溥仪大惊失色，赶紧派人四处去找，可早已找不见人，他急的无所适从，身边那些遗老遗少们也纷纷炸了锅——中国自古以来哪有皇帝被“休”的事情，更何况文绣甚至连正宫都不是，他们如今仍然以皇室自居，这种事情实在太过折损颜面。

于是溥仪立即派人想要把文绣带回来，但他哪知道对方早已作出了十足应对：文绣不但躲在了人海之中，同时雇佣了一帮律师团出面，从法律的角度和溥仪谈判，要求离婚，并且支付一笔高额的赡养金。

这件事不知被人泄露，第二天便传了出去，全国的各大新闻媒体几乎发疯，拼了命地报导这起案子，当时各种新潮思想在中国交融，而文绣曾以剪刀想要歌喉自杀，所以这次离婚直接被许多人称为“刀妃革命”，一时间影响极大。

在此后的几个月时间里，溥仪和文绣双方就这起案子进行了许多次交手，时而想要和解，时而因为赡养金的数量拉扯。

溥仪原本一直坚持的是不许以“离异”来定性，因为有损皇家声誉，但天津法院却始终秉公执法，逼得溥仪无可奈何，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最重要的是，此时溥仪正在努力争取日本人的支持，这才是头等大事，他不愿意节外生枝，所以最终还是只得同意文绣离婚，只不过将赡养费的金额砍到了五万元。

事后，溥仪还特意发出了一道“圣旨”，表明文绣有错在先，现在撤掉她的封号贬为庶人，以此想要挽回一些颜面，但文绣早已不在乎了，现在的她不仅打赢了官司，也获得了真正的自由。

离婚后，除了交付官司所需的一大笔律师费之外，玉芬还骗走了文绣五千多元，再加上其他开支，最后五万块只剩下了一半。

但文绣心里很高兴，她先改回了傅玉芳的名字，不久后又以自身能力，应聘上了一个教师的岗位。

可还没当几天老师，就有一帮陌生人来到学校找文绣，上课时这帮人就拿相机拍她，下课后就追着文绣采访她。文绣不堪其扰，她只能辞去职务，在家中学习画艺。

这段时间里其实有许许多多的人来求亲，但都被文绣一一拒绝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清醒，知道他们都是看中自己曾经的“皇妃”身份而来的。

在抗战期间，文绣多次受到日本人骚扰，但她却从未像前夫溥仪一样积极配合，而是严词拒绝，所以遭到报复，最后又落入了贫困交加的境地中，非但生活艰难，甚至不得不上街充当叫卖小贩。

直到抗战结束后，文绣才经人介绍，在华北日报社某了一份差事，她从来做事认真，在报社中表现得十分过人，很快就有人替她介绍了一个不错的对象。

这个男人叫刘振东，家里并不富裕，如今正在北平行营中工作，文绣在和他接触之后颇有好感，于是在两年后正式结为了夫妻。

刘振东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但心地善良、为人诚恳，所以两人的婚后生活平淡而甜蜜，文绣也终于在中年时得到了自己曾可望而不及的爱情。

1949年北平解放，刘振东作为曾经国民党的军警人员，在文绣的劝说下主动前往人民政府自首，坦白交代了一切过往，因此被免于全部责罚，只是留待监察，后期因为他表现很好，甚至还得到了加入西城清洁队的工作机会。

解放后，文绣和刘振东就这样安安静静地生活在曾经的皇都，或许是不愿意给后代造成负担，文绣没有选择生下一儿半女，到了1953年9月，她因为突发的心肌梗塞，而在辟柴胡同的家中默默去世，终年仅四十五岁，被丈夫葬于了安定门外的义地中。

其实在此之前，刘振东一直完全不知道妻子的真实身份，而到了临终前，文绣才将真相和盘托出。得知妻子竟然曾是大清皇妃，刘振东也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

这个女人经历了晚清时最复杂的漩涡，而遇事从不糊涂，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皇帝成功离婚的记录，后半生安然度日，作为末代皇妃，她活得却远比皇后婉容洒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