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已年满63岁，一般的省部级官员在这个年龄都会退居二线，但江泽民想彻底地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江泽民

尽管江泽民完全可以通过行政职务来确保自己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自己曾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于是再次恢复了这项工作。在江泽民的内心里，他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还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讨论，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篇技术论文。

但当江泽民刚完成书稿翻译工作的一半时，他突然接到了中央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江泽民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他在到达北京后，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

江泽民见到邓小平后，邓小平告诉他，将由他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听后非常吃惊地说：“我担心，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邓小平和江泽民

邓小平听后却说：“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

当天晚上，江泽民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他心想：好吧，我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不久以后，江泽民去拜访已退休的原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并征求他的意见。汪道涵深知江泽民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也知道他信心不足，于是专门写下了林则徐的一幅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汪道涵的意思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江泽民不应该因为个人原因放弃这份责任，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汪道涵的鼓励使江泽民恢复了信心。

汪道涵

1989年6月23日，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召开，江泽民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会上说：“我深感担子很重，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6月24日，江泽民正在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留学的儿子江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他让江绵恒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一趟。

江绵恒见到艾森斯坦后，对方问他：“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

江绵恒摇了摇头，他的心急速跳动了起来：难道有事发生了？

艾森斯坦说：“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江绵恒听后大惊：“总书记？”

艾森斯坦严肃地说：“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首先，联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但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江绵恒听后说：“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他的回答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

江泽民就任总书记后，并没有忘记那本俄文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给老朋友沈永言打了一个电话，希望能得到帮助。沈永言听后大惊：“你已经是总书记了，还翻译这本旧书干什么？”

沈永言

江泽民却说：“我必须善始善终。”

在江泽民的努力下，这本译著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足足花了30年，但江泽民遵守了他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