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失败后，西北军不少部队受蒋介石改编，吉鸿昌所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由吉鸿昌任总指挥。蒋介石乘中原大战的胜利，大举围攻红军，首先驱使些杂牌军队替他打前阵。吉鸿昌的部队就在这时被调到豫南鄂北，围攻大别山苏区。和红军一交锋，一向被称为常胜将军的吉鸿昌就吃了败仗。他仔细探讨吃败仗的原因，发现他的军队到了那里，人民都惊慌走避，而红军则到处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他开始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不可侮。他明白蒋介石想消灭红军，同时也是拿他作牺牲品，因而他就对蒋敷衍，对红军采取不硬打真打的姿态。蒋介石查出了吉鸿昌这种情况，认为他同共产党有勾结，但又慑于吉鸿昌在部队里颇具威望，不敢立即将他除掉，于是派特务打入吉军内部，进行分化瓦解。蒋派来冷欣任第二十二路军总参议，带领特务和电台，对吉军实行监视和分化。策动师长张印湘反对吉鸿昌，收买第二十二路军中的军官。蒋介石看到他所进行的分化瓦解搞成了，就在一九三一年夏，下令撤销吉鸿昌的军职，吉出国考察。

西北军失败后，我避居上海，吉鸿昌被迫出国前到了上海，到后就找我，谈他被撤职的经过并告知蒋介石逼迫他出洋。当时他住在一品香大旅社，我去访问他的时候，碰见三位熟友，一个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高凌百(此人我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他在北洋大学上学，彼此常有来往)·一个是何其巩(过去曾充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吉的盟兄弟)，再就是常小川(在西北军曾担任过外交工作)。吉鸿昌出洋的各项手续，都是由高凌百一手安排的。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来布置吉鸿昌出洋的事，实际上是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并强迫他尽早离开中国。何其巩是蒋介石授意来劝说吉鸿昌出洋的。我和他们三人见面后，高凌百就要我劝说吉鸿昌迅速出国，说什么当军人的戎马半生，应该休息休息，去周游世界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又说西北军军人多出身行伍，应该多求一些知识，今后报国之日方长，国家将来更要重用，等等。当时吉鸿昌旅居无聊，在烦闷的心情中，就邀我和他到杭州游玩。高凌百请何、常二人一同陪着去。大约是九月十日到杭州，在杭州住了五天，接到高凌百的电报，说船期已订九月二十一日，催促速回上海，准备出国。九月十六日我们一同回到上海。可是随吉鸿昌出国的翻译尚未定下来，吉鸿昌怒不可遏地质问高凌百:“你催我赶快走，好象是晚走一天，我就要造反，我一句外国话都不懂，你叫我怎么走呵?”高凌百回答说:“翻译一时难定，好在到了外国各大城市都有中国使领馆，可以帮助你。”吉鸿昌接着说:“那不行，我不能走，这是故意和我为难。这也好办，现在不是有凌勉之在这里吗，我们是熟朋友，就请他担任翻译，陪同我出国吧。”高凌百说:“我待请示”。到了十七日高凌百答复吉鸿昌说:“同意凌勉之陪你出国”。吉鸿昌要他的夫人胡红霞同去，高也表示同意，遂由常小川连夜乘车去南京外交部办理我和胡红霞两人的出国护照。一切手续办完了，准备九月二十一日登轮出国。没有料到九月十九日清晨上海各报发出紧急号外，登载日本军队在九月十八日袭击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突然的事变，激怒了吉鸿昌，他愤怒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滔天罪行，立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看着祖国受日本的侵略，看着东北几千万同胞受日寇的蹂躏，而置之不顾。我还有什么心肠去游历。我绝对不能走。”这使得高凌百感到莫大的惊慌，力劝吉鸿昌采取冷静态度，说什么:“这样国家大事，中央不会不管，既将出国手续都办妥了，还是走的好，将来看形势发展，有需要你的时候，也可以早回来的。”吉鸿昌仍表示不能出国，并且亲自拟了电稿拍发给蒋介石(蒋当时在南昌)，请缨抗日，大意是陈述抗日救国的意见，并表示决心，愿牺牲一切，参加抗日。二十一日，接到蒋介石的复电略称:“日军侵占东北,中央自有处理办法，你现以在野之身,可勿过虑，应按既定计划迅速出国考察。”吉鸿昌接到这封复电后，半晌无言，热泪盈眶，继之，则拍案顿足，长叹连声。“完了!完了!”这时船期已误，于是由高凌百办理换船手续,随即订妥了美国塔夫脱总统号轮船，于九月二十三日晚，由高、何、常三人亲送吉鸿昌夫妇上了船。吉鸿昌在忧心如焚的情绪下,忍痛含泪离开了破碎的祖国。九月二十三日下午我们上船以前，在一品香大旅社集合，凌百向吉鸿昌和我介绍了一个人，高说:“这位是齐先生(未提名字)，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日本留过学，擅长日语，熟习日本的情况，他到日本去养病，和你们同船，船到日本靠岸时，如果你们愿意下去玩玩，他可以充当日语翻译。”这位齐先生呢，也装作有病的模样，对吉鸿昌表面上也颇尊敬。这样就一同上船了，都住在头等舱内，吉鸿昌夫妇二人住一间，我和齐先生各住一间。这位齐先生看样子约三十多岁。在轮船上坐头等舱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吃饭时我们很自然地都坐在同一个桌上。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曾在日本住了一年多，会说几句日本话，对日本情形也略知一二。我就向吉鸿昌夫妇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并建议在二十五号清晨船靠神户码头时，我们由神户下船，换乘火车到东京去，看望老朋友马伯援(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孟宪章(曾在西北军办报，彼时在日本留学)二人，并可以了解东北局势发展情况，二十六日晚再到横滨上船，这样就可以在东京停留一天多。吉鸿昌夫妇都表示同意，但是这位齐先生力劝我们不要到东京去，他愿意陪我们到日本的风景区厢根去游玩。吉鸿昌对齐说:“你是病人，我们怎好劳你的大驾陪我们呢?还是不要这样吧!”齐就说:“我的病不要紧，可以陪你们，因为我熟，我的日本话说得还不错，陪你们玩一天，没有关系。”我接着对他说:“齐先生，我们萍水相逢，实在不敢有劳你的病体，我在日本也住过一年多，日本话也懂得两句，可以照顾吉将军和他的夫人，你还是养你的病去吧!”吉鸿昌接着说:“东京是日本的都会，世界上的名城，又有朋友在那里，我们怎好不去观光看友呢?我们决定还是到东京去。”齐很不安地说:“还是不要去东京的好，因为东京太乱，情况复杂，你既然出国游历，乐得清闲一点，还是我陪你们去厢根吧。”吉鸿昌察觉出情况有些不对头，于是就说:“我们再商量吧。”饭后回到房间里，吉鸿昌对我说:“这个人来历不明，为什么他竭力阻止我们去东京呢?这里边有问题，可能是特务暗中来监视我们的。”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肯定他是特务。”吉和我商议怎样对付他,我思索一下说:“想方法把他甩掉。”吉鸿昌问我怎么甩法，我说:“明天(九月二十五日)早晨六点左右船到神户靠岸，我们三人把船票和路费都带着，行李一律留在船上，下船时和齐一同下去，他带有行李，必须去海关检验，码头上有的是出租的汽车，看他进入海关后，我们就坐上汽车开往车站。日本的火车也多，到了车站有车就先上去，然后再换车去东京，这样就可以把他甩掉。”吉鸿昌很同意我的这个办法，我们商定以后，第二天就照计而行。二十五日晨船到达神户靠岸，我们和齐一同下船，他手提两只箱子对我们说，他去海关检验行李，要我们在码头上等着他。我们说:“好吧，我们等着，你快去快来。”他就急急忙忙地去海关了。我们见他一进海关，就跳进码头上的出租汽车开赴车站。到站后，正好有开赴京都的一列车，我们登车到了京都，就换车转赴东京，并发给马伯援电报，告知车次，请邀同孟宪章到车站接我们。二十五日晚八时车抵东京，马伯援和孟宪章都在车站等候我们。马伯援和我们一见面就说:“我接到齐世英急电，说你们到东京来了，让我妥为招待，他马上赶来。”这时才知道那位齐先生的名字是齐世英。我们又从马伯援那里得知齐是蒋介石的亲信。马伯援随即陪同我们到他家里住下，当天晚间我们就反复考虑:走，或是不走?吉鸿昌主张不走，暂在东京隐蔽起来，等有机会就去东北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当时我也同意这样做，我们船上的行李并不多，也就不要了。马伯援是个“日本通”，他认为这个办法不妥，他说:“第一，这个姓齐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个大特务，他既来了就不善，一定要监视你们走，他必带有中国政府的外交公文，你们倘若不走，他可能通过外交手续，说吉某人是极端抗日分子，日本政府不会置之不理。第二，日本是个警察国，你们也无处可以隐蔽。”经过马伯援这番分析，吉鸿昌认为很有道理。我和孟宪章也都同意马伯援的这个看法。因此，我们只好是继续乘原轮赴美了。当时，吉表示:“抗日救国是军人的天职。蒋介石夺走了我的枪杆，我还有另外的一个武器:我还有嘴，还有舌头，我到外国去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只打内战，不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唤醒广大侨胞支援抗日。”吉后来向马伯援说:“明天这个姓齐的来了，我见见他，我要教训教训蒋介石，让姓齐的带回去。”二十六日晨，齐世英果然到东京来找马伯援，于是就约定在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见面。吉、齐会面时，我和孟宪章、马伯援都在场。吉当时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同时指摘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到感情激动时，不禁痛哭流涕。那姓齐的则哑口无言。谈话结束后，大家就驱车游览东京市容,齐世英则一直跟随我们，寸步不离。当晚九时许，齐世英坚持送我们到横滨上船，虽一再阻止他不要送，但他仍是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我们不放，一直到横滨码头看我们乘坐的船离开码头后，他才滚回去。

(二)

吉鸿昌在东京既决定继续出国考察、游历，遂邀请了志同道合，主张抗日反蒋的孟宪章先生参加，孟先生亦欣然同意。孟先生长于写作，且见闻甚广，对于这次的考察大有助益，不过他尚须办理护照，来不及和我们同船赴美，遂约定在美国的西雅图相会。

我们由横滨登轮后，在船上就商订了出国考察的三项主要的目的:(1)宣传抗日;(2)了解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3)寻找机会到苏联去学习。

在旅行中，为了力求节俭，我们商定不做以下几件事，也就算是我们在“国难当头”时的一种“公约”吧。内容是:

(1)不乘坐车船上的头等席位。

(2)不住高贵的旅馆，不进上等饭馆吃饭。

(3)不包乘专用汽车，尽可能乘公共汽车或电车。

(4)不和外国官方来往。

(5)不购或少购外国商品。

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十一天，于十月六日抵达美国西岸海港西雅图。由于事先曾电请西雅图中国领事馆派人给予照料,因此,我们下船时，领事馆的人员即引导我们到预订的旅馆去了。这个领事馆人员即向吉鸿昌解释,那里头等旅馆向不招待中国人,只好住在这个二等旅馆，并表示歉意。这是到美国的头一件事，就给吉鸿昌很大的刺激。后来我们去美国人所开的饭馆和理发店，他们问明我们是中国人，都拒绝招待。当时中国人在美国竟遭受这样的歧视，能不令人切齿!

我们到了美国南部几个州，见到白人简直把黑人当作牛马看待。凡属供给白人使用或是白人聚集的处所，都绝对禁止黑人进人。诸如车站的候车室、公共厕所、火车车厢等，何者由白人使用，何者归黑人使用，都是严格区分开的。火车上的餐车，是禁止黑人进入的。电车则分作前、后两部，分别划归白人、黑人乘坐。城市的住宅区，也是划出一定的地段为黑人居住的区域，不许黑人与白人混杂住在一起。有一次乘火车，吉鸿昌和我坐到黑人的车厢里，车开行后列车长发现了，就劝我们挪到白人的车厢去，吉表示不愿意去。这个列车长所以劝我们坐到白人车厢里去，并非对我们有所尊重，而是怕我们同黑人接触。吉鸿昌每到美国南方的城市，总要到黑人居住的地区，了解黑人的疾苦和所受压迫的具体情况。通过一系列令人愤慨的事实，使他开始认识到美国种族歧视的罪恶。

纽约城有一个“中国城地下博物馆”，每天下午在热闹的街口，都有专供去这个“博物馆”游览的汽车。事前曾有留学生给我们介绍过这个所谓“博物馆”的内容。到“博物馆”后，见所陈列的展览品，尽是一些美国传教士从我国搜罗去的旧社会最肮脏的东西，如鸦片烟枪、烟灯、缠足妇女的小鞋、带血裹脚条子、各种迷信用的东西等等，顿使吉鸿昌怒火冲天，受到又一个大刺激。

在美国参观了许多大工厂，又去底特律参观了举世闻名的福特汽车厂和飞机制造厂。我们乘汽车到各车间参观。福特汽车厂规模虽大，由于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产品滞销，各车间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在开动，上工的工人还不到一半，而且每星期仅开工四天，每天工作五小时，相当大一部分工人被解雇了。后又参观福特飞机制造厂，带领我们参观的是该厂的经理，他知道吉鸿昌是一位将军，就乘机兜揽生意，他说愿以廉价卖给中国飞机，而且有现货。这位经理随即领我们到飞机库里看货，原来那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旧式飞机。吉鸿昌当即对这位经理说:“我劝你们还是将这些飞机送进化铁炉里好了。”后来在德国柏林和汉堡，也都有军火商向我们兜售陈旧的军火。这种情况说明:外国商人总想乘中国军阀混战的时会，把一些过时的军火兜售给中国军阀，来残杀中国人民。

在福特汽车厂参观时，亨利·福特曾在他的别墅招待我们吃饭。这位主人对吉鸿昌说:“我们美国汽车制造工厂规模极大，能制造各式各样的汽车。我们愿意供给中国大量汽车，中国只要多修筑公路，购买美国汽车，对于中国来说，是最经济的办法，比你们设厂要合算得多，而且你们没有技术，也设不了厂。”吉鸿昌回答说:“你们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我们明天就会有的。我国人民也不是笨蛋，我相信我们中国总有一天会有大工厂，来制造汽车的。既然我们中、美两国是朋友，你们应该多传授一些技术给我们，来帮助我们也会制造汽车。”这几句话，顶得这个主人大有不悦之色。

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美国首当其冲，我们到美国游历时，危机尚未过去，失业工人尚有八百多万,半失业的人数,还要多几倍。我们在公园里和广场上以及夜晚在路旁人行道上，都可以看到身着破烂衣衫、面目黝黑的失业工人，横三竖四躺卧地上。在发放失业工人救济金的机关门前，失业工人们排成很长很长的行列，等候领取那维持不了一个人生活的几角钱救济金。吉鸿昌目睹这种惨状,口里念念不绝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底特律等大城市，到处都有很多乞丐，晚间在僻静的街上，还有不少的妓女在那里拉客人。另一方面，百万富翁们则在夜总会里，通宵达旦地狂欢，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我们曾去纽约证券交易所参观，那里人们拥挤不堪，大喊大叫地进行股票投机买卖，闹得乌烟障气。在一刹那间，有的竟成了百万富翁，有的则顿然破产自杀。吉鸿昌看到美国社会的种种人吃人的情况，深有感慨地说:“美国拿中国人当野蛮民族，实际上，他们才是真野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吉鸿昌和我由美国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后又由古巴到其他国家华侨聚集的地方,宣传抗日救国。十一月十二日，哈瓦那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到会侨胞有数千人，请吉鸿昌报告东北“九一八事变”真象。听众们为吉的报告所激动，侨胞们纷纷表示誓死抗日救国，宁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散会后,有不少的青年侨胞，请求吉鸿昌介绍他们回国投军，参加抗日。侨胞们还立即发起了抗日救国的捐献运动。

吉鸿昌这次出国游历了美国、古巴、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瑞士十个国家。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行动似乎很自由，而实际上是受着监视的。我们每到一个国家，中国使馆或领事馆都派员招待，而这些招待人员，都是负有监视任务的。我们在美国华盛顿时，曾要求中国驻美大使馆给我们签证到苏联游历，即遭到拒绝。到了古巴，那时驻古巴公使凌冰是凌勉之的堂兄，原希望利用私人关系可以得到签证去苏联，也被婉言拒绝。后来到了欧洲几个国家游历，每到一个国家，就向我国驻在的使节申请签证去苏联，都一一被驳回。后来到了法国巴黎，那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魏道明是李石曾派的人，为国民党的另一派系，与蒋介石有矛盾，吉鸿昌想利用这一矛盾得到去苏联的签证，也同样被拒绝了。

吉鸿昌这次虽远离祖国去欧美游历考察，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惦念着抗日救国。他去苏联学习的计划既遭到破坏，也就无心再在国外逗留。这时我们在瑞士听说日寇得寸进尺，上海情势紧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以后，吉鸿昌即决定迅速回国参加抗日。在计议回国时，我向他说:“你到国外游历，是蒋介石派特务监视强迫你出国的，现在既决定回国，是不是要给蒋介石去电，得他的批准才好回去呢?”他当即以坚定的口吻回答说:“抗日救国，是中国人的天职，尤其是我们军人的责任，用不着什么人批准，反正我抗日不犯罪。”于是我们马上就订购船票回国。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我们由法国马赛，搭乘英国轮船回国。在船上接到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吉鸿昌当时是既愤怒而又忧虑，心情非常沉重，以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他对我说:“赶快到上海吧!下了船，我就直接参加十九路军打日本，当一个普通兵，我也心满意足。”船在海上经过一个月的航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达吴淞口外，见有日本军舰十余艘，停泊在那里，封锁尚未解除。我们所乘的这只英国轮船，经用旗语和日方联系，准予通过封锁线，进入上海。吉鸿昌下船后，许多友人在码头欢迎，随即陪同到一品香大旅社,吉首先就问:“国事如何?”朋友们回答:“你远道归来，暂作休息吧。国事不堪闻问，蒋介石已同日本妥协了。”吉鸿昌愤愤地拍案嚷道:“真是耻辱!真是耻辱!”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我们在柏林，有一天突然由中国驻德大使馆送给我一件急电:“柏林中国大使馆速查明凌勉之行踪，请他速电他的家属。王正廷。”我看了这个电报很诧异，我同王正廷虽然认识，但和他向无直接关系，为什么他打听我的下落?吉鸿昌和吉夫人都说:“你出远门不给家里常去信，大概是弟妹久未接信,惦念你,托王外交部长打这个电报找你。快给弟妹打电报，报告我们都平安。”我就马上照办了，但是心里总是纳闷。一九三二年二月底回到上海，我们的亲友和我的爱人都在码头上迎接，有一位朋友见了我们说:“你们都活着回来啦!”我们听了都莫名其妙，问他们:“这是什么话?”他们说:“到旅馆里再说罢。”一进旅馆房间，我爱人大声说:“上海报纸发表一个消息,说吉鸿昌一行从美国赴英国,船在大西洋上遇大风浪,触礁沉没，吉鸿昌等下落不明。我们真急死了，四处打听，不得要领，最后我找李大爷(李组绅)托王正廷打电报查寻你们下落。”各位亲朋都说他们也受了一场虚惊。这个消息究竟从何而来呢?经深入了解，是蒋介石特务干的事。因为自从蒋介石撤销吉鸿昌军职,又逼他出洋，吉旧部中的进步官兵们大为不满，部队出现不稳现象，酝酿要求吉回国恢复军职，这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安，为了打断那些青年进步官兵想念吉的念头，稳定部队情绪，他们特意制造了这一谣言，并在吉的旧部队中大肆传播。其手段的卑鄙，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三)

吉鸿昌从上海回到天津，对国内形势作进一步研究之后，大约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又秘密到了上海，打算在上海作较长时间的停留，以便同上海的进步人士接触，研究抗日反蒋救国之道。当时我在上海居住，即将他安排在华安保险公司所办的华安公寓住下。这时朱庆澜组织正在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查良钊帮着朱进行组织工作。查向朱建议，约吉鸿昌参加后援会，朱大表欢迎,认为言鸿昌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正是他要物色的人。我对吉鸿昌说，“你是一员足智多谋的战将，又有抗日的决心。你在日本的时候，曾主张隐蔽起来，找机会到东北参加游击队，今天这个机会到了。朱庆澜在东北负有声望，你可以利用他的声望到东北组织游击队,千万别失了这个机会。”他表示同意，同时他又与在上海的中共党员浦化人秘密联系上了。浦化人在西北军时和吉鸿昌是老朋友。当时我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摩路二十八号，成为浦、吉之间的联络站。浦化人不断地派他的十二岁的几子传递消息。这时摆在吉鸿昌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到东北去，二是回到他的旧部队(这个部队当时驻在湖北麻城一带)去，领导他的部队抗日。我是主张他去东北的，我认为他回到他的旧部队有困难，如果私自回去，那是很危险的。吉鸿昌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计划通过一种“合法”的道路回去。这时，他同他的旧部三十师师长彭振山秘密联系，彭表示吉回旧部队，他欢迎，但是必须经过“合法”的道路。最后，吉鸿昌决定不去东北，而到南京去找“合法”的道路。吉鸿昌在南京住在张之江所办的中央国术馆，住了一段短时期。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旬吉写信邀我到南京，又约我陪他去庐山见蒋介石。在庐山住了三天，蒋传见他(由吉过去的副官长王慈博陪他去见蒋的)，他回到旅馆后，我问王慈博谈了些什么?王告诉我说，“蒋问吉鸿黑，‘你这次出国游历，长了不少见识，今后可多为政府工作，你有什么打算啊?’吉鸿吕回答:‘我听总司令的命令，愿意为总司令效劳。’蒋说:‘好、好，到汉口再说’。”吉鸿昌得到蒋介石批准去汉口，回到旅馆就写了密函，派过去的参谋某(姓名记不清了)立即赴汉口和彭振山联系，密约二人在汉口见面。庐山气候寒冷，我因仅穿一身单衣，支持不住，遂和吉商议我暂回上海。他又在庐山住了三、四天，就秘密下山乘外国轮船到汉口和彭振山会面，随即同彭振山秘密到了他部队所在地宋埠。这时我在上海接吉鸿昌电报，要我速到宋埠和他见面。蒋介石得到吉鸿昌潜回部队的消息后，立即回汉口派曹浩森(曹过去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和吉鸿昌是旧友)到宋埠劝吉鸿昌马上离开队伍到汉口，并且说只要他离开队伍，蒋对他就另有安排。吉鸿昌坚决要求抗日，反对打内战，誓死也不离开队伍。我到达宋埠和吉见面后，了解到彭振山接到蒋介石命令，到前线去指挥部队围攻苏区，而军长张印湘日夜陪着吉鸿昌，说是拥护吉鸿昌回部队。我对张印湘很是怀疑，因为过去蒋介石收买过张印湘反对吉鸿昌，怎么张今天又表示拥护呢?我对吉鸿昌说:“张印湘的态度可疑，你过去吃了他的大亏。”吉鸿昌说:“张印湘也是不得蒋介石信任的，也有反蒋的情绪，现在他拥护我反蒋抗日，可能没有坏意。你可以同他谈谈。”我就找张印湘，问张:“你对世五(吉鸿昌的号)究竟如何办?蒋总司令叫他非离开队伍不可，而他不接受，你在中间不作了大难了吗?”张印湘回答说:“世五是我的老长官，我们共患难多年了，彼此相知很深，他比我有办法。蒋介石对我们西北军是不会信任的，而且彭振山对我意见很深，不能合作，只有世五回来可以把这个部队团结起来，保存抗日的力量;对付介石，他也有办法，所以我非常拥护他。”我又问张印湘:“蒋介石叫他马上离开队伍然后才给他事做，世五坚决不离开，你对这个僵局如何处理?”张印湘说:“我已经有了办法，分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我打电报给蒋总司令,要求恢复二十二路军，仍派世五当总指挥，因为这个部队的官兵，全是他训练出来的，非他回来不可。第一步不成，二步，我联合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电蒋总司令请求。第一、二步都不成的话，最后一招，我到汉口面见蒋总司令，恳求批准我们全军的要求。如果不批准，我辞职不干了。”经过这番谈话后，我就向吉鸿昌分析张印湘的三步办法:“我看张印湘是假意拥护你。他提出的三条办法，都是对蒋介石要挟，蒋介石绝不会受他要挟的。彭振山不见面了，恐怕也有变。张印湘完全是假意，你很需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据我看，彭振山也不是真正拥护你抗日，而是他同张印湘有摩擦，二人闹成水火不容，他是来利用你制服张印湘。”我当时又劝吉鸿昌说:“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不要指望他们二人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要当机行事。我的意见，最好还是离开队伍，另找抗日途径。”吉鸿昌坚定地回答说:“我坚决不离开，我宁愿死在这里。你替我到汉口去一趟，送一封信给蒋介石。”他说完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痛陈抗日的决心，希望蒋对他有所谅解。在我同他吃午饭的时候，张印湘派他的副官送给吉鸿昌一封信，信里说，他就去按既定的计划办事，马上到汉口去见蒋介石，因在汉口需要花些钱，现手中无钱，请借给五万元。吉鸿昌随即开了一张中南银行支票，交来人带去。张印湘接到这张支票后，立即到汉口见蒋介石，控告吉鸿昌带大批款项收买军队，请蒋迅速处理，不然队伍要出乱子，他负不了责任。这时彭振山得悉张印湘到了汉口，惟恐张向蒋介石揭发他和吉鸿昌的勾结，也急忙从前线赶到汉口。吉鸿昌得到上述情况的报告，在一发千钧的时刻，毅然决然地率领忠于他的旧部约一团人，举行起义，向苏区方向前进。蒋介石以紧急命令责成张印湘、彭振山率所部追击，又派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在后面督战，并派飞机侦查轰炸。结果，这支起义部队，在陆、空联合追击轰炸下，绝大部分不幸牺牲，吉鸿昌仅带了少数部下于九死一生中突围进入了苏区。

我带着吉鸿昌在宋埠写给蒋介石的信到了汉口，送给曹浩森。翌日，听说起了大变化，我深恐蒋会派人捉我，立刻由汉口搭乘英国轮船回到上海。我到上海，曾在报上发表吉鸿昌带领队伍起义抗日的消息。大约在九月二十日以后，一天下午有人扣门，我开门一看是吉鸿昌，他满脸胡须，衣衫褴褛，使我非常惊讶，遂暂安置在我家里住了三天，置办了衣服。考虑到家中不断有亲友来往，难以隐蔽，随后转移到静安寺路一家外国旅馆(忘其名)五层楼上居住，改名王敬之，伪装成北方商人。我告诉旅馆的茶房，这位客人有严重心脏病，必须安静，饮食须送到房间里，预给小费拾元，茶房欣然接受，答应妥为照顾。每天我同我的爱人到旅馆陪他，并商议下一步办法。经反复考虑，决定吉先回天津找地下党联系。住了五天，他搭乘英商太古公司“顺天”号轮船回到天津。

这次吉鸿昌在上海曾向我叙述了他在宋埠起义的经过，如何死里逃生，进入了苏区，苏区对他招待得非常好。又告诉我苏区的领导同志(吉未说明这位同志的姓名)对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并讲述了革命道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启发，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苏区住了十余日，苏区派人保护他从山道翻山越岭，到达长江一个小码头搭乘外轮到了上海。在上海，他接受了党交给的任务，回北方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我说:“这次搞军事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现在开始，我才认识了救国的真正道路，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被压迫的人民才能翻身，中国才能得救。今天我要重新做起，依靠革命组织和人民的力量搞革命，凭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今后我要走新的革命道路，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本文章A|复制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五辑，有凌勉之编写，唐克明整理，文字少有更动，照片来自网络，侵权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