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大顺军主力的退却，河北、山东一带的明朝降军相继旋而复叛 ，或降清军，或割据自雄，致使大顺政权很快失去了大片占领区，河南各地亦随之效仿，纷纷反叛。李自成退至陕西后，一面排兵布阵固守关中，一面竭力争夺对河南、山西等地的控制权。李自成发现，在河北、山东一带发动反叛的大都是原明朝遗老遗少和官绅将佐。因此，他派将领带兵把河南、山西的缙绅和降将都押解到西安圈禁起来，是为调虎离山，使这些在地方上根基深厚、较有影响力的人物远离自己的巢穴，孤掌难鸣，铲除了他们的地方势力，消除了不安全隐患。

这一措施有得有失，从某一方面看，它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异己势力。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手段过于严酷，杀人极多，而使人心震恐，惶惶不安，许多人或明或暗地抱团抵制甚至反抗，使大顺政权在中原的统治愈发不稳固。

顺治元年（1644年）7月上旬，李自成为了改变越发被动的不利局面，曾集中力量、调兵遣将分头进行反击。李自成离开太原进至平阳，对兵力进行了重新部署。他把明降将陈永福攫拔为权将军，让他率一万兵马驻守太原。另一员降将唐通在山海关兵败后带残部一路西撤，李自成命他协助李过防守陕北府谷、保德一线。令降将马科率部镇守川北、汉中一线，李自成还让大顺二号人物刘宗敏为主帅，率大顺军精锐出击河南、河北，一路出固关进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另一路攻打宣府、大同。刘宗敏亲率一军由彰德、磁州直逼大名府。权将军田见秀则盘踞平阳，以策应各路人马。

同时，李自成还多方筹集粮草，囤积在平阳。命威武将军牛万才率一万精兵东出潼关，以配合主帅刘宗敏指挥大军进行全面反攻。牛万才是大顺军出名的悍将，他这一路军战绩较好，很快经洛阳攻克密县，转而疾速东进，其前锋很快进至山东东昌府附近。这时，因大顺军多路并举，攻城拔寨，黄河以南的许多州县望风使舵，又接踵打起了大顺旗号，表示归顺李自成。

出击河北一路的大顺军经武安进抵临洺关，离顺德（今邢台）仅有70里，可谓朝发夕至。刚入主中原的满清朝廷为此大为震惊，因顺德府、大名府是京师门户，假使被攻破，河北诸州县就会望风披靡，“贼军”就会所向无敌，再次进围或威胁京师。多尔衮急忙调集兵力，固守京畿。

清灭大顺形势图

出固关的这路大顺军进抵平定州，出山西北部的一路军曾一度兵临大同城下，清军惶恐不安，据城死守。大顺军这次大规模反击刚开始颇有成效，也很有声势，只是很快就遭到八旗兵强有力的反击。多尔衮急调固山额真叶臣率八旗劲旅进入山西，旋即发起猛烈进攻，使大顺军在晋连连受挫。大顺军在这次大反攻初期虽然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收复了一些州县，但就全局来说基本于事无补，在清军发起的凶猛反扑下，很快就陷入被动。

同年十月初一，顺治帝福临在多尔衮率领的诸王贝勒以及满、汉大臣的劝进下，在北京南郊天坛祭天，然后再次即皇帝位于皇极门（今太和门），宣布“兹定鼎燕京，以绥中国”。此举标志着清朝已经从偏居东北一隅的地方政权一跃成为统治广大中国的中央政权。那么对于志在“定鼎中国”的清廷来说，讨灭南方的明朝弘光政权和西北的大顺政权便成了清廷政府的当务之急。

山东、山西战场的一连串胜利，使清廷摄政王多尔衮等人生出了骄狂之心，认为短时间内可以统一中国，同时消灭南明的弘光政权和西北的大顺政权。

清廷任英亲王阿济格为“靖远大将军”，节制吴三桂、尚可喜等降军，向西狂飙突进，准备将退守关中的李自成大顺政权彻底消灭。同时，清廷还委任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满汉精兵大举南下，目的是将盘踞南京的福王政权彻底摧毁。

到了这段时期，满清政权在河北、山东等地的统治已经基本趋于稳固，河南仍处于几股势力激烈争夺的状态中。彼时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占据四川以及湖广的部分地区，他因被李自成铲除异己的残酷手段搞得心灰意冷，不仅不和大顺政权一起联手抗清，反而和李自成的部将唐通发生了一场大摩擦，双方兵戎相见，互有死伤。

张献忠

张献忠在当年8月在成都自称大西王，并开科取士，11月即正式称帝，改成都为“西京”，俨然和流年不利的大顺“皇帝”李自成平起平坐。从此时的全国局势而言，李自成屡遭挫败，地盘越来越小，处境已经十分不利。

李自成西撤后，其策略是固守关中，再尽可能地复夺河南、山西。为此，他一面增兵潼关，一面派两万多大顺军前去攻打怀庆府。怀庆是晋、豫二省的中间地带，为南北交通要冲，战略地位重要，李自成认为攻占怀庆便可监控晋、豫，对将来的发展十分有利。

多尔衮决定十月二十五日出兵江南，讨灭南方的弘光政权。任命和硕豫亲王多铎为“定国大将军”，率领由八旗兵+外藩蒙古兵+山海关边兵+蓟镇、保定兵组成的南征大军沿运河南下，与派往山东平定青州之变的镶红旗满洲梅勒额真和讬、镶白旗汉军梅勒额真李率泰和派往替换豪格的阿巴泰所率的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准塔、正黄旗满洲梅勒额真谭布一同南下，征伐弘光政权。并命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随征。全部南征大军一共有七万多人。

就在清廷两路大军出征前，清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四日，大顺军集结在山西垣曲和河南兰阳的两地的三万多马步军在大顺朝泽侯田见秀的指挥下突然渡过黄河，向清朝发动反攻。大顺军在十月十二日发起作战，连续攻克济源、孟县，“其锋甚锐”，清朝汉军正黄旗梅勒额真、怀庆总兵金玉和领兵出战，在柏香镇被大顺军所击败，金玉和与副将常鼎、参将陈国才阵亡，清军各级将佐阵亡二十多人，士卒死伤一千七百多人，几乎全军覆没。

大顺军乘胜进攻怀庆府城沁阳，“怀庆肘太行，踵黄河，为南北要道”。清朝河南河北道申朝纪立马组织全城防守，卫辉总兵祖可法也火速率军进入沁阳城固守。不仅如此，河南巡托罗绣锦也多次向清廷奏报府城紧急。

怀庆大反攻和金玉和在柏香镇的大败使多尔衮和清廷明白，相比于碌碌无为、陷于党争的弘光朝廷，李自成和大顺军才是急需解决的对手。于是清廷派遣学士唐霸急赴英亲王阿济格军，通知他三万余大顺军军急攻怀庆，已命豫亲王多铎于二十五日率师先救怀庆，转攻陕西，取潼关，会攻西安。“务期合力进剿。”彻底消灭大顺军。

大顺军攻打怀庆初期颇为顺利，击毙清提督金玉和，守军死伤颇重，差点攻破城墙，清军卫辉总兵祖可法闻讯迅速带兵驰援怀庆。怀庆攻守战血腥而激烈，也引起清廷的极大关注，豫亲王多铎暂停南攻南明小朝廷的计划，率大军调头北援怀庆，然后自潼关威胁西安。这样一来，阿济格、多铎两支清军劲旅都把攻击目标集中到了李自成身上，并对大顺军主力形成夹击之势。

可以说大顺军将士发动的怀庆之战，以一己之力吸引了几乎所有的清军主力。此时清朝的京畿、直隶、山东、山西，豫东的兵力都十分空虚，如果此时南明朝廷能够放下对大顺军的成见，派遣大军进河南，入山东，结果还未可知。

李鸿基

对李自成来说，怀庆大战是一个重要转折点。他原本预判控制住怀庆这一战略重镇，就能为之后的战略大反攻夯实基础，但在多路清军的夹攻下，最后还是以自己的失败而告终。这不仅使他拟定的这一战略计划流产，而且把两路清军主力都吸引到自己这边，反而减轻了抱残守缺的南明小朝廷之压力，使大顺政权处于更加被动的境地。

弘光朝一些有见识的大臣也建议此时出兵山东、河南之地，收复故土，不可盲目相信清廷。

如吏科都给事中章正宸对形势的分析是：“近传闯渠授首，未可轻信。贼计甚狡，必亡走入秦，度暑必尽锐而出，与献贼合，睥睨长江一。……又闻虏踞宫阙，动摇山东。而当国大臣仓惶罔措，但绍述陋说，损威屈体，隳天下忠臣义士之气，臣窃羞之，臣切痛之。”“失今不治，转弭秋高，虏必控弦南指，饮马长、淮；而贼又驰突荆襄，顺流东下。瓦解已成，噬脐何及？”

不久兵科给事中陈子龙上疏道：“祖宗之地诚尺寸不可与人，然从来开疆辟土，必当以兵力取之，未闻求而可得者也。……若夫约敌灭贼以报不共戴天之仇，如唐一人用回纥之师，事诚有之，然必中国自有信臣精卒如李、郭之将，朔方、陇右之兵而后可。若专恃他人之力，如宋人借金以灭辽，借元以灭金，则益其疾耳。”“密敕诸将奋同仇之气，大整师徒。俟冬春之间，敌骑牵制于三晋，我则移淮泗之师以向俟谷，出全楚之甲以入武关，令川汉之将联络庄浪甘宁之义旅，或攻其胁，或拊其背，使敌当其一面，而我当其三面，不特逆贼可以一举荡灭，而大功不全出于敌，则中国之威灵震而和好可久矣。”

甲申形势图

可是此时的弘光朝廷内阁阁臣一面陷于党争，一面寄希望于“借虏平寇”。南明朝廷甚至册封已经降清的吴三桂为“蓟国公”，“给诰券、禄米，发银五万两、漕米十万石”，责令沈廷扬负责，自海道运送给吴三桂。其他有功将士，由吴三桂开列名单，以便给予升赏。又追封其父吴襄为“辽国公”，谥忠壮，三桂母祖氏为辽国夫人。

而远在南京的福王政权却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主动放弃了向北发展的大好时机，深恨李自成的福王朱由崧和执掌大权的阉党余孽马士英等人还自以为得计，洋洋得意，坐等顺、清鹬蚌相争打得两败俱伤时，再去做那个坐收渔利的老渔翁，实际上为自己的迅速败亡种下了祸根。

大学士马士英、史可法等惟恐出兵黄河流域收取山东等地，将触怒清廷，引火烧身。企图以长江以北半壁江山，换取苟安于江南，所以白白浪费了这大好时机。给了清廷各个击破的机会。于是待到清朝大军击败李自成和大顺军之后，那么正如章正宸、陈子龙等有识之士所言，弘光朝廷和其官员的末日便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