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地图会发现大部分亚非国家都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租借地或势力范围。一些亚非面对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局面痛定思痛试图通过学习西方先进国家摆脱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运。在当时的亚洲远东地区只有中国、日本、泰国三个国家算是保持着独立地位。其实这三国中真正完全独立的只有日本，因为当时的中国和泰国实际上已沦为列强的半殖民地。

当然半殖民地毕竟还是与殖民地有所不同。在近代西方殖民者瓜分东南亚的过程中泰国是唯一尚能在形式上保持独立地位的国家。泰国和日本一样都在列强的刺激下推行了维新变革：日本的变革被称为明治维新，泰国的变革被称为朱拉隆功改革。同治七年（1868年）10月1日朱拉隆功登基成为泰国新国王。确切来说当时这个国家还叫暹罗。

同治十二年（1873年），年满20岁的朱拉隆功开始临朝亲政。这时暹罗全国的土地几乎都集中在封建贵族手中。广大平民和奴隶只能依附于封建贵族。这些封建贵族千方百计使佃农和奴隶束缚在土地上为自己劳作。贵族们不断榨取佃农和奴隶的劳动所得，而拒绝在暹罗发展新式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为作为既得利益者的他们对这一新生事物的不确定性还充满排斥感。与此同时暹罗也面临严重的外患。西面的缅甸已被英国纳入英属印度，南面的马来半岛建立了英属海峡殖民地，东边的越南被法国征服，暹罗只能在英、法两国之间夹缝求生。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暹罗就主动与英国签订了《宝灵条约》：允许英国在曼谷自由贸易。暹罗对英国商品所征收的关税税率不得超过3%。两年后暹罗和西方七国相继签订了类似条约。同治六年（1867年）暹罗割让自己在湄公河以东的属地柬埔寨给法属印度支那。光绪十九年（1893年）法国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暹罗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同年暹罗又把掸邦割让给了英属缅甸。光绪三十年（1904年）暹罗被迫完全放弃湄公河以东的土地。宣统元年（1909年）暹罗又割让南部的吉打、吉兰丹等地给英属马来亚殖民地。到民国三年（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泰国已损失约54%的土地。

泰国虽是东南亚唯一未被列强殖民的独立国家，但泰国的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

朱拉隆功艰难地周旋于英、法之间——利用英、法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牵制才勉强使暹罗成为英法两国势力范围的“缓冲地带”。可这终究不是长远之计，只有改革自强、顺应历史潮流才能在严酷的丛林法则中生存下去。朱拉隆功对此是有清醒的认识的：早在他还是太子时就系统学习过泰文、英文、巴厘文和梵文，还学习过射击、武术、骑马、骑象等科目。他酷爱古代历史和文学。

同治七年（1868年）8月朱拉隆功参加过法国科学探险队在距曼谷以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三礼育观测日全蚀的活动。同治九年（1870年）和同治十年（1871年）尚未亲政的朱拉隆功两次访问新加坡和爪哇；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又访问了印度。朱拉隆功作为暹罗历史上第一位出国访问的国王对暹罗国情和世界形势都是比较了解的，当他从印度回国后就下令在皇宫内设立两所学校：一所教泰文、一所教英文命名为“玫瑰园学校”。

朱拉隆功

这改变了过去以寺院为中心、以僧侣为教师的传统教育方式，开创了泰国教育史上的新篇章。事实上这已开启了朱拉隆功改革的序幕。亲政前的朱拉隆功更多是在自己的皇宫内通过对周围人生活习惯的改变而向其灌输改革理念，还并没真正涉足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体制层面。朱拉隆功早在亲政以前就已让宫廷成员改穿西式礼服、免去跪拜之礼、废除宫廷肉刑、改留西式发型。

随着朱拉隆功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亲政终于使其可以放开手脚对国家进行全面改革了。他选择的改革突破口是整顿国家财税制度：在道光四年（1824年）至咸丰元年（1851年）国王拉玛三世执政时期暹罗盛行起包税制——政府将收税的权力转包给有官方背景的商人。这使大量资金落入包税人的私囊，而国家的资金则储存在王库里。这时王库和国库并无任何区别。暹罗人尚未意识到要将国家财政体系和国王的私房钱进行分别管理。同治十二年（1873年）朱拉隆功亲政后在第一时间成立了税务厅，颁发保护税收条例，统一规定全国的税率，同时废除包税制。至此暹罗中央政府从包税商手中收回了收税权从而有效地制止各种偷税漏税的不法行为。从光绪十八年（1892年）起暹罗开始将国王的私库和国库进行分别的预算管理。暹罗还从法律上规定和确立私人土地所有制，实行征收货币地税并不断降低土地征税率。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朱拉隆功开始释放他亲政后又一个改革大招——废奴。

在此之前暹罗的奴隶制已存在了6个世纪。当时暹罗的奴隶按法律规定可细分为七种之多，但实际上大体都可以归为可赎身奴隶和非赎身奴隶两大类：失去土地的农民因债务问题卖身为奴者有的是与主人约定服役年限，有的则是永久为奴。奴隶作为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除无权把他们杀掉以外可以随便把他们转卖或转让给他人。如果母亲系非赎身奴隶，那么其子女也是奴隶。

朱拉隆功在自己亲政第二年就明确在法令中规定：同治七年（1868年）以后出生的奴隶之子全部变为自由民，家生奴21岁后即可获得自由并废止债务奴。到朱拉隆功去世前两年暹罗已基本完成废奴运动。朱拉隆功的废奴运动一方面解放了暹罗的奴隶，使他们摆脱了被人奴役的悲惨命运；另一方面削弱打击了地方封建贵族的势力，强化了中央集权，并为国家发展近代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农工商业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同治十三年（1874年）朱拉隆功下诏设立参议院协助国王处理政务并对将要颁布的法律进行讨论，随后不久又成立了作为国王的私人咨询机构的枢密院。光绪十八年（1892年）暹罗模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内阁制对自己的中央政府进行改造提高了行政效率，但并未改变暹罗国王作为专制君主大权独揽的地位。

东南亚示意图

在此之前暹罗的地方治理模式有些类似于我国在秦始皇统一之前实行的分封制。国王按功劳给贵族授予爵位和封地。这些封建贵族和国王派驻各地的大臣一同治理当地。朱拉隆功废除了禄田制度，对奖励有功人员改为发放薪俸。此后暹罗的地方官员完全由中央统一任命。军队作为支撑政权的基石也和地方一样完全掌握在以朱拉隆功为核心的暹罗王室手中：国王以暹罗军队总司令的身份牢牢控制着军队。宣统二年（1910年）暹罗的13个少将中有6名王室成员，一半以上的师长出身王室。

随着这一时期暹罗在行政管理制度和社会经济形态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以及暹罗面对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传统的以寺院为中心、以僧侣为教师教育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点早在朱拉隆功亲政前就已注意到并在宫内率先进行了示范性改革试验。朱拉隆功的教育改革相比对财税体制、土地制度、行政体制的改革而言起步较早，但发展进程一直是相对比较滞后的：宫里的“玫瑰园学校”迟迟没能普及开。

光绪七年（1881年）朱拉隆功才创办暹罗第一所西式大学——宫廷侍卫学校并在同一年开办了图书馆。尽管这所学校后来演化为朱拉隆功大学，然而一开始仍是立足于培养宫廷侍卫的皇家御用学校，所以对暹罗的整体教育改革并没太大实质性影响。光绪十三年（1887年）暹罗仿照欧美模式成立了专门的教育部负责管理国家教育和规范教育体系。同年朱拉隆功在萨拉隆行宫创办了陆军军官学校培养现代军事指挥人才，随后又创办了陆军士官学校和海军学校。

此后新式的法律、警察、师范学校等陆续建立。朱拉隆功还下谕选拔派往国外学习的留学生。教育在暹罗已不再是贵族子弟的特权，平民教育开始在暹罗全国形成热潮。朱拉隆功按西方建制改革军队结束了此前暹罗临时招募士兵的惯例，开始给将士发放固定的薪俸。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后由于法国的武装入侵，暹罗改编和扩充了陆军、配备新式武器。在丹麦人里舍尔的帮助下，暹罗建立了第一批新式军事院校。

这一时期暹罗海军正式创建成军并开始自建战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暹罗成立国防部。光绪三十年（1904年）制定的征兵条例对过去用犯人的后裔补充军队和在地方行政长官的统率下进行战斗的传统做法做出禁止性规定。19世纪90年代朱拉隆功开始着手建设近代化的交通和邮政事业成功使边远地区和首都曼谷连接起来。这大大利于边远地区的开发事业和国防建设。整个国家联结成比较紧密的经济整体促进了全国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由于这一时期的铁路建设使暹罗的主要产米区湄南河三角洲与中部和北部的新兴水稻种植区连接起来，使大米出口成了暹罗最大的收入来源。虽然林业和矿业被外国资本垄断，但仍需向暹罗政府缴纳所得税，同时暹罗的民族资本也开始蓬勃发展。以国王为首的暹罗王族和华侨富商将大量金钱投入碾米厂、罐头厂、水泥厂和纺织厂。暹罗国家财政收入越来越高，国库越来越丰富。

暹罗利用丰厚的财政收入进行土木建设：开挖运河，修筑铁路和水闸，架设电线和电报线，建设警察部队，创办医院、博物馆和图书馆，开办新式学校。到了宣统元年（1909年）暹罗的人均GDP甚至达到清政府的17.3倍。暹罗人口从朱拉隆功登基时的500多万增加到900万，医疗条件的改善使暹罗的人均寿命提高了5岁多。到了宣统二年（1910年）泰国军队共有9个师5.4万人。这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军队相当，甚至甚至一度在同法国的战争中小胜对手。

尽管朱拉隆功改革奠定了暹罗近代化转型的基础，捍卫了国家的独立，然而暹罗并没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朱拉隆功改革使泰国得以避免完全沦为列强的殖民地，然而泰国仍是一个和当时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一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夹在英、法两大强国之间的泰国虽说改革后国力有所增强，但要想避免被英、法瓜分的命运仍只能尽力周旋以期实现夹缝求生。

泰国将自己定位成英、法之间的“缓冲国”。19世纪50年代泰国试图与法国结盟以对抗英国的侵蚀；当法国势力在暹罗膨胀到一定程度后暹罗又利用英法之间的微妙矛盾聘请英国顾问和授予英国商人部分矿产开采权以换取英国对泰国主权的保护。泰国的佛教信仰本身是讲究与世无争的，以致于在面对英、法入侵时暹罗的心态倒放得很宽：既然反正打不过，索性让出边缘地区，一心一意只发展核心地盘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