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贾谊论》里说: “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 毛主席的战略思维看得非常远，他一心是救国救民于旧社会之水火，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有过很多次忍耐等待，其中，为了保住红四方面军的力量，毛主席忍了2次，可以说是充分展现了毛主席“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的一面。

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有10万人之众，兵力甚至比党中央还多，于是，他此时趾高气扬，有自立中央的念头。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张国焘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此时的张国焘觉得自己兵多将广，有足够的实力反对毛主席。但毛主席非常忍耐，对于张国焘一直采取劝说的态度。

6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常委会议，张国焘也来参会，他意气风发，骑着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身后卫兵一大群，在十余骑警卫的簇拥下飞驰两河口，排场非常大。

毛主席则率领着全体政治局委员走了十里路，在蒙蒙细雨中恭候张国焘的到来。为了留住红四方面军，保持红军统一，大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

两河口会议后，张国焘仍然不把毛主席的忍耐当回事，他拥兵自重，认为红四方面军是自己一手带出来的，是他张国焘的，于是，1935年10月，他制造了草地分裂另立中央，自任主席。

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到达陕北，1935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基于张国焘红四方面军也是党的军队，为了争取张国焘回心转意，同时，对外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形象，让红四方面军不再固执南下，重新北上与中央红军汇合。

毛主席再次展现了他的第二次忍耐，会议最终决定党中央不再称呼为党中央，党中央的对外称呼是中共西北中央局。我们要注意，这个中共西北中央局不同于后面党的派出机构西北局，他就是中共中央。正如李维汉在《初到陕北》中写道：“在瑞金时，苏区中央局是履行中央职务、领导全国工作的；到陕北后，改称为西北中央局，同样领导全国工作。”

对于毛主席的第二次忍耐，张国焘更加得寸进尺了。1935年12月5日，张国焘胆大包天，仗着自己兵力多，再次致电真正的党中央：“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俨然一副居高临下的中央领导人姿态。

但毛主席的两次忍耐，让军心都在毛主席这一边，红四方面军的大部分将士都站在毛主席这边。事后，张国焘的政策不得人心，红四方面军南下碰壁，最终决定和中央红军北上。虽然后续，红四方面军又分出了西路军，但还是有一部分核心力量留了下来，成为了红军不可或缺的重要作战力量。