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王舒然
编辑/陈纪英
“因投保人身患恶性肿瘤的诊断,未经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因此不属于条款规定的重大疾病,赔付0元”。
去年12月,安然给肺癌晚期的妈妈申请理赔时,收到了这样的拒赔通知。
安然的第一反应是“不理解、不接受”。
此时,保险和医学知识都相对匮乏的安然,已经被母亲的重病搞到心力交瘁,既没有精力,也没有心力,去研究专业知识,为自己争取权益。
最终,在蚂蚁人民调解员的帮助下,她拿到了总额8100多元的理赔款。
但并非所有拒赔,都能通过调解扭转结果。有些拒赔,保险公司的理由充分且合理。
比如,章雨曾为女儿购买了百万医疗险。去年2月,女儿不幸确诊先天性脑血管畸形。但购险前,章雨并未注意到“先天性疾病属于保险责任免除范围”这一条款,因此完全无法接受拒赔结果。
其实,保险公司对不符合理赔条件的情况say no,也实属合理——“该赔的赔,该拒的拒”,唯有科学使用保险基金,才能保障全体投保人的合理权益。
而这种人性和理性的极限拉扯,最后的司法救济常常是调解或者诉讼。
蚂蚁保的数据显示,在赔付这一环节中,保司和用户多数情况都能达成一致,在用户存在疑虑进而求助的赔付案例中,最终只有不到1%会走到调解或者诉讼环节。2023年,蚂蚁保平台健康险理赔高达469万人次,而最终进入调解环节的案例只有数百起。
不过,少数保险用户的诉求也应该被关注,而调解员正是这1%诉求的“托底人”。
“你是来帮我的?还是给我洗脑的?”
为安然最终争取到8100多元理赔款的人民调解员,是90后的蔡凯璐。
2023年,浙江省银保调委在蚂蚁集团设立了“蚂蚁调解工作室”,可为蚂蚁保上投保的用户,提供一站式的在线理赔调解服务。
蔡凯璐是首批人民调解员之一。过去小半年,她经手的调解案例,既有高至50万元的重疾款,也有低至2.8元的挂号费。
而无论标的金额高低,蔡凯璐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她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为他人撑伞”。
2020年,父亲因脑出血住院,蔡凯璐在ICU门口守了14个日夜,理赔时跑遍了医院各个角落,耗费半个月拿到50多页资料,才走完了赔付流程。
不过,也正因为面对的多是“特殊群体”,调解工作并不轻松。“我们经常面对重疾人群,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很脆弱、敏感。”
去年8月,她遇到一位30多岁的年轻妈妈祁雅,后者已是肝癌晚期,治病耗尽了家中积蓄,且已求生无望。
开始考虑身后事的祁雅,想为8个多月大的孩子和年迈的父母,争取总额30万元的重疾理赔款,以安度他们的往后余生。
初期沟通时,蔡凯璐本想基于中立立场,尝试让对方先理解保险条款,但情绪低落崩溃的祁雅很容易“应激”,一度误会蔡凯璐是保险公司的说客,“你到底是来帮我的,还是帮助保险公司给我洗脑的?!”
做调解,不能只靠一腔热血的感性,在和保险公司的沟通中,专业知识和逻辑理性必不可少。
祁雅遭到拒赔的理由,几乎和安然一样——医生采用其他诊疗手段,确诊了祁雅的肝癌晚期,但并未做病理检查,而后者是保险公司理赔的前提。
想要为祁雅争取理赔空间,蔡凯璐必须找到更有力的举证。
为此,半个多月的时间里,蔡凯璐查阅了祁雅50多页的病历资料,研究了上百个医学指标,咨询了多位临床医生,确保准确了解每个异常指标的临床意义。
最终,蔡凯璐总结了3类医学诊断依据——甲胎蛋白肿瘤标志物检测阳性;病人进行了放化疗的治疗方案;肝功能B超、磁共振、CT等影像学检查结果。基于有理有据的举证,终于改变了拒赔的结论。
30多万元理赔款到账那天,祁雅特意跟蔡凯璐通了个电话。确诊肺癌时都没哭的她,那一刻再也绷不住情绪,忍不住嚎啕大哭。她对蔡凯璐说,“我短暂的一生,会永远记得你感谢你”。
每次回想起来这一幕,蔡凯璐都会深受触动,“也许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吧”。
可见,举证充分,临床医学和保险行业之间的鸿沟也是有机会“消弭”的。
只是,为何用户通常难以靠自己争取到合理权益?
蔡凯璐认为,一方面,因为临床医学、保险行业的专业知识复杂晦涩,认知门槛较高,用户往往难以清晰完整的认知,进而有理有据的举证。
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认,用户期待100%得到全额赔付,而保险公司的运作体系又极为专业严谨,必然存在立场的偏差和利益的分歧。
中立的两难
共情用户,不等于一味“偏袒”用户。
人民调解员角色得以成立的根基便是中立,如此才能确保公正,才能同时得到用户和保司的信赖,成为调停两方的沟通桥梁。
对于那些于理确实不应理赔的情况,调解员要做的,首先是晓之以理,让用户形成合理认知,避免在日后的保险场景中,再度遭遇同样困境。
其次,还要晓之以情,让用户打开心结,纾解不解不满不甘的情绪。
蔡凯璐曾遇到一位六旬老人,因不知道保险理赔设置了1万元的免赔额,愤而投诉保险公司拒赔。
在沟通中,老人多次情绪激动,甚至扬言要去银保监投诉保险公司欺诈。
面对这样棘手的案例,蔡凯璐并未一开始就冷冰冰切入条款,首先认可他的风险保障意识,也理解他拿不到理赔的暴怒。
人民调解员蔡凯璐正在工作
一番安抚之后,发飙的老人冷静了下来,连赞蔡凯璐“很有同理心”,也乐意去核对保险条款,最终认可了“保险公司设定免赔额是为了降低理赔成本和运营风险”的理念。
调解完毕后,老人还表示,以后他会主动宣传保险的理赔机制,还打算把这款保险产品推荐给亲友,“对不合理的理赔敢拒赔,这样的产品才安全”。
不过,中立有时也意味着两难。
面对那些境遇艰难但确实不满足理赔条件的用户,调解员也会受到人性与理性的撕扯——一边真心实意想帮用户,一边却是保险公司的“闭门羹”。
蔡凯璐曾遇到一位30多岁的保险用户。为给父亲治肝癌,她变卖了房产,前后花费50多万元,一度获赔了35万元,又全部投入治疗。
后来,她又把父亲送到了不在保险理赔范围的特需专家门诊,仅仅检查费用就高达2万多元。
上述特需诊疗费用被拒赔后,她不得不套现信用卡维持父亲的治疗。但硬性的规则是不能突破的,所以经过调解,用户依然没有获赔。
这类情况,蔡凯璐每个月会遇到四五起。她通常会提醒对方,未来如果要高额就医,最好提前和保险公司沟通,搞清楚理赔条件,尽量减少拒赔风险。
蔡凯璐当然理解拒赔合理合规,但依然会被那种感同身受的无助感所困扰。
看到更远的意义
做调解,不仅结果重要,效率也是关键。
蚂蚁调解工作室把传统调解的13个步骤极致缩短至5个,基于平台模式,可以一键在线生成调解材料,线上化签署、线上化用章、线上化查看,全程可查看可追溯。
蚂蚁调解工作室数据显示,去年累计调解了数百起保险理赔案件,调解成功率(在拒赔和理赔上,保司和用户达成一致)高达97%。
而且80%以上的调解案例,都能在5个工作日内结案。相比之下,线下调解的完结周期,通常长达数周甚至数月。
针对共性问题,蔡凯璐和其他五位调解员会总结出统一的调解思路,同时,也会和保险公司对标,改进优化流程。
比如,针对“用户未先用医保报销,保险公司只能赔付60%”的调解案例,蔡凯璐和同事们进行了归类,针对“没法用医保、忘记用医保、医保外用药”等不同情形,与保险公司对标好解决方案,包括需要举证什么资料,是否有调解空间等。
流程理顺、标准对齐之后,类似案例的赔付调解,之前需要耗时7~10天,现在基本三天就能完结。
目前,蔡凯璐和团队还试图走到更前端,推动保险公司对模糊条款清晰化,推广保险教育前置等。数据显示,在蚂蚁保用户存疑求助的赔付案例中,95%都是源于用户保险知识匮乏。
如今,多家保司聚集在蚂蚁保的“帮帮说”社区里,对于用户争论和疑虑最多的议题,启动了保险理赔科普以及实操细则优化,引发了1700多万用户的浏览和讨论。
从这个意义上看,身在终端的蚂蚁人民调解员,其实也间接促进了保险行业的良性内卷。受益的不只是权益得到兜底保护的用户,也有得到更多用户信赖的保险行业。
调解机制构建了用户和保司的缓冲地带,向用户理清了理赔和拒赔的清晰界限,避免了双方矛盾的激化,也尽力保护了用户权益。
保险这个行业,需要更多的“蔡凯璐”加入进来。在那些关乎到生老病患的意外与悲喜里,“蔡凯璐们”的善意与理性,既可贵也必要。(文中安然、祁雅、章雨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