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早在飞鸟时代，天智天皇与天武天皇这兄弟俩就始终致力于将大化改新的革命措施贯彻落实，最终构建了日本律令制国家的基本结构。

以公地公民、土地国有为特点的班田收授法（仿唐朝均田制）便是律令制国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然而这一理想化的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纯属想当然了。

日本是个多山地的岛国，其耕地面积本就较少，而贵族、寺庙、神社等特权阶层不断侵占土地，又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紧张的局势。

农民的口分田越来越少，无法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陷入困境，不得不脱离户籍，背井离乡。

班田制的举步维艰直接导致了政府的财政危机，于是中央政府放开了垦荒政策，鼓励全社会开垦荒地，试图通过以此增加耕地来挽救班田制的崩溃，但最终只是为特权阶级做了嫁衣。

无奈之下，中央政府颁布《垦田永年私财法》，承认垦田永久私有，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口田数量，缓解了财政紧张，但从长远来看却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贫富分化与土地的集中化。

特权阶层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大量征收流民，拓荒垦地，甚至通过兼并、掠夺来不断扩大自己的私有土地。他们在开垦的土地上修建房舍和仓库，逐渐形成了庄园。

这些庄园最初被称为自垦地系统庄园，由庄园主委派庄官管理，生产者包括奴隶、逃亡农民和周围贫困的班田农民，这些人后来都变为庄园的依附民，统称庄民。

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特权阶层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势与中央政府周旋，最终获得了不输不入的特权，即不交税，不接受行政管辖。

如此一来，庄园主的独立性大大增强，而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掌控力则随之削弱。

为了保护庄园不受外来侵犯，庄园主开始武装自己的家族成员和仆从，形成了早期的武士集团。庄园内部经济自给自足，有充足的粮食供应与稳定的税收支持，庄民完全依附于庄园主，庄园几乎成了独立王国。

随着庄园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庄园主希望获得不输不入的特权，然而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于是，他们以曲线救国的方式创造出了一种新型的庄园经济模式——进献地系统庄园（也叫寄进地系统庄园）。

一些地方豪族选择将自己的土地进献给有权势的贵族和寺、社，尊其为领家（领主），自任庄管，从而变相获得了不输不入的特权。而这些领家中又有一部分人再将庄园进献给更有权势的中央大贵族（比如藤原氏），称其为本家，以换取获得更多的利益。

如此通过层层进献形成的庄园，即为进献地系统庄园。

俗话说：欲要灭亡必先令其疯狂！

藤原氏利用其得天独厚的政治优势（长期稳定的外戚身份）疯狂扩张庄园规模，强大的经济基础又反哺他们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势。两相作用最终帮助他们成为了日本平安时代最大的庄园主，而摄关政治便在这样的基础上被确立了下来。

白河法皇开设院政后，为了与藤原氏对抗，实施了种种手段，不断削减藤原氏的庄园，扩充自己掌控的庄园，此消彼长之下，他最后竟然取代藤原氏成为了日本最大的庄园主，而这也成为了其院政统治的经济基础。

庄园经济的管理模式有着天然的缺陷，本家高高在上，坐享其成，与庄民、武士无法建立直接的从属关系。

而作为代理人的庄管不仅负责庄园的日常管理，还要维护庄园的秩序和安全。在处理庄园内外的冲突和纷争中，庄管逐渐承担起军事领导的角色，从而成为了武士集团的首领。本家则渐渐失去了对武士集团的掌控。

因赐姓臣籍降下（天皇子嗣失去继承资格后，按照一定标准放弃皇室身份，转为臣籍）的伊势平氏与河内源氏便是这一现象的最大受益者。

在藤原氏摄关政治统治的时代，源氏与平氏很难跻身公卿体系，这给予了他们着力发展地方势力的机遇和动机。

他们既是地方上的大庄园主，又接受其他豪族的进献土地，同时还向中央的藤原氏寻求依附，院政开启后，又转向了白河法皇。正是通过构建这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让他们可以在庄管、领家、本家的多重身份中不断转换，从而积累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随着院政的出现，中央的权力斗争愈发激烈，原本相对和平的政治方式已经难以奏效，武装斗争成了各方势在必行的手段，于是地方武士集团便成为了彼此拉拢的对象。

保元之乱让源氏与平氏两大武士集团堂而皇之的登上了平安时代晚期的政治舞台。而在看清这些大贵族外强中干的现实后，源氏与平氏开始了彼此之间的权力角逐——平治之乱。

至此，公家政治（贵族集团主导的政治体系）基本瓦解，日本政坛的权力斗争进入到了通过军事手段决定政权归属的武家政治（武士集团主导的政治体系）。

最终的源平合战，源赖朝成为最后的赢家，将平氏与平安时代一同终结，建立镰仓幕府，开启了日本长达700年的幕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